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冯翔 2025-05-19 22:22 广东
▲ 2025年1月14日，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本部旧址，一楼中心走廊的“殉难者名单墙”前，参观者敬献的菊花寄托着哀思。（IC photo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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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细菌战诉讼进行了许多年，王选和受害者们先后四十多次赴日起诉、申诉，引起中日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极大反响。
然而，王选们最终还是败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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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冯翔
责任编辑｜刘悠翔
2002年9月4日，北京一家僻静、廉价的招待所里，两个女人碰上了。
一个是王选，南方人。个子小小的很漂亮，眼神里却有一种极度的疲劳和忧郁，嗓音喑哑。她的一张照片被美国历史作家哈里斯放在一本书里，那本书叫《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
一个是南香红，北方人。身材高挑，语调平稳中带着低音，说话时会嘿嘿笑几下，让人疑心是一种讥讽。她是南方周末记者，也是中国最早和最知名的非虚构特稿写作者之一。她是来采访王选的。
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这次采访，以及她们的友谊，如今已持续了23年。
最新成果是一本厚达64万字的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它讲了一个故事：一群中国受害者及其家属对日本政府提起持续多年的集体诉讼，要求它为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负责。
1
王选。（王景春丨图）
事情的缘起，在1994年。
那一年，王选从日本回中国浙江义乌的老家探亲，那是一个叫崇山村的村子，全村人都姓王。
她对家乡不算陌生，以前多次在这里生活过，还听村里人闲谈时说过一些陈年往事，关于多年前那场战争：“日本人很凶”“日本人烧屋”“日本人剖肚皮”……
还有一句她将信将疑：“日本人放鼠疫”。
家乡在抗战时确实流行过鼠疫，全村累计死亡达396人，其中包括王选的一个亲叔叔。那是她父亲晚年口中念念不忘的伤痛。但鼠疫怎么能是“放”的？她不懂，也没有多想过。
这些闲谈很快就被时间湮没了。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学生，王选拿到日本一所名校的硕士学位，跟丈夫在日本定居，打工。
然而，这一次探亲，家乡的亲人带给她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不久前，有两个日本人来过村里。他们访问了很多人，还说：当年抗战的时候，崇山村的鼠疫是日本人的细菌战！他们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人打官司，告日本政府！
这个消息对王选来说，似乎冥冥之中早有注定。
她的父亲是学法律的，当过新中国第一位刑事法庭的庭长。女儿的名字“王选”就是他取的，为了纪念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
他有一位老同事，叫向哲浚，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又在美国拿到法律学位。王选还见过几次这位向叔叔，一个温和、安静的老人。
只是她当时不知道：在东京审判中，这位叔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出任中国检察官，负责起诉日本在华的侵略罪行。多年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王选找到了他亲自搜集的材料，证明日本在中国实施了大量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生物战，是严重的战争犯罪，必须得到清算。
然而，这些罪行从未得到美国人的认真调查，更不用说惩处罪犯、赔偿受害者了。
现在，这个任务跨越时空，落到了她身上。她童年时听到的那些关于日本侵略罪行的乡间闲谈，日本人“很凶”“烧屋”“剖肚皮”“放鼠疫”……犹如一个恐怖的儿时噩梦，一瞬间被全部唤醒。
