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范阳 2025-05-27 18:38 上海
一位毕业于西肯塔基大学的 Z 世代网红经济学家的故事。
题图来自我大学时期开始最喜欢的电影《Into The Wild》
最近与一些国内和国外的 Z 世代（ GenZ ) 的朋友聊天，学到了许多，也得到了启发。我觉得他们身上除了有每一代年轻人都有的追求自由和快乐的精神，更加强调希望自己加入有意义的创造过程（ 而不是机械刻板地“创业” ），不希望自己被标签化和工具化，追求更自主，更有创造力，也更喜欢“反主流和多样性的文化”，相信普世价值观和重视契约精神，讨厌欺压和欺诈。可能在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这些本来应该是我们获得的教育，只是慢慢这些变成了一种“不现实”。当然很多 Z 世代也更有赚钱意识和会营销自己。
引用一下上周和一位 Z 世代创业者的微信对话 （ 谢谢你 AS ! )
“我今天对咱们聊天内容又有所思考，特别是你提到 YC 在那个时代找到了那样一群人，而现在你朋友14岁的孩子都带着自己的“创业项目”了。十年前。中国创业者主要集中在资源驱动型机会：O2O、电商、出海、渠道套利，创业机会偏向资本密集型、关系密集型（ 需要政府背景、人脉、融资等等 ）。今天，个体创业浪潮正在到来，因为 AI 给了他们武器，社区给了他们身份，AI 工具、SaaS产品、信息流平台，极大降低了从 0 到 1 的门槛。知识型个体、自媒体创业者、小型垂直 SaaS、GPT 插件开发者都可以独立盈利。年轻人更相信产品、相信内容，而不是“老板人设”或“关系链条”。所以，正因为门槛的降低，想要创造点什么的"silent majority"（ 沉默的多数 ）也在增长。”
我们这段对话也谈到了虽然今天对人类重要的科学探索与的“大科技”创业依然需要很高的智力投入和资金门槛，但是终究会让更多新人参与进来现在只有少数人可以做的领域。
还有想分享另一位 GenZ 创业者对我说的 （ 也谢谢你 L ! ) ，在技术越来越飞快发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对待生命态度的进步，这决定了文明的上限。
总之有很多有志气的年轻人的想法就是努力获得财富的同时，用好的价值观改造这个世界。可能我也一直带着这种理想主义吧，所以我希望他们都能做到。自己最后才应该是自己的偶像，而不是任何一种模板。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有关于一位 “GenZ 网红经济学家”——凯拉·斯坎伦（ Kyla Scanlon ）的故事，她毕业于美国一所普通的大学西肯塔基大学，但是今天却比很多经济学教授对社会经济如何运转有深入的见解，因为她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课题，早已超过了许多当作是普通工作的专家。我最早听到她的名字是在疫情期间看到一个年轻人提出了 “vibecession（ 情绪衰退 ）” 这个概念，当时还不完全理解 vibe 的意思和感觉。而当今 vibe （ 氛围感或者情绪 ）这个词甚至变成了定义当下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 氛围编程，氛围治国，氛围经济等等。
凯拉·斯坎伦很明确地在互联网上说出她对于未来的愿景：一个政策和金融机制紧密配合的未来（ 比如绿色债券和碳定价 ），一个人工智能与人类利益对齐的未来，一个尊重创新与冒险精神的未来——前提是这些冒险是为了改善人类福祉而进行的。她的观点也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越多人看见和相信，这样的未来才有可能成真。斯坎伦通过一条条平易近人的经济学知识分享正在贡献自己的努力。
希望今天的文章对你有启发。
让资本主义重新酷起来的 Z 世代
The Gen Zer Making Capitalism Cool Again
作者：Shreeda Segan, The FreePress
编辑：范阳
发表日期：2025年5月22日
尽管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之一，Z 世代却越来越感到被资本主义体系“抛在了后面”。而凯拉·斯坎伦正是来帮助他们的。
凯拉·斯坎伦（ Kyla Scanlon ）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谈论自己的排便情况都比谈钱更容易。毕竟，厕所习惯并不一定反映一个人在人生中是否成功，而金钱却是极为私人的。金钱深深地关联着我们的自我价值感；银行账户的起伏往往反映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也暴露出我们的坏习惯与脆弱（ money is personal. Money is intimately tied to our sense of self-worth; the ups and downs in our bank account often reflect our most important life choices and expose our bad habits and vulnerabilities ）。面对网络上泛滥的金融建议却缺乏具体指引，人们往往选择回避审视自身财务状况。即使对那些下定决心改善个人财务的人来说，在面对新知识时，“机会成本也很高，”斯坎伦说道。
这位 28 岁的教育工作者兼经济评论员选择在人们熟悉的阵地——社交媒体信息流中开展事业。她那双锐利的水晶蓝眼睛频繁出现在全球各地的 Instagram reels 和 TikTok 上。她最受欢迎的一条 TikTok 视频，迄今为止已有超过 70 万次播放，解析了对冲基金经理迈克尔·伯里（ Michael Burry ）在 2021 年发的一条推文——他在推文中猜测美国经济正走向恶性通货膨胀。
