我把闹钟定在6点15分。即使我在困倦中关掉，十分钟后，它会再度响起，直到把我惊醒。套上衣服、简单洗漱，我从四楼冲下去，该能赶上日出。

6点46分，朋友已经发给我太阳升起的时间。在日本，一切都精确，便利店里溏心鸡蛋的煮熟程度、会面的时间、礼物的包装，都要恰到好处。它令人安心，也带来乏味。比如新年日出，它升起的时间以及接下来的变化、现场的温度，都明确无误。

我对日出缺乏兴趣，比起被窝的诱惑，它逊色得多。我也对时间的转化并无感觉，或许，午夜是更好的划分方式。你不用睡眼惺忪，而在酒精、夜色中迎接未来。但铫子有种意外的诱惑，这里是关东平原最东端，以酱油与煎饼闻名，其犬吠埼港更是日本本岛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

C君的邀请，以及我对东京的某种厌倦，促使我到来。东京自成一个宇宙，但丰富也是一种压迫，让你失去探索的乐趣。两个星期以来，我的生活似乎困在了虎之门，在那几个咖啡馆、居酒屋、酒吧之间徘徊。一个一眼洞穿的小城常引起你意外的兴味。况且，经过三年疫情之后，这个新年的确意义非凡。

C君六十开外，消瘦、英俊，还有股热情。他是大连人，从事贸易，1980年代起就往返于中日之间，如今痴迷上大米种植，一心想在中国种出世界上最可口的大米。一幢白色的临海酒店，是我们的目的地。酒店的主人D君是位传奇人物，1980年代初，他被派驻香港，经历这个城市的黄金时代，从军方转入商业。他也受惠于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国，它与周边世界的贸易戏剧性地增强，其生意从无人机到酒店、矿产。他的运气并非总这么好，原想在日本收购酒店，重新装修再转卖给中国大公司。一切突变，他只能勉为其难地经营这些酒店，这是其中一家。

酒店兴建于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也是日本经济跃升之时，很快就将以“世界第一”的名头震撼世界。它的装修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一种新生的富裕感，时间并未立刻摧毁它，有种vintage式的舒适。你也可以想象，这在当年该多么时髦，面对太平洋，你比每一个关东平原上的人都更早看到太阳升起。但此刻，大厅空无一人，武士的铠甲、美人的和服，寂寥陈列，前台连个服务员也没有，要到樱花季，酒店才重开业。

当晚，我见到D君，寸头、运动装，健谈，一种北京大院式的幽默。从徐小凤的男友到哥本哈根的Noma餐厅，他皆有发言权。他年轻、漂亮的太太四处穿梭，照顾每一个客人的需求。我仿若置身于一场临时拼凑的大型家庭聚会，有曾在蒙古矿业中淘金的冒险家；有谈起去年就情绪激动的上海妈妈，把孩子送入东京的国际学校时发现，班上一半同学会讲沪语；一位日本女士晚些到来，她消瘦、头发盘起、颇有些年纪，脸上带着一丝矜持，又有种力量，坐下就端起酒杯，她是当地一份日报的社长。她是一个南方岛屿的后人，其家族能追溯到琉球王国，祖上是这个同时臣服于中国与萨摩的小朝廷的第三号人物。如今，她在这个关东小城运转一份报纸，还有个来自天津的丈夫，据说是个出色的按摩师。

这的确是个历史的小小缩影。中国的过往与现实，皆折射于这宴会厅中。几杯漂浮着金箔的清酒过后，我觉得少许晕眩，稍后浸泡于温泉中，更有一种失重感，一切变得轻巧，不知自己将飘向何方。

闹钟响过，我还是爬起来。日本人对日出的迷恋让我大吃一惊，犬吠埼的海岸线已站满了人，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像是一场祭祀，人们必须屏住呼吸。旭日准时出现，也像是所有陈词滥调的描述，先是云彩被镶上金边，然后它迟缓、有些犹豫地从海中浮出，像是一个巨大的咸鸭蛋黄，没错，还应是高邮腌制的。海岸上串成一条黑线的人群，让这一切更富奇观感，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有一个哥斯拉从太平洋中随太阳站起，才更为合理。太阳升起的速度比我想象的更快，不过十分钟，阳光变为金色，洒满海岸，白色酒店像是一块巨大的pancake。

我觉得饿了，新一年开始之际，及时到来的饥饿感，令人不无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