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诺特博姆认为，即使是太平盛世，旅馆就已经具有监狱属性。《诺特博姆旅店》第一篇里断言“旅馆是一个封闭世界，一个和外界划清界限的区域”，从表面来看人人都能自由出入旅馆，但住客出现在那里并非偶然，他们都是某个特定团体的成员——“他们的客房，无论简朴或是豪华，都成为了他们的牢房。一旦关上房门身居其中，就等于从这个世界抽身而出。”

然后，笔锋一转：“作为一个每年都会在旅馆勾留数月的人，我有一个致命的个性弱点：害怕旅馆着火。”诺特博姆把旅馆火灾与空难相提并论，他入住旅店后做的第一件事总是细读安全规则，正如害怕坐飞机的人上了飞机第一件事是阅读安全指南，找到离自己最近的紧急出口。我想到自己也会每年在旅馆住上好几个月，竟然从没留意过安全规则，那么现在不妨来关注一下贴在门背后的火灾逃生规则：

遇火灾或紧急情况时，请立即拨分机“0”通知前台。

听到火警后，请在离开房间前关闭所有门窗。

请立即按最近的疏散线路离开房间。

不要使用电梯。

这段文字旁边画着紧急疏散图，也就是楼层平面图，绿线标出逃生路线，红点标出我所在的2123房（注明“阁下在此”）。酒店21层一共有24间房，大小不一，由于平面图不是规则的长方形，两头短中间胖，位于中央的客房面积要比两端的房间大四分之一左右。我的房间不大不小，紧邻电梯（火灾时无用的电梯），离楼梯也近，出门往左前方冲过去，一个箭步就到楼梯口。读完指南，默默在头脑中预演一遍：拨分机“0”报警，关窗，夺门而出，向左前方冲去。

当然，正常情况下不允许随便开门。“隔离观察期间禁止离开所居住的房间，禁止相互串门，如因违规造成本隔离点疫情传播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手上这份“隔离酒店告知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拿到这份告知书前必须签一份“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留验）承诺书”，交5600元，然后领钥匙，乘电梯到21层，找到2123房，开门，进门，关门，自己把自己关起来。

房间里有股烟味。不是新鲜的烟味，是我害怕的那种沉积了相当长时间的烟味，像中年人的坏脾气，不尖锐，但是顽固不化。

窗子很大，窗帘完全拉开后只见玻璃外的上海像一块白茫茫的电影银幕，远处有重峦叠嶂的楼房轮廓。玻璃只能拉开几厘米，无法探出头去，我试着把脸贴近窗缝，鼻子勉强钻出窗缝呼吸外面的空气——梅雨天的味道，潮湿，不太新鲜。

床头电话机旁有个禁止吸烟警告牌。拨“0”，电话那头响起一个女高音：“哪能？”（沪语“怎么啦？”），一听就是个厉害的本地女人。我说房间里有烟味，我对烟味敏感，能否换个房间。

女声不假思索地数落了我一番，要点有三：一，你太娇气；二，酒店规定禁烟，如有烟味不是酒店责任；三，平常要换房间可以满足，现在不行，你们都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换一次房间就要彻底消毒一遍，谁来承担这额外的工作量？我败下阵来，羞愧道，那我不换了行吧，凑合住十四天算了。放下电话瘫在床上，头痛欲裂，床倒舒服得很，往左翻个身，再往右骨碌碌滚一圈。豌豆公主也是委屈，不见得事事娇宠，也许只是不幸对床褥硬物敏感。新鲜的烟味我是不怕的，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吸烟，自己年轻时也吸过。怕只怕长久郁积在室内已经发馊的烟味。

合上眼睛，那股气味像令人耿耿于怀的某一桩不快，总也忘不了。不知这烟味是多久以前留下的，几个月前？一两年前？酒店被征用为集中隔离点的历史顶多只有几个月，但营业时间说不定超过十年。睁眼看见天花板上的顶灯，扁圆形，设计成鸟巢状，可能是北京奥运前后装修式样。

有一年冬天，我被当成非法移民抓起来，在美墨边境德克萨斯州美国移民局埃尔帕索拘留所关了十来天。那座监狱，名义上叫“接待审核中心”（Service processing center），在我这个软件工程师眼里“Service processing”一词很IT，第一时间想到电脑术语“服务处理”而不是“接待审核”。狱友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另有两名波兰人及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法国、白俄罗斯、冈比亚人各一，关在那里等候“处理”——或出庭，或驱逐出境。牢里是允许吸烟的，但严格规定时间段，定在午餐后。每次吃完饭，狱友们会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儿摸出香烟叼在嘴里，缠着看守吵嚷：“Chief, chief, smoking time!”