她持续输出经济时事评论，无论是佛罗里达州飓风"米尔顿"登陆前解析洪水保险经济学，还是第一时间解读美联储会议动态，都引发广泛关注。
像一位熟练掌握绿幕指点技巧的气象播报员一样，斯坎伦毫不费力地化身为 TikTok 原生的“讲话头”（ talking head ）角色。她深知大多数观众并无金融背景（ 我们中有多少人知道“PMI第五阶段复苏”到底是什么？），但她从不居高临下，而是像跟朋友分享劲爆八卦一样与观众对话（ refuses to treat them with condescension, instead talking to them like friends with whom she is sharing hot gossip ）。她灵活运用流行文化元素，比如讲述伯里本人的 2015 年传记电影《大空头》，一边高速“速通”恶性通胀的简史（ 定义为月通胀率超过 50% ），一边快速切换各类关于债务与社会不平等上升的骇人新闻截图。她还特别提醒，“这不是我的观点，只是对伯里推文的拆解”，以此规避那些常见的“危言耸听”指责。
而斯坎伦的方式确实奏效。通过个人的诚意与运用社交媒体技巧的结合，她成功地让硬核的财经评论变得“酷”了起来（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personal integrity and social media savvy, she has succeeded in making honest financial commentary cool）。她在 TikTok、Instagram 和 X（ 原 Twitter ）上各自拥有约 20 万粉丝。她为《彭博社观点》（ Bloomberg Opinion ）、《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和《纽约时报观点》（ New York Times Opinion ）栏目撰稿，探讨经济政策与“经济情绪氛围”的现状（ discussing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state of economic “vibes” ）。著名公共经济学家、《自由新闻》（ The Free Press ）专栏作家泰勒·科文（ Tyler Cowen ）称她为“一股自然力量”（ a force of nature ）。尽管她只有一个本科学位，但如今却受邀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顶尖学府授课。
范阳注：泰勒·科文与凯拉·斯坎伦的播客访谈
https://conversationswithtyler.com/episodes/kyla-scanlon/
但对一个经常谈论金钱的人来说，凯拉·斯坎伦告诉我，赚钱并不是她的首要任务（ But for someone who talks a lot about money, Scanlon told me that making money is not her top priority ）。她用她一贯直截了当的语气说这句话，保持着她标志性的强烈眼神交流，让我不得不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斯坎伦解释说，她对金钱的兴趣始于童年。她在肯塔基州的家乡度过了“次贷危机”时期，身边的贫困现象普遍，这让她开始思考该如何帮助他人，并决定“金钱似乎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money seemed to be the way ）。从那时起，斯坎伦便对经济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好奇。
“你无法修复一个系统，除非你真正理解它。”她说。这句话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但如今愿意认真去理解经济的人确实不多（a willingness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y does seem scarce these days。《财富》杂志称斯坎伦为“Z世代最爱的经济学家”。但说实话，当今真正广为人知的 Z 世代经济学家又有几个呢？
Z 世代以热爱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著称，后者是首位获得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背书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作为一位名义上支持资本主义的网红，斯坎伦在这个背景下似乎成了一位令人意外的“民间英雄”。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但她从不否认她这一代人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相反，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理论来解释为何她的同龄人会感到被当代经济边缘化，并分享如何参与到这个“系统”中，而不仅仅是被动成为“受害者”（ never invalidates her generation’s negative feelings about capitalism. Instead she offers concrete theories for why her peers feel alienated from the contemporary economy, and offers advice on how that her peers can participate in—not just feel like “victims of”—the “system” ）。