从寻找那两位来访的日本人开始，王选踏上了一条漫漫长路：跑遍全国去寻找当年细菌战的受害者，在日本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律师和民间人士帮助下，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这一做就是三十多年。她放弃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前途，乃至追求平静生活的权利。
那位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曾经当面对王选感叹：
“有两个你这样的女人，日本就要沉没了。”
2
我拿到这本厚厚的《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刚看了个前言，脑子里已经本能地产生一堆问题。
作为南香红的同行和前同事，我懂得：要说清楚这件事，不容易。
它不仅涉及厚重隐秘的历史，还涉及中日两国的民族情绪、国民性格，涉及一些必然产生的融合与碰撞、微妙与尴尬。
——罪恶的细菌战，实施者是臭名昭著的日本“731”和其他几支部队。这些罪行为什么没有被清算，今天又该如何追索？
——当年的中国有多少个地区、多少人受害？损失有多惨烈？是否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罪行？当时的政府和民众对细菌战做过哪些抗击、哪些防御措施？
——中国在二战中受害如此之深，有多少人曾经起诉过日本、要求索赔？结果如何？这种起诉和索赔是怎样开始的？
——那些帮助中国起诉本国政府的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有怎样的人生故事，又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他们来到中国，有没有引发受害者的愤怒甚至被打？
——王选，一个娇小的女性，要几十年如一日做这件事，她该付出多少、牺牲多大，自己和家人又为此做出多少主动和被动的改变？
——那些一辈子生活在山村里的农民要去另一个国家起诉该国政府。这么魔幻的事情，他们如何才能做到？发生了哪些匪夷所思却又合情合理的事情？有没有吵架、有没有内讧、有没有不可抗力？
……
一个作者要花费多少心血、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才能解答这些问题？
读完我发现，以上但不限于以上的每一个问题，《没有结束的细菌战》都通过材料，给出了冷静、准确而翔实的答案。
从抗联的报告到民国地方政府的防疫检验书，从美国的战争档案到日本的医学博士论文，南香红充分表现出了一个记者、一个非虚构写作者的技术与韧性。她甚至特意查看了鼠疫杆菌在显微镜下的模样，“一连串的略微弯曲的长颗粒，有点像泡软了的老鼠屎”。写着写着，她经常感觉自己的手上、书桌上、键盘上甚至餐桌上都沾满了鼠疫杆菌，不得不一次次把自己细细地从头洗到脚。
当然，除了材料使用，还通过一拨拨持续多年的亲身采访，她采集了大量让人愕然、凛然、哑然的真实故事：
带着一大群文化不高、口音各异、连上电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都不知道的农村老人去日本，王选需要像保姆一样寸步不离，比如教他们坐地铁。
日本的地铁，同一条线路上的两趟车经常不通往同一个地铁站，这对中国老人来说太可怕了。在地铁站里，王选对他们连吼带叫：
“快上快下，不要落了队。一旦落队没有乘坐上同一列地铁，那就千万要记住了啊，站在那里别动！我会回去找你们。如果你再上另一列地铁，我就找不到你了，麻烦就大了！”
上法庭前，她又给大家开会，用大嗓门吼道：不要随地吐痰，记得带走地上的垃圾。“那会丢中国人的脸的，记住了吗？咱们不丢下一片垃圾！”
3
2004年10月22日，南京老人方时伟和王选等一行6人自费赴日指证“细菌战”。（郎从柳丨图）
这起细菌战诉讼进行了许多年，王选和受害者们先后四十多次赴日起诉、申诉，引起中日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极大反响。
她站在法庭上仰天长啸，日本的法官低头落泪，国会议员起身鞠躬道歉，一群又一群日本人因此来到中国访问、震惊、谢罪。她也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然而，王选们最终还是败诉了。
为什么？也许可以用另一个细节来说明。
在日本的书店里，王选看到过一个情景：两个特制的书架上满满陈列着原日军官兵的回忆录一类的书，足有300种以上。
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只吹嘘当年他们如何“英勇壮烈”，不提战争给受害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更不会承认自己犯过哪些罪行。
旁边一个书架上放着日本的学者、和平运动者们对侵略战争的调查研究，30种左右，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
而亲身揭露战争犯罪的著作呢？也有，比如《东史郎日记》。
那是一位有良心的日本老人晚年公开的日记，坦承自己当年作为一个士兵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对中国人民表示真诚忏悔。为此，中国的摇滚音乐人特意写过一首歌，向他致敬。
在那个书架上，这样的书共有：3种。
逃避责任是人性的一部分，而敢于面对的人永远都是少数。尤其是在日本。