狱卒被我们亲昵地称为“头儿”（Chief）。每天的抽烟时间也就是放风时间，活动范围仅限于牢房外的红墙大院，长40步，宽30步。人人都很珍惜放风时间，不管吸不吸烟，总是倾巢而出在院子里蹓跶。有的人叼了烟卷就像七十年代拉美革命家，有的变作落魄艺术家，不能不说香烟是一种很厉害的化妆手段或“时尚配饰单品”，类似胡子。

每周六固定是买烟的日子，流动香烟贩子的到来就像节日一样，这是监狱里绝无仅有的经济活动。按理说入狱时所有随身物品都被扣压，连内裤、首饰都要脱掉，一丝不挂，身上不可能有现金。不晓得狱友们买烟的钱是从哪里来，但我知道许多事情都无法用常理考究，世事大抵如此。

假如我是烟民，关在禁烟的隔离酒店这十四天又该如何生存？没有露台、阳台、放风的大院或机场里那种封闭吸烟室——每次见到机场禁区内透明隔绝的吸烟室，一群人挤在里面吞云吐雾，都觉得是人间一景，大监狱里的小监狱。十四个小时越洋飞行对烟民已是煎熬，十四天不许抽烟那还让不让人活？瘟疫时代，总有人拿“你活下来就不错了”来叱责人性中的一切非分之想，我要是烟民，除了公然违禁别无他法，我会在那条几公分宽的窗缝前消磨大量时间，努力把烟吐出窗外。至于烟灰，就从21层高空掸洒下去，直到灰飞烟灭，让烟头以自由落体或抛物线方式坠楼，房间不留罪证。

好在楼下是一大片杂乱空旷的工地，乱扔烟头不会有罪恶感。还可以抛些别的东西解闷，比如纸飞机。那份“隔离酒店告知书”拆了订书钉就变成五张A4纸，可以折成五个大飞机，或对半裁开就可以折成十个小飞机，从21楼的窗缝陆续起飞，盘旋俯冲，飞进上海的天空。

凌晨在金边起飞时，我乘坐的航班是当晚唯一的出发航班。办登机排队处，地上画了许多黄框，休息椅上打着大叉，提示“社交距离”。乘客中有好些全副武装身穿臃肿防护服的，这段时间各国机场只要有中国人出现就像在演《生化危机》。柬中英三语“公共卫生通告”的中文版是“若您有感冒的症状，请带上面膜”，意思是戴口罩。候机楼里恰好有网络，我按航司指示扫码填报“海关旅客指尖服务小程序”，怎奈填完提交不成功，急得暗骂“人工智障”。登机后，空姐手举二维码牌子在机舱里来回巡逻，敦促所有人抓紧填报，可是这里已经没有网络，而我的柬埔寨手机卡流量已用光。空姐取来手写版出入境健康申明卡让我填写，同时警告说，在线填交才能保证有效，交手写版的话到了目的地可能不让下飞机。我自责为了节省八美元没有续充手机月费而坏了大事，同时很疑惑，没有智能手机的人该怎么办，可能就像《我不会用智能手机，你们是不是准备让我去死》那个故事里的老大爷，因为没有手机没有健康码，在当今社会寸步难行，坐不了长途车，从安徽到浙江投靠亲戚只能徒步几百公里，风餐露宿，想想真叫人难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自认为是被二维码、移动支付、小程序之类“人工智障”体制排斥的时代落伍者，和那个老大爷是同类。这么一想，心里倒慢慢安静了。

登机时测过体温，36.2度。升空后广播通知不准更换座位，空姐挨个给我们再次测体温，我的数字是36.7。相信这些数字连同我们的座位号、姓名、证件号都会为“大数据”做贡献。航路图显示，离开金边后向东北飞行，出柬埔寨，穿过越南本土飞进南中国海上空，掠过西沙、东沙群岛，在潮汕海面飞入中国大陆领空。这趟两千七百多公里的航程将飞行三小时四十分，相当于广州到沈阳，为此我付出了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元机票钱，是正常价格的几十倍。

三月份以来，先是回国航班取消，紧接着又被“五个一”阻挡，不得不在柬埔寨滞留了三个多月。若不是因为突发事件，父亲节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在上海家中跌伤住院，我决不肯向天价机票屈服。幸运的是，我的编辑为我申请到五位数的预支稿费可解燃眉之急，另一位朋友又奇迹般地帮我抢到一张机票——尽管价格涨了几十倍，金边飞上海始终一票难求，难怪网上有人说“五个一”形势下的归国航班是“金蛋航班”。