在斯坎伦看来，这一代人中最激烈的批评者，确实指出了当今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全球气温的确在上升，住房价格越来越高，令许多美国人被排除在“美国梦”之外——而他们的父母似乎曾轻易实现过这个梦想。但斯坎伦并不幻想一个资本主义终结、气候变暖停止、房价随之回落的世界。相信这样的未来等于相信“一切激励机制会神奇地完美对齐，从而让经济即使不再增长，就业岗位也不会消失”。相反，斯坎伦的做法是接受资本主义现实，并教导她的同代人如何利用现有的经济系统做出积极的改变。
“我相信，未来可以比过去更美好。而这种改善，将来自于‘丰盛’（ improvement will come through abundance ）。”
凯拉·斯坎伦在 Instagram、TikTok 和 X（原 Twitter）上赢得了大量关注者。（ 摄影：Allison Nguyen，供 Arena 杂志使用 ）
斯坎伦的经济之旅始于高中。那时，她开始接触期权交易，是因为她看到父亲——一位在公司总部健身房工作的运动员——在晚上和周末观看投资网络研讨会。斯坎伦问父亲他在做什么，父亲没有直接告诉她，而是坚持让她自己去学习。他为她开设了一个家长批准的交易账户（ He opened her a parent-approved trading account ）。
斯坎伦立刻着迷了。那个夏天，她几乎把交易当作自己的全职工作。她回忆起自己每天花上数小时研究公司和制定股市交易策略 ( Scanlon recalls spending hours every day researching companies and formulating theses on the stock market )：
“我会想，‘我相信这家公司会表现得不错。我该如何设计一个仓位来从中获利？我如何分析隐含波动率和 Delta，来找出最优的交易方式 ( How can I design a position to benefit from that? How do I analyze the implied volatility and the Delta to figure out the best way to trade )？’”
后来，斯坎伦凭奖学金进入西肯塔基大学（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就读，本来打算主修工程学。但在第一学期，她阴差阳错地上了一门经济学导论课程。此前，她甚至不知道经济学或金融可以作为一个专业。很快，她就转了专业。
斯坎伦越深入学习经济学，就越发意识到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以及周围人对此了解之少（ the more she began to appreciate the complexity of the economy and just how little everyone else understood ）。“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不了解的系统里。下水道、自来水和电力都让人摸不着头脑。经济也一样（ We live in a system we don’t understand. Sewage, water supply, and electricity make no sense. The economy makes no sense ），”她说。
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斯坎伦转向了 Twitter。“在大学里，我没有朋友对期权交易或美联储的事情感兴趣。我有教授，但总不能和他们一起玩吧。所以我在网上找到了那些在思想和时间上都非常慷慨乐于分享的人。”
由于这种非传统的成长背景，斯坎伦比多数人更清楚普通美国人在经济基础知识方面的匮乏。作为一名二十出头的女孩，她很快意识到社交媒体打破传统社会壁垒、传播知识的力量（ she quickly discovered social media’s capacity to share knowledge across traditional social barriers ）。这种非凡的组合，为她成为 Z 世代头号经济学传播者奠定了完美的基础（ This uncanny combination would form the perfect storm for her future as Gen Z’s premier economic educator ）。
2021 年夏天，斯坎伦开始制作关于 AMC 和 GME（ GameStop ）等股票的视频——这些都是当时迅速崛起的 Reddit 论坛 r/WallStreetBets 社区的宠儿。
在一段 2021 年的视频中，斯坎伦对这种社交化投资现象（ the growing phenomenon of social investing ）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见解：她认为 r/WallStreetBets 的爆发并非源于人们对赚钱的渴望，而是出于一种在疫情期间稀缺的“寻求社群归属感”的本能（ looking for community at a time when connection was scarce ）。她以一贯的直率态度发表观点，却从未对 Reddit 上的散户群体抱以轻蔑或批判，而是始终以“他们也是有故事的人”来看待他们（ she treated them as human beings with their own story to tell ）。直到今天，斯坎伦仍自豪地说自己是 “FinTwit”（ 财经推特圈 ）的一员。
