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月初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中，工党政府以压倒性优势实现连任，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政坛的主导地位。目前，工党在众议院已占据90个席位，而反对党仅获40席，这一悬殊结果对保守派阵营构成沉重打击。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素有“澳大利亚特朗普”之称的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在此次选举中意外落败，失去了其议席。

此次选举结果标志着澳大利亚保守反对派已陷入边缘化境地，其内部因激烈争斗和相互指责而元气大伤，未来数年恐难以重振旗鼓，更遑论成为主流政治力量。

无独有偶，早些时候，加拿大中间偏左的自由党也在联邦大选中脱颖而出，成功击败了此前民调领先25个百分点的保守党。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尔，这位曾被视为“加拿大特朗普”的政客，同样在选举中折戟沉沙，失去了议席。

而在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保守党更是遭遇了滑铁卢。在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改革党的猛烈攻势下，保守党失去了对多个地方议会和市长职位的控制权。

保守党领袖凯米·巴登诺克，这位特朗普的忠实拥趸，曾公开赞誉特朗普为“世界上一股向善的力量”，并要求工党首相和外交部长为批评特朗普的行为道歉。

但她的这一立场并未能挽救保守党的颓势，反而使其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困境。

可以预见的是，巴登诺克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领导权挑战，并很可能被罢免保守党领袖职务。英国保守党正步澳大利亚保守联盟后尘，走向政治边缘化。

该党困境之深重，以至于潜在领袖人选罗伯特·詹里克已提出与改革党结盟的设想。

这三次选举结果无疑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那些试图效仿特朗普的西方保守党并未从中获益，反而加速了自身的政治衰落。

虽说加拿大的特殊情况是由特朗普一手造成的。他曾荒谬地威胁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并对加拿大实施了毁灭性关税，这些举动严重侵犯了加拿大主权，也激发了加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在此背景下，自由党的胜利几乎成为必然。

为何？原因很简单，加拿大人对美国支配威胁的敏感度一直都比较高。

特朗普的错误关税政策不仅威胁到了全球主义经济秩序，也导致其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支持率急剧下滑。

这一政策最终迫使全球金融系统迅速作出反应，倒逼特朗普改变策略。但其负面影响已难以挽回，西方保守党若继续效仿其做法，恐将重蹈覆辙。

为啥我会说，越模仿特朗普，死得越快?

原因大概总结了三点：

第一，特朗普的“成功”是特定时空的产物。2016年的美国，中产白人焦虑、建制派腐败、社交媒体野蛮生长，这些条件在西方其他国家很难复现。澳大利亚选民更关心气候变化，加拿大选民最恨关税威胁，英国人被脱欧折腾得焦头烂额——这时候搬出特朗普那套“美国优先”，只会让选民觉得你在对牛弹琴。

第二，极端化正在反噬保守派。效仿特朗普的政客们，为了吸引眼球，把政策推向更右的极端：反移民、反疫苗、反气候协议……

结果呢？中间选民被吓跑，温和派保守党人纷纷出走，党内只剩下越来越偏激的极端分子。

澳大利亚保守党现在内斗到需要靠“互相揭短”上热搜，英国保守党甚至要跟比自己更极端的政党结盟，这哪里是“向善的力量”，分明是自杀式袭击。

第三，特朗普自己就是个“坑队友”。他那些突发奇想的关税政策、退群行为、对盟友的羞辱，直接导致整个西方保守派阵营信誉破产。

加拿大选民至今记得特朗普扬言要“吞并加拿大”，澳大利亚选民看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直摇头，英国人想起特朗普支持脱欧就头疼——这种负面联想，让所有模仿者从起跑线就输了。

既如此，西方那些保守派的领导人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学特朗普？我且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这群人似乎坚信，效仿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和政治策略，能够让他们复制其所谓的“成功”。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的，是一种严重的错觉。

要知道，特朗普之所以能在美国政坛掀起波澜，与他所处的独特政治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特质密不可分，而这些条件是西方其他保守派领导人所无法复制的。

很多人可能没有深入了解过特朗普，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其实都算不上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客，而是一个极具争议性、充满戏剧张力的民粹主义符号。

他两度问鼎总统宝座，说句实话，更多是依赖于其个人魅力以及对特定选民群体的精准拿捏，而并非凭借深邃的政治理念或卓越的执政能力。

特朗普是美国独特政治生态与大众名人文化相互交织的产物，他的行事风格与政治手段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荒诞不经。