据说航空公司要求疫期航班客座率维持在75%，而我飞的这班肯定超过90%，极为火爆。机舱所见的确如此，乘客与乘客之间根本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似乎航司并不担心航班被“熔断”。好在柬埔寨是新冠病毒疫情最轻微的国家之一，几个月来本土和输入病例累计不到两百例，至今无一人死亡，连重症都闻所未闻，而且绝大多数患者都已治愈。但愿同机乘客没有所谓的无症状携带者。

金边时间凌晨一点三十五分，测过第二轮体温后，机舱灯光调暗，我戴上耳机听手机里安德烈·加夫里洛夫弹的《法国组曲》，断断续续睡着复又醒来三四次。在平流层听巴赫，心感悲伤。从接到家里出事消息到登机起飞，两天时间忙得像打仗，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不过我知道，到了上海也无法立即赶往医院，更无法马上回家，等着我的是十四天强制自费隔离。上飞机前发了一条朋友圈征求意见：十四天禁足该怎么打发才好？写隔离日记？苦读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或跟视频学太极拳？朋友们的提议五花八门：开抖音直播，做瑜伽，练习冥想，更多的是为我开隔离书单：《疾病的隐喻》、《三体》、《古拉格群岛》、《存在与时间》等等，这些书我电脑里倒是刚好都有，却没有心思重读。有一条留言令我一怔，一位和我一样滞留国外的朋友说：“堆个坛城吧。”我问用什么材料，他答：利用身边最方便的材料即可。

又一次醒来，耳机里盘旋着B小调法国组曲里那首由一个简单乐思生发出来“洗脑式”不停转圈的小步舞曲。我把手表拨快一小时调成北京时间，再把手机屏幕首页的谷歌地图、《纽约时报》、维基百科等App逐个移到后页，把高德地图、滴滴出行等拖到前页，打开后盖取出柬埔寨电话卡换上中国手机卡。完成这一系列登陆前的必要操作，就像完成了身份转变，这时机舱广播里隐约在说什么“健康”，空姐过来挨个问每个人最近十四天有没有感冒发烧，有人以剧烈咳嗽作答，声音传自右后方。凌晨五点十一分空姐第三次给我们量体温，我的数字是36.6。这一轮测完，飞机埋头下降。

突然想到中国手机卡里还有流量，我决定向二维码投降，一落地就开机重扫健康申报二维码，“职业”一栏填“无业”，犹豫片刻后改为“自由写作者”。后面有发热、寒战、干咳、咳痰、鼻塞、流涕、咽痛、头痛、乏力、头晕、肌肉酸痛、关节酸痛、气促、呼吸困难、胸闷等十几项，一律勾选“无”，居然提交成功！手机屏上亮出“您的健康申报码”几个字，后面是条形码、二维码，落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长舒一口气，忽觉右额隐隐作痛，想到刚才勾的“头痛——无”，我幸灾乐祸地对自己说：你要改也来不及了！

六点零七分被准许离开飞机，天已彻亮，浦东机场空空荡荡。顺着指示走到一处简易棚房做咽拭子核酸检测（谢天谢地，不是别的身体部位），塑料袋装红色采样试管上印着四个字“梓健生物”。一阵潮湿微风吹过，我意识到简易棚房处于露天室外，也就是说，此刻是我滞留国外数月以来首次吸入祖国的空气。

一路扫码、填表、再扫码、再填表，每一次扫码操作都是对“我回国了”这一事实的再确认。行李提取处屏幕显示，金边航班是当天第一个到达航班。出关后来到“上海旅客转运等候区”，整个过程顺畅得令人意外。更意外的是在“静安区”接待点牌子下一等就是六个小时，比飞行时间还长得多，大概是要等后续几个航班的乘客都下来，坐满一辆大巴才把我们拉到区里。抵达隔离酒店，已是下午两三点钟。

工作人员说：“先别下车，里面在放人，等放完人再进去。”酒店开了两个小门，分别标注绿标、黄标。我们坐车上等，几分钟后果然有几个人拖着行李手拿A4白纸走出绿标门，我在他们身上预见到十四天后被放出来的我自己。

我们从黄标门进。诺特博姆说得对，住旅馆不是偶然事件。如果说“住客都是某个特定团体的成员”这句话搁在太平盛世还只是个隐喻，那么它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就不再含蓄，绿标黄标已经明确界定我们的身份。

头疼欲裂，黑暗里听见隔壁窸窣声，外面汽车碾过路面，不知哪里传来管道闷响，由远及近，忽而远去。

我觉得我活不过2020年，甚至不能够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了——突如其来的一个奇怪想法把自己吓了一跳，竟然就醒了。

