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化生物方面，有一个争议性很大的理论，那就是群体选择理论。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自私的基因》中，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很深入的批判，他的核心观点在于，利他行为总能归结于基因层面的自私，譬如，用亲缘选择理论解释父母爱子女的行为。

但是，随着群体选择理论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证据，道金斯已经做了很多让步，《自私的基因》这本书也一改再改。

事实上，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的力量都存在，群体选择也没办法简单地约化为个体选择。

戴维-斯隆-威尔逊在他的《利他之心——善意的演化和力量》对自私和利他做了一个总结：群体之内自私胜过利他。群体之间利他胜过自私。余下的全是评论。

在这本书中，他提到了本杰明-克儿的一个十分漂亮的实验：

这个实验的对象是T4噬菌体和其宿主大肠杆菌，有两种不同的噬菌体a和b，a增殖速率较高——高产病毒，b增殖速率较低——谨慎病毒。

如果把a和b同时放到一个培养皿中培养，a显然是胜出者，这是因为a的增殖速率高于b。这是一个十分平凡的结论。

但是，实验者设计了一个十分精巧的扩散机制：每个多孔板有96个孔，每个孔有0.2ml培养基。病毒的扩散是通过自动移液管把一个孔里的少量培养基转移到另一个孔里，从而可以控制扩散的数量，以达到实验的目的。

无论是a还是b，随着繁殖世代的增加，其增殖速率均会大幅提升。但是，由于特殊的扩散机制，增殖速率太高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噬菌体可能会在移液管移液之前，把当下孔内的大肠杆菌消耗光，从而全部灭绝。

因此，扩散速率是决定两种病毒胜负的关键变量，当扩散速率慢到过临界值，群体的概念诞生。

因此，威尔逊写道：

在组内，自私者胜过利他者。在组间，利他组胜过自私组。

马丁-诺瓦克在他的《超级合作者》也研究了群体选择的问题，他的方法更数学化一些，主要是用计算机跑模型。

他所关注的重点是合作和背叛，他写道：

当从合作与背叛的角度进行两个层次的选择时，不同层次的结果相互矛盾。背叛者能够在一个群体之内获得胜利，但在群体层面，由合作者构成的群体却能胜过由背叛者构成的群体。

最后，他也绕到了迁移率这个概念，并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

为了实现有效率的群体选择，各群体需要一定的机制，来阻止个体在群体之间太过自由的移动。可以将此机制称为部落忠诚度或者群体黏性。

诺瓦克还引用了萨姆-鲍尔斯的一项关于人类历史的研究，早期人类群体之间的基因差异可能非常巨大，群体之间通过殊死的竞争来实现合作的进化。鲍尔斯发现，一旦出现战争，就能留存下来多得多的自我牺牲基因。

这证实了一个看似矛盾的说法，许多人类美德都是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中锻造出来的。

无论是“扩散速率”，还是“迁移率”，均指向了个体的迁徙自由。如果个体越自由，那么，自私越扩张；如果个体越不自由，那么，利他越扩张。

迁徙自由，鼓励背叛；迁徙不自由，鼓励合作。

最近，中国在搞公募改革，为群体选择理论，提供了新的社会学证据。

在公募新规之前，公募经理可以随意漂移，挂羊头卖狗肉的局面十分普遍，业绩基准没能发挥应有的功能。这对应于极高的资金迁移率，产品A的资金可以十分轻易地背叛自己的业绩基准去买产品B的股票。

这种低资金迁移壁垒，给市场带来了两种特质：

一、资金频繁地大规模迁徙，沪深两市长期保持较高的平均成交量；

二、指数大幅度地上下波动，市场有很高的隐含波动率；

于是，整个市场的风气是炒小、炒烂、炒新，言必称赛道、题材、弹性和成长。

为什么没有配置资金和中长期资金呢？因为整个大的市场环境是鼓励交易，鼓励迁移，配置行为是要吃大亏的。

如果全球只有A股一个市场，那么，一切都还OK。但是，对岸还有一个美股，美股对公募基金风格漂移严防死守，于是，国内的中长期资金被迫涌向对岸。

低资金迁移率鼓励持有，高资金迁移率鼓励交易。

事实上，自然选择的作用无处不在。在和美股的种群间PK中，A股长时间落于下风。

为什么标普500的pe在26倍，但是，沪深300的pe只有12.6倍？是国际投资者瞎吗？并不是，根子在于制度，A股的制度鼓励交易，鼓励背叛；美股的制度鼓励持有，鼓励忠诚。

用进化生物学的视角看世界，处处都是因果，没什么可怜人，都是求仁得仁，求锤得锤，求骗得骗，求渣得渣。

然而，刚落地的公募新规可能要改变这一切。

根据逻辑推理，如果严格执行公募新规，那么，资金的迁移率将大幅下降。公募经理再也没法玩一年漂移N次的游戏了：今天行业A好，一股脑扎到行业A；明天行业B好，一股脑扎到行业B；后天行业C好，一股脑扎到行业C。

只要资金的迁移率下降，那么，长期持有、价值投资、忠诚、合作等优秀品质将会回归。

我们不能一面制度上鼓励背叛，一面口头上鼓励忠诚。

事实上，公募新规是这么多年以来资本市场最根本的变化，这是因为它触及到了股市生态环境最内核的那个参数——资金的迁移壁垒。

在《公募基金是该调仓，还是调业绩基准？》一文中，我们讨论了选美博弈，并使用了它的一个变种——猜数博弈，这是金融对进化生物学的反哺，他给了一个更加精简凝练的概括：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都存在，演化的方向取决于环境参数X。

当X∈（0，1）时，博弈的纳什均衡解是——“所有人都猜0”；当X∈（1，∞）时，博弈的纳什均衡解是——“所有人都猜100”。

更一般的，X∈（0，1）时，生态环境鼓励合作、利他，资本市场为一个收敛市场，你不卖我也不卖；当X∈（1，∞）时，生态环境鼓励背叛、自私，资本市场为一个发散市场，你卖我也卖。

最后，回到现实层面，公募基金乱漂移是一种背叛，结果导致整个行业公信力的丧失。面对公募新规，有些公募人士脑子还没转过来，想着修改业绩基准，以削足适履，这其实是二次背叛。

在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中，他提出了一个迫使对方合作的元策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此，那些无脑改业绩基准的人，很可能遭遇客户的“以牙还牙”——赎回。或许，不少人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但是，这个世界的因果就是那么奇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称的，在客户那头，如果一个人渣了你一次，你原谅他了，渣了你第二次，你还原谅，那么，你被渣第三次几乎是一个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