斯坎伦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是她创造了一个词汇：“vibecession（ 情绪衰退 ）”（ 这里的 vibe 也可以翻译为氛围，但是情绪更贴切一些，不过后文会用到“氛围” ）。这个新词用来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尽管从纸面数据上看，Z 世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之一，但他们却越来越感到被资本主义体系“抛在了后面”。正如斯坎伦所说，Z 世代在经济轨迹上的诸多期待都“未如预期”：由于疫情，这一代人错失了校园里那些至关重要的人脉和技能培养机会，许多人的第一份实习或工作甚至是从童年时期的卧室开始的，从未体验过“劳动带来的尊严与独立”（ many Gen Zers never got to experience the dignity and independence that can come from work—since they started internships and first jobs from their childhood bedrooms ）。而在如今的住房市场下，连收入六位数的大学毕业生都可能难以负担大城市的一间单人公寓。媒体（ 如《商业内幕》）不时发布“AI 与裁员让科技毕业生就业前景堪忧”之类的标题文章，让很多 Z 世代怀疑自己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所谓“情绪衰退”的土壤——斯坎伦将其定义为一种“经济指标看起来一切向好，但民众却普遍感觉生活在衰退中的”时期（ where the economy is doing well on paper, but where the general public feels like they are living in a recession ）。在接受 CNN 采访时，斯坎伦指出房价的不断攀升是“情绪衰退”的关键因素之一。她分享说：“美国底层 50% 的人的财富几乎全部绑定在住房上。”而当前的住房市场使得“代际财富转移”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即便股市一路上涨，人们的“感受”依然低迷。原因很简单：因为根本没有多少美国人可以参与——更不用说从中获益——于公开金融市场（ Because not enough Americans even participate in—let alone benefit from—public markets ）。
与那些更年长、往往更保守的经济评论者不同，斯坎伦从不责怪 Z 世代“玻璃心”或“缺乏奋斗精神”。相反，她把问题归因于“经济教育的缺失”和“社会结构的失衡”（ Scanlon does not blame her generation for feeling the bad vibes. Instead, she blames a lack of economic education and a lack of structural affordability ）。
当我问她是否将自己视为 Z 世代一员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她说，自己毕业正逢新冠疫情，这种时代背景就是这一代人之间“最强的共通因素”（ Graduating right into a pandemic aligns her with that generation ）。
然而，斯坎伦并没有止步于抱怨经济，也没有一味呼吁年长一代来“多教教我们”。相反，她选择成为自己希望世界上存在的那种经济教育者（ Scanlon tries to be the economic educator she wants to see in the world ）。她对同龄人充满同理心，并善于用流行文化评论中常见的语言、媒介和 meme（ 迷因 ）来解释经济体系中的种种谜团（ She is sympathetic to her peers and uses the same language, mediums, and memes used in pop-culture commentary to explain the mysteries of the economy ）。你几乎能在她的评论区“听到”Z 世代观众在欢呼：“她是自己人！她是我们的一员！”
2024年5月，凯拉·斯坎伦（ Kyla Scanlon ）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名为《 In This Economy? 》（《 就这经济？》），这是一部对传统经济学入门教材的当代表达方式的再构。在书中，她带领读者了解从供需等基本概念，到股市机制和财政政策等复杂议题的全部内容。但斯坎伦在开篇就提出了她标志性的假设：“氛围就是经济（ Vibes are the economy ）。” 她写道：“消费者情绪——或者说更全面的‘氛围’——不仅影响我们借钱、花钱、存钱和挣钱的方式，还能直接推动食品价格、油价、住房成本、工资水平等方方面面的波动（ “Consumer sentiment—more holistically, our vibes—not only affects how much we borrow, spend, save, and earn but also moves the needle on food prices, gas prices, shelter costs, wages, and more ）。”