抬手看表，午夜零点。两千七百公里外的金边，此时还是昨晚十一点。一小时的时差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旅行带来的困惑不只有时差（Jet lag）这一种，还有“地差”（Place lag）——波音747飞行员马克·凡霍纳克在《长空飞渡》中提出来的概念：由于我们对地理空间的固有认知跟不上因为旅行（尤其是长途飞行）带来的位移，以至于旅行者的空间感受能力遭遇挫折、错位和阻碍。醒来不知身在何处，是旅途中常有的事。对这种“地差”，我说不好究竟是怕还是爱，就像对梦境和音乐带来的感受一样。我在手机上建了个文档专门记录旅途中的梦，文件名叫“流沙”：

梦见在西雅图逛，一圈圈坐轻轨，每次在同一站下车换巴士，那巴士总把我载回同一个起点，像校园，像公园。城市长相显然不是西雅图，却有个无声的声音定义它为西雅图。从外表判断，接近洛桑或者佩萨罗。在我一圈圈周游城市的时候，城里正发生着什么，似乎有一个有关喜马拉雅地区的研讨会在那很像校园的公园里进行着。这件事的进展我是知悉的，空气中的震颤已经通报了一切，但我无意探知细节，仍不厌其烦在城中陀螺转。直到某个时刻，研讨会传出某个爆炸性的消息，据说与一位年轻的学术明星有关，我终于决定混进公园里一座图书馆似的楼里看热闹，里边正在开发布会，一个印度女学者慷慨激昂……

这段记录没完成就记忆中断了，两年前在重庆仙女山做的梦。我发现文档里有好几个梦都跟音乐有关，比如：

云雾飘渺的山间，一座小木房子，传出似有若无的音乐。好奇走进去，却是家别有洞天的唱片店，像旧金山金门公园“勺柄”上的“阿米巴”那样的（不知道这家店还存在不？），一个嬉皮打扮的年轻女店员懒懒的靠在堆得小山一样高的黑胶唱片旁抽烟。我在唱片丛中慢慢逛，一首接一首听着歌，似乎都是六七十年代民谣。随机抽出一张唱片，问店员：这个好听吗？她不接话，拿过唱片放到机器上：“加，加，加，加……加德满都！”我听得泪流满面，醒了，在雨声中醒来——衢州在下雨。哎，加，加，加，加……加德满都！

是某年五月在衢州做的梦，Cat Stevens有首老歌就叫《加德满都》。另一个梦是有一次在北京听过普列特涅夫钢琴独奏后的收获，那时刚从欧洲飞回，正被时差侵袭：

好像在西伯利亚哪个小城吃饭，四周都是白桦树，安安静静的小镇，却是讲英语的，有点北欧人说英语那种淡淡的口音。吃的什么记不清，末了埋单，我看了数字很狐疑，叫了服务生问价钱怎么那么贵，要看明细。似乎不是卢布也不是欧元结算，很奇怪的一种货币单位，也记不清了。服务生就一项一项告诉我前菜多少钱主菜多少钱，Blah blah，最后说，账单包含一个罚单，你被镇上的人告发在我镇犯下Pedophile罪行，所以给你开个罚单，你就和饭钱一块儿付给我们餐厅好了。我跳起来：什么？有证据吗？对方冷笑一声，指向窗外。我往窗外看去，远处白桦树林里有个少年身影，向这边望着。我对服务生说，咳，什么Pedophile，那是我自己呀，十四岁的我自己！然后醒了。

同一年，早几个月，一次飞往欧洲的旅途之前，在上海家中记下一个白日梦：

听音乐会，四方形无窗小屋，听众皆面目模糊，演奏类似极简派的曲子，以弦乐泛音持续音为主，间以拨弦。乐队是隐形的。某一刻，四方形屋子的墙壁像回南天一样渗出汗珠似的凝水，音乐被讨厌的电话铃声打断。

此梦无关时差也无关“地差”，却预告了几天之后长途飞行即将导致的迷惘感受。时差和“地差”都是渺茫生命中让人惧怕又迷恋的“灵薄狱”（Limbo），一种“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悬空感，就像此时，茫茫黑夜，我在上海但又不在上海，我跟上海的距离似乎只能用时间衡量：十四天。

十四是个略显尴尬的数字，因为它是七的倍数。7是个尴尬的质数，它的存在感或许来自《创世纪》，据说神用六天时间创造宇宙万物——光明、水天、陆地、星辰、动植物和人类，第七天造物主犯了懒，规定为安息日。然而我觉得这故事也许存在另一个渎神的版本：第七天，神一不留神造出了病毒，害得人类不得不投入双倍时间对付它，隔离十四天就是这么来的吧？