他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煽动暴力事件、公然践踏法治原则，甚至对司法人员发出威胁，这些行为在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更遑论被容忍或接受。

这些情况，在西方一些保守派领导人眼里似乎都不甚重要，关键更在乎是否行之有效。

在美国，总统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直接治理国家，这种权力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中并无先例。

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一权力，在两次总统任期内以一种极具破坏性和粗鲁的方式行事，且无需对议会或选民负责。

这种治理方式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看“冠冕堂皇”的公开“宣示”其权力制衡与法治精神，就知道此路不通。

到了今天，特朗普的共和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守党，而是一个全心全意致力于民粹主义议程的民粹政党。这种转变使得其他保守派领导人无法全盘照搬特朗普的议程，因为那会让他们失去大量支持者，甚至导致分裂。

所以，我认为，西方那些保守派的人跑去学特朗普的行径，一方面是身份上的焦虑，他们急于与自己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对手划清界限。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全球化退潮时代，传统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差异越来越小。通过与特朗普主义扯上关系，他们试图塑造一种更加激进、更加反建制的形象，以吸引那些对现状感到不满的选民。

只是，这种策略往往适得其反，让这群人看起来变得更加极端和不可信。

另一方面呢，是民粹恐惧症。看着法国勒庞、意大利梅洛尼这些极右翼吃香喝辣，保守派领导人慌了神。英国保守党前党魁苏纳克曾试图和改革党结盟，结果引发党内叛乱。

而这种策略往往会成为一把双刃剑，短期内，它可能吸引一些对现状不满的选民；但长期来看，它必然会损害保守派政党的形象和声誉，使其失去更多中间选民的支持。

现实已经无情地证明，这一错误的赌博对于保守派领导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游戏。当建制派政党既不敢直面民生问题，又拿不出超越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效仿特朗普就成了政治懒汉的遮羞布。

但历史教训血淋淋——澳大利亚自由党前党魁艾伯特靠反碳税上台，结果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英国保守党搞脱欧公投，现在还在为后遗症买单。

说到底，西方那些保守派大概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特朗普”所反映的是美国中产的集体焦虑，但这种焦虑在欧洲、澳洲、加拿大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土壤，他们大约知道“特朗普”不是药方，而是症状，但还抱有一丝对成功的幻想。

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的选举溃败，像一记重锤砸碎了西方保守派最后的幻想。

这个被默多克媒体与矿业大亨吉娜·里内哈特联手打造的“政治人”，用三年时间上演了一场拙劣的模仿秀，最终在选民的嘲笑声中轰然倒塌。

他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整个西方保守主义在特朗普阴影下的集体迷失。

达顿在默多克媒体帝国、天空新闻台以及《旁观者》杂志等右翼舆论场的推波助澜下，还有其背后金主、公开力挺特朗普的亿万富翁吉娜·里内哈特的怂恿，去年对特朗普的当选展现出了近乎狂热的支持。

即便在选举中遭受了惨痛的失败，里内哈特和默多克媒体的部分势力依然执迷不悟，敦促保守派联盟更加紧密地依附于特朗普主义，仿佛这是一条通往胜利的捷径。

今年早些时候，达顿在特朗普党内盲目追随者和默多克媒体的强大压力下，做出了撤回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前工党总理凯文·鲁德的荒唐决定，仅仅因为鲁德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他。

此外，达顿还热衷于模仿特朗普对中国的姿态，以及对内塔尼亚胡政权在加沙地带暴行无原则的支持，这种短视的行为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的确，达顿可以无限地模仿特朗普的言行举止，但作为一个保守党领袖，他无法真正采纳一个完全“特朗普化”的决策。如果这样做，只会让他与工党政府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失去自己的政治特色和立场。

最后的结果就是既疏远了主流选民的支持和信任，又未能吸引那些寻求真正民粹主义替代方案的选民的选票。

周一的时候，特朗普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和阿尔巴内塞关系很好。我不知道另一个和他竞选的人是谁。”这种言论无疑是对达顿的极大羞辱和讽刺。

西方政坛已经变了天。选民们不再吃“愤怒政治”这一套，他们需要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整天搞意识形态对立的领导人。那些还抱着特朗普画像当圣经的保守派政客，该醒醒了——再这么作下去，下一个消失的“政治力量”，可能就是你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