出于策略考虑，斯坎伦尽量在自己的经济教育内容中保持中立，避免流露个人观点——她希望自己的内容能够吸引所有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但尽管她的许多同龄人已急于将所有社会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斯坎伦却并未加入这一阵营。在《 In This Economy? 》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中，她以“丰裕心态”（ The Abundance Mindset ）为题，第一次明确表达了她对未来的期望：一个政策和金融机制紧密配合的未来（ 比如绿色债券和碳定价），一个人工智能与人类利益对齐的未来，一个尊重创新与冒险精神的未来——前提是这些冒险是为了改善人类福祉而进行的（ where policies are aligned with financial mechanisms (like green bonds and carbon pricing), AI is aligned with human interests, and innovation and risk-taking are celebrated—so long as those risks are take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elfare of people ）。
她写道：“我不是‘零增长主义者’（ degrowther ）。我相信，未来可以比现在更好，而这种改善将来自‘丰裕’的状态。它会来自对医疗、社区和住房的投资，也会来自用不同的视角看待移民。我们确实可以拥有比现在多得多的东西，但那个世界只能通过花钱和增长来实现。”
斯坎伦坦言，随着经济政策与政治愈发难解难分，她的政治立场也变得越来越公开。虽然采访是在 2024 年总统大选之前进行的，但她已对选举结果将如何影响住房政策与女性权利表示出担忧。
不过，她依然对美国应对经济压力的能力抱有乐观态度。她特别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韧性：“我知道很多人会因为我说这话而对我大喊大叫，但在疫情期间，我们确实见证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奇迹。我们可以操控利率，而我们也看到了财政政策在抗衰退时所能释放的巨大力量。”她列举了刺激支票（ stimulus checks ）、学生贷款暂停、以及暂停房租追缴等政策，认为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疫情带给普通人的负担。她甚至说：
“新冠是一次天然的、完整的经济政策实验。它当然伴随着巨大的悲剧，但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哪些政策奏效，哪些不奏效。”
凯拉·斯坎伦（ Kyla Scanlon ）的乐观主义并不是盲目的热情，而是一种带着现实主义清醒感的理性乐观——尤其当谈及当今经济中最充满泡沫、同时也最令人充满希望的领域：科技投资（ technology investing ）时更是如此。
斯坎伦认为，我们需要“看得比初创企业更远”，才能理解资本主义如何真正让未来变得更好（ Scanlon professes to see “beyond start-ups” in terms of how capitalism can make the future a better place than the present ）。她承认硅谷在改善世界方面确实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也指出：科技初创企业并不具备解决集体行动难题的工具——例如住房、医疗保健，或者能提供像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服务。
她分析道，风险投资（ VC ）运作的前提是对高额回报的预期，因为他们押注的是未经验证的产品，因此必须看到“可能的巨大倍数（ multiple ）”回报。但现实是：许多对于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行业，从结构上就难以带来这种倍数增长。她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局限：
亚当·诺伊曼（ Adam Neumann ）——WeWork 联合创始人，后创办住房项目 Flow，试图将房产转化为科技公司的“平台型增长”。
奥斯汀·奥尔雷德（ Austen Allred ）——创办在线技能学校 BloomTech（ 原 Lambda School ），试图将教育变成“可投的科技产品”。
斯坎伦指出，这两者都显示了将风投逻辑套用到住房、教育等实体公共服务领域的失败 ( venture capital model failing to scale outside of software )。
斯坎伦构想的资本主义未来，是实体世界居住体验大幅提升、市场机制回归改善民生的本位 ( where markets are relegated to their rightful place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e )。
斯坎伦最喜欢的“现实世界乐观主义”象征？塔吊（ cranes ）。
她说：“它们是经济指标，象征着新建住房、城市更新与增长的希望。”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fp.com/p/the-gen-z-influencer-making-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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