十四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顶多算一次小规模的有期徒刑。但我相信有期徒刑也能折射出无期徒刑。三年前在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看到谢德庆回顾展，题目绝妙，叫“做时间”，是从“Doing time”硬译过来的。英文动词“Do”和中文的“做”一样是多义词，“Doing time”搭配起来就成了俚语，意思是服刑。“做时间”展出了谢德庆年轻时的代表作《打卡》，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整整一年，每隔一小时打卡一次，一天打24次，昼夜不息，日复一日。我看到的展品无非是密密麻麻的卡片以及艺术家每逢整点与打卡机的合影，从365张卡片（每张打满24格时间印记）和8760（=365×24）张照片里可以想象谢德庆是怎样度过那一年的：他用特制的强大闹钟系统逼迫自己每到整点醒来打卡，365天没有一天能睡上超过一小时囫囵觉。起初我觉得他像现实版的西西弗斯，周而复始推石上山，以一己之力对抗时间流逝，可是打卡这件事挺可笑的，远不如西西弗斯那么悲壮，上班打卡是对体制的屈服，打卡本身并非工作，谢德庆进一步把打卡变得更无聊、更机械、更荒谬，打卡成了他的全部“工作”，为打卡而打卡，为服刑而服刑。谢德庆说“生命是无期徒刑，生命是度过时间，生命是自由思考”。和一生比起来，打一年卡只是有期徒刑，谢老师用他那种工程师式的严谨、苦行僧般的自律让我看到有限时间中的无限循环。他好像是在用时间做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砌他的坛城。

不知几时，半睡眠中听到远处答录机似的声音：“请注意右转弯，请注意右转弯”，隔半晌，变为“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

再次进入半睡眠，楼上“咣当”一声，似有重物落地。什么东西能发出这样重的声响？电视遥控器？马克杯？矿泉水瓶？可能是马克杯。

醒来神清气爽，头不疼了。一看时间已经八点四十一分，忙不迭从桌上抓起体温计塞到腋下。按“隔离酒店告知书”规定，每天上午8:15和下午12:30要自测体温发到微信群。几分钟后拿出体温计，左看右看只有35度多，觉得太低，胡乱写36.5发到群里。还好，我没有拖后腿，前面有五人：36.5、36.6、37.0、36.5、36.6，另有两个比我还晚几分钟报体温，一个是35.6（可见35度多也没啥，我后悔没有如实上报），一个是36.1。

体温群也是一个小社会，成员明显分两类，一方是管理者，昵称五花八门，有叫“水中楼”的，有叫“心如止水”的，看不出各自身份是酒店工作人员还是医务人员或别的什么，而另一方都是同一天入住的被隔离者，按要求每人昵称必须改成房间号+姓名的格式，但多数只写了姓。我数了数，连我在内当天一共住进八个人，“2105白”、“2107潘”等，八只同命鸟，住同一楼层，同一天关进来同一天放出去。那七位的微信简介显示定位有波兰、台湾、日本，还有厄瓜多尔的，当然不一定都是真实信息，他们可能也会想我设置的定位“朝鲜”是不是假的。体温35.6度的那位是唯一没在昵称里写房间号的，自称“老臭屁了”，够特立独行！我寻思要不要加这位“老臭屁了”微信，采访一下他/她，但遏制住了好奇心。

当年在美国蹲监狱，牢房就像集体宿舍，狱友与外界隔绝但彼此没有距离。我住的牢房编号是8-阿尔法，我的囚号是120501656，大家都叫我“China”。同牢的冈比亚人（绰号“Africa”）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8-德尔塔牢房关着两名中国人，他安排我与两位同胞见面，地点在监狱阅览室。每间牢房每天有若干名额可去阅览室放风一小时，对好时间就可以碰见其他牢房的人，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约人在阅览室的厕所做爱。

“2122陈”应该是我邻居，但不确定2122房在2123的这边还是那边。我把耳朵贴在一边墙上听了一会，无声，贴另一边，还是无声。走到窗前，却闻到外面飘来新鲜烟味，抽烟者一定隔得不远，判断不出烟味来自上下还是左右。也许就是“2122陈”，正站在2122的窗缝前，无声地把烟吐出窗外。

突然觉得饿了，开门拿进早餐，粥已凉，馒头微热。趁开门之机，看清对面房号是2109，不在体温群里。

饭后散步，宽六步，长十一步。长十一步，宽六步。步子走得碎一些，也可以是6×12步。一边踱步一边盘算：若要精确测量房间面积也难不倒我，“隔离酒店告知书”就是现成的量尺，A4纸尺寸210毫米×297毫米，国际标准哦。