大多数普通日本人也喊反战，理由却是“战争是不好的，给人带来了很多麻烦”；他们不知道日本军队在国外干过什么，却记得战争末期日本遭到的封锁、轰炸、饥饿，记得日本被两枚原子弹轰炸的凄惨，甚至把自己定义为那场战争的受害者。
为什么会这样？
有东京审判对日本战争罪责清算不够彻底的过失，有美国出于实用主义与日本做政治交易的错误；有受害最深的中国当时无力追究的遗憾，有人性中逃避责任的本能；也有人说，是日本民族性格的问题。是“耻文化”“岛国根性”，是日本人整体上的不成熟……至今未有定论。
也许，还有另外一点原因。
我曾经专门去过日本，追索这个国家对战争的态度。从鹿儿岛的“神风特攻队纪念馆”到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纪念公园，从东京、大阪的“和平博物馆”再到靖国神社的“游就馆”，结论是：日本人对战争的记忆与讲述能力，世界一流。
仅在1999年，日本国会图书馆就收录了30000本二战老兵出版的回忆录。王选在书店里看到的那300本，不过是百分之一。
举个例子：几十年来，日本数不清的政府部门、民间团队、媒体和个人，都在走访广岛、长崎两座被原子弹轰炸的城市，给受害者们做分门别类的口述史。
广岛的受害者之中有一些北海道人，“北海道被爆者协会”出版了一套《被爆者的证言》；长崎当时有很多被抓来的朝鲜劳工，“长崎在日朝鲜人的人权守护会”出版了一本《朝鲜人被爆者》；一位叫桥爪文的广岛女诗人以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8月6日的黑色月亮——爆心地1.6公里的被爆少女》；当日有五百多名女生遇难的广岛市立女子高级中学出版了一系列悼念的杂志，取名《流灯——广岛市女原爆追悼记》……
规模最大的要数厚生劳动省1996年出版的一套《被爆体验记集》，把广岛、长崎能找到的受害者一个一个全做了口述，全书达上百卷。
亲手翻阅着这些资料，我不禁为之悚然。日本几十年如一日去挖掘关于战争的记忆，再把这些故事讲给全国、全世界听；塑造自己的“战争受害者”形象。
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我们又有多少惨痛的记忆需要挖掘和记录！
还好，这些年我们逐渐有了一些进步，一些成果。
就如王选坚持三十多年的努力，南香红持续23年的采访、写作，和这本《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这本书出版于今年——2025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投降的第80年。
4
2024年8月13日，94岁高龄的清水英男时隔79年后重返哈尔滨，在他曾服役的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指认侵华日军罪行。（IC photo丨图）
读完此书，我不禁想起一个问题：
80年前的那场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每个中国人大概都有一个独特的答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我自然更不例外。
我外公是东北交通大学1931级铁路管理系的毕业生。这所大学是张学良为培养人才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为此特意请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它设计校舍。
他们开学是1931年9月1日。刚过半个多月，轰隆一声炮响，“九一八”了。外公跟着学校紧急撤往北京，几年后在那里完成学业，还修了两门外语。
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去向不用发愁，何况是理工科的专门人才。毕业没多久，外公就当上了山海关火车站主管行车的副站长。没想到日本人就像追着他一样，没多久又来了一次“七七事变”，华北很快全境沦陷，山海关自然也被侵占了。外公结婚早，这时已经拖家带口，没法远走，只得跟3000万父老乡亲一起，成了胡尘里的遗民。
他一直跟日本人处不来，工作8年连换了5个火车站；但这段历史后来自然说不清楚。25岁就当上火车站副站长的外公，五十多岁还在当一个普通的客运员，晚年郁郁而终。他的霉运还深深影响到了子孙后代，这里略去不表。
后来我长大了，也知道了在20世纪席卷全球的大风暴里，我们家的命运已经不算太差。顶多只是算被这风暴擦了一下边，头上落了一粒小小的灰。
现在的日本被认为是一个文明、富足、平和的国家，也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中日两国一定要世代友好下去。
然而，我更知道它曾经是怎么一副模样，曾经对我们的祖先做过什么。
历史已经过去，但它就在那里。作为子孙，我们无权忘记。
就从这本书开始吧。
2021年9月3日，市民、游客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图为场馆通道。（IC photo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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