内循环时代，偶然发现身边还存活着超越国界的标准和价值观，总会令我惊讶，哪怕它仅仅是打印纸的规格。又想到，这家快捷酒店属于一个国际连锁集团，多年前曾在电视台投放过一系列品牌广告，戏仿《急诊室的春天》或《中国综合症》：手术台上，病人的生命被成功挽救，或者过热的核反应堆被及时降温，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化险为夷的那个人竟然不是专业人士，只是打酱油的路人——他摘下口罩露出真面目，旁边的护士惊讶道：原来你不是某大夫啊？在另一条广告里，核电站控制台的工作人员充满敬意地问他：你是新来的吗？那人微微一笑，故作谦虚道：不是啦，我只是来这里参观的，昨晚就住在某某快捷酒店。再聪明的广告创意，重复次数多了也就沦为抖机灵，然而它还是成功地让我知道了这个品牌想营造“平民英雄”的形象：我不是五星级，但你也别小看我。

订房网站显示，酒店2008年开业（这个年份完美解释了房间灯饰为什么被设计成鸟巢形状），2018年重新装修，一共有472间房，除高级套房外全部“订完”——“建议您更改入住时间或选择其他酒店”，隐而不宣它被征用为隔离酒店的事实。最后一条住客点评终结在2020年1月20日，一个重要节点，官宣“人传人”的日子。

手机地图显示酒店距离我家仅有1.5公里。滞留柬埔寨的三个多月里，因为机票价格令人绝望，只能无止境地滞留。忽然间，2700公里缩短到1.5公里。尽管依然有家难回，但已经看得到隧道的尽头：1.5公里，14天。无期改判有期。

目前身陷其中的这个宽6步、长11步的房间，相当于回家路上的中转站，旅途和家之间的“灵薄狱”。有一年从科伦坡飞北京，在迪拜中转，本想利用转机的二十几个小时进城逛逛，住一夜，谁知边检官拒绝发给签证，只好滞留迪拜机场，在转机区里的酒店临时捱了一夜。住机场酒店总是迫不得已，每次印象都很深，也许因为机场酒店是最孤独的一类酒店，禁区内的机场酒店尤其如此，一方面有监狱属性，放风范围仅限于机场禁区（转机区本身就很“灵薄”，护照上盖了前一个国家的出境戳却没有后一个国家的入境戳，处于“不在任何一国”的悬空状态），另一方面它又让人获得某些异样体验，比如穿着酒店拖鞋就可以直接走到转机区的免税店去“Window shopping”，与各种西装革履的、穿阿拉伯长袍的、蒙了面拖着拉杆箱的国际旅客摩肩接踵，而我两手空空，只想买一杯冰激凌，趿拉着拖鞋边吃边走回我滞留的房间。

从前旅行者滞留荒野沙漠就有故事可讲，现在的人恐怕只有滞留星级酒店的机会。有一次，从纽瓦克飞回国，航班延误七小时，抵达北京已是深夜，赶不及当天转往上海的航班，航空公司安排我在京郊顺义一家民航酒店过夜。酒店里除了大堂吧和一家叫“翠箸园”的中餐厅，还有“欧陆厅”、“蒙古包餐厅”和“瑞士西餐厅”，光看名字就觉得荒唐而有趣。第二天吃早饭时，餐厅里的人一半是苗条好看神采飞扬的青年男女，都是一大早就要出勤的机组人员，另一半是我这种满脸倦容深陷时差的误机滞留旅客。

像这样不幸落入“灵薄狱”的感觉有时会莫名让人着迷，托尼·惠勒就把曼谷老机场（廊曼机场）的Amari酒店列为他最喜爱的酒店之一，引得我也想尝试。有一次飞到廊曼正好是深夜，给了我就近投宿的时机，我找到位于出发层和到达层之间那个隐秘夹层，一条阴森走道通向Amari酒店。这条通道在一两点钟的凌晨只能用Spooky来形容，像会发生凶杀案的地方，又像切换时空转入另一次元的秘道。很多年前，当廊曼还拥有BKK机场代码的时候，这条通道、这家酒店应不至于如此萧索，后来BKK被素万那普机场夺走，廊曼沉寂一段时间后又以DMK代码起死回生，终究丢失了原有的灵魂。酒店也一样，昔日托尼·惠勒心目中的最佳机场酒店已经丧失灵魂，但我毫不介意，只要卧房面对停机坪它就依然是如假包换的机场酒店。填完住客登记表，我问那位体形远比一般泰国女人肥硕的前台小姐：“房间窗外看得到飞机吗？”她忍着哈欠微笑道：“你的房间是朝向泳池的，先生。”那一刻，我无比失落。

至今还未有过在同一家酒店一住就是十四天且不能出门的经验。十四天无法更换毛巾枕套被褥，不可想象。入住时发给7卷卫生纸、28小瓶饮用水、14个茶包，红茶绿茶各7袋，让我想到计划经济年代的定量供给制。每个数字都是7的倍数，有种说不出的恐怖感。每天一杯茶的额度对我来说有点不够，幸好在金边买的花草茶没有喝完——马鞭草和洋甘菊，与红茶绿茶合起来凑成42个茶包——必须是7的倍数，我也染上了数字强迫症。于是规定自己每天上午一杯茶，今天绿明天红交错开来，下午统一喝马鞭草，晚上统一喝洋甘菊。这样可使十四天的生活形成某种框架，或者说，用我的体系对抗它的体系。瓶装水被我放到写字台上一字排开，每喝完一瓶就把空瓶子搁到沙发背上，里面丢一个用过的茶包袋。如此，像沙漏一样，此消彼长，此岸的瓶子逐渐移到彼岸。这个小实验称不上坛城，只能算沙漏。

14是个尴尬的数字，但掐头去尾变成12就立刻改观。12能被最小的两个质数2和3除尽，比14可亲。很多事物都含有“12”，比如音律。

一个八度刚好由12个半音阶组成。想到这点，我默念“尤里卡”，做坛城的材料找到了。手机里存了安德拉斯·席夫早年弹奏的全套巴赫《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皇皇巨作两大卷，每一卷都包含从C大调过渡到B小调的12个大调、12个小调上的24首前奏曲和24首赋格曲，总计96首乐曲，若平均分配给12天，第一天听第一卷的C大调前奏曲和赋格、C小调前奏曲和赋格、第二卷的C大调前奏曲和赋格、C小调前奏曲和赋格这四首前奏曲和四首赋格，第二天听第一卷的升C大调前奏曲和赋格、升C小调前奏曲和赋格、第二卷的升C大调前奏曲和赋格、升C小调前奏曲和赋格，以此类推，第十二天听的是第一卷的B大调前奏曲和赋格、B小调前奏曲和赋格、第二卷的B大调前奏曲和赋格、B小调前奏曲和赋格。剩下两天，倒数第二天把第一卷完整再听一遍，最后一天把第二卷完整听一遍，岂不完美。近300分钟的录音在14天里一共播放两次，这个“砌城”计划看似宏大，但做一下乘除法就会发现，听完两遍《平均律》所用的时间只占14天的3%不到。3%能抗衡97%吗？祝我成功！

《流言》里的《谈音乐》有这样一句，“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可见音乐是天生的坛城，成住坏空都在其中。同一篇文章里还说：“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派的贝多汶或萧班，却是较早的巴黑。巴黑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1944年的张爱玲对“巴黑”的感受如此准确，让我不能同意更多。笨重，是复调音乐给初听者的印象，是“贝多汶”紧张风格或“萧班”纤巧风格的对立面；得心应手，说的是“巴黑”音乐中的规律性和秩序感。

以前常听人说起“荒岛音乐”，我也问过自己：荒岛音乐，你选什么？——我想“巴赫”或“莫扎特”会是脱口而出的答案。可是“荒岛音乐”的悖谬在于它永远只是一个话题，人们谈论它却没有机会实践它。“荒岛”是什么，在哪里，没人知道。

此刻，2020年6月25日15点07分，我意识到，目前所在之处不就是“荒岛”吗？瘟疫时代，传说中的荒岛已经降临，逼使我拿起防御武器——“荒岛音乐”。

第一卷起首的C大调前奏曲让我想到“太初”这个词，或许因为汉斯·冯·彪罗把《平均律》比作钢琴文献中的《旧约圣经》（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被彪罗比作“新约”）。C大调是24个大小调中最基础最“自然”的调，贯穿前奏曲的右手琶音分解和弦有清脆的拨弦效果，席夫处理得很好，不用踏板，以免使琶音的音型糊掉。

多年前，2011年2月27日，席夫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举行他在中国大陆的首演，那天晚上弹的是《平均律》第二卷前半部分，按顺序来是C大调、C小调、升C大调、升C小调、D大调、D小调、降E大调、升D小调、E大调、E小调、F大调、F小调，一共十二首前奏曲、十二首赋格。我找出读大学时买的《名曲解说全集》第十四册，去剧场的路上翻看。扉页上写着钢笔字“八九，春”。1989年春，我读大四。那些年，在合肥的安徽省外文书店买过几册繁体字影印版《名曲解说全集》，第十四册是独奏曲专册。现在通行的“赋格”，书里一律译为“遁展曲”，“赋格”是音译，“遁展曲”是意译。原书由台湾大陆书店出版，店东是张紫树，主编是李哲洋，据日本“音乐之友社”出版的日文版译成中文。买这本书时，《平均律》96首曲子我只听过第一卷第一首C大调前奏曲。书里引十九世纪德国音乐理论家胡戈·黎曼的评语，称这首前奏曲“一如奥林匹亚之平静与晴朗”。1989年的我对这句评价似懂非懂，要等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有机会听到《平均律》全集，是古尔德的录音。再过一些年，了解到温克尔曼、荷尔德林、辛克尔等一大批十八、十九世纪德国文人、艺术家对“古典希腊美”的崇拜情结，终于明白黎曼那句话的意思。其实巴赫的年代比这些人都早，仍处在马丁·路德新教精神辐照下，我认为他写作《平均律》时不会想到奥林匹斯众神。

这首无比熟悉的前奏曲给我以“年轻”的感觉，仿佛一切都还早，生命还像C大调主和弦一样单纯，又像一次旅行的开端，道路徐徐展开，前景无限。令人惊异的是，整个曲子好像什么旋律因素也没有（当然，谁想添加想象的、虚幻的旋律，也不会受禁止，例如古诺的《圣母颂》——多半是画蛇添足），只有破碎的和弦，一波又一波，漾开又收回。听这支曲，如观察水波动静，天光云影，每一个十六分音符都是平等的，只有它们拼装成的和弦在进行中透露忽松忽紧的变化。

前奏曲结束后、赋格开始前的静止是最迷人的瞬间，像两个世界之间的裂缝。视觉艺术家艾伦·沃伯顿在2015年制作了一个装置艺术视频，用灯具将皮埃尔—洛朗·艾马尔演奏的《平均律》第一卷C大调前奏曲和赋格做“可视化”演绎，每个音符都用一支霓虹灯管来表现，灯管的位置、长度跟音符的音高、时值相对应。这是一种简单图解，比常见的算法生成的音乐可视化视频也高不到哪里去。播放前奏曲的整个过程，镜头跟随依次点亮的灯光在一个封闭房间内移动，时而在墙上亮起，时而在地上亮起，直到一曲告终，镜头来到一扇门前，它轰然开启，摄影机推进门去，出现一个新的空间——大而空旷的地下车库，许多未点亮的灯管在那里待命。静默片刻之后，赋格启动，灯光亮起，这一部分灯光的空间设置远比前奏曲部分复杂，像复数的幽灵流淌在停车库。时长5分08秒的装置录像作品，最有想法的地方就是那扇门。

赋格，即使在单纯的C大调上也一点都不简单。大卫·舒伦伯格在《巴赫的键盘乐》中警告，即使对于能够轻松视谱弹奏前奏曲的熟练演奏者，视谱弹奏赋格也会感到困难，弹得磕磕巴巴。也就是说，不建议视谱弹奏赋格，必须背谱。

为了认真对待《平均律》，我下载了曲谱，面对电脑一边听一边读。席夫演奏的第一卷C大调赋格，时长1分54秒，全曲只有一个主题动机，前后重复24次。主题的长度约为一个半小节，如果每次呈现与上一次在时间上没有交叉，那么全曲长度至少要有36小节才能容纳24次重复。然而，这首赋格曲总长只有27小节，说明时间被折叠了。赋格这一体裁的精髓就在“时间折叠”，用音乐术语来讲，叫“密接和应”（Stretto）。主题本身不显山露水，线条简单，没有歌唱性，但气氛诡谲，让人以为“有什么事要发生”。

一开始是笨重的八分音符，强拍弱起。很快出现附点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好多的切分！第49秒时，第13小节“女高音”声部最后一拍的附点音符上突如其来一个令人心神一凛的颤音，此时正是乐曲半中间发展部，“女高音”声部不知不觉跑到A小调（C大调的关系小调）上，主题却潜入不引人注意的左手“男高音”声部，竟然在E音（C大调的上中音）出现，给我的感觉像A大调，因为E音是A大调的属音——这妙不可言的对位法构思！此时谱上标注“终止式”（Cadence），听来有“告一段落”的终结意味，但我知道这还不是真正的终结。此后音响趋于清冷但仍令人目不暇接，第18小节（1分11秒时）响起第二个颤音（不，只是波音……），紧接着又是一个，我不禁想象席夫右手的颤指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