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3月23日公布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以下简称《实施规定》），进一步明确采取反制措施的实施部门和实施程序，从行政法规层面完善了反外国制裁方面的立法体系，标志着中国在有效应对外国制裁，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至此，中国在反制裁领域已逐步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涵盖《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司法实践中，中国企业已开始运用《反外国制裁法》积极构建防御机制，妥善应对外国制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制裁与反制裁法律博弈日益激烈，产生了许多中外法律制裁规则冲突问题，困扰着企业如何走出桎梏。

外国单边制裁与“阻断办法”间的冲突问题并不是骤然形成的，而是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一方面，美国将制裁对象精准化，具象针对敌对国家实体或个人，同时通过制造连结点来扩张长臂管辖范围，构造了强硬的单边域外制裁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已出台《阻断办法》和《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为企业面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制裁法案提供阻断依据和范围，更提出了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执行和协助执行等反制义务，但却也留下了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

因此，让我们切换视角，从反外国制裁法效力的域外适用维度去审视这个话题，借鉴欧盟《阻断法令》在与包括美国单边制裁多年法律冲突斗争实践中的“他山之石”，来理性评估国际法之下中国反制裁法律如欲达到“破解”国际法律冲突的“力度”，本身应当具备哪些关键要素。

一、他山之石：美国法院历史上首次承认外国反制裁法域外效力的案例（法院裁判文书原文请移步知识星球获取）

2020年，美国佛罗里达南区法院审理了“玛丽马蒂诉西班牙Iberostar酒店案”（Maria Dolores Canto Marti v. Iberostar Hoteles Y Apartamentos S.L.）。原告马蒂根据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起诉被告（该法案是针对古巴的遏制制裁，如果有外国公司同古巴公司做生意，美国公民和公司有权起诉它们并获得赔偿）。原告诉称，古巴政府于 1961 年没收了她家的酒店，而如今西班牙Iberostar酒店公司却与古巴政府共同经营此酒店。

美国公民马蒂在美国法院起诉了根据《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应当受到美国制裁的西班牙Iberostar公司，被告Iberostar公司抗辩理由为：欧盟禁止它在未经欧盟授权的情况下应诉，否则将被西班牙政府实施最高60万欧元的罚款。在欧盟《阻断法令》的附录里已明确美国制裁法是《阻断法令》的适用对象，这意味着欧盟《阻断法令》是与美国制裁法针锋相对的外国反制裁法。在本案中，美国法院基于国际礼让规则处理了两国的制裁法律冲突，西班牙Iberostar公司成功获得了暂停诉讼的结果。尽管在三年后的2022年11月，上诉法院（第十一巡回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的决定，撤销暂停，发回重审；但对于这家西班牙公司来讲还是实现了在外国司法管辖权的限缩以及法律责任的延迟，其中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二、中国反外国制裁法发挥“破解”国际法律冲突效力需要哪些因素

试想，如果中国当事人（企业）因违背美国制裁法在美国法院成为被告，面临同时遵守中国反制裁法和美国制裁法规的法律冲突，如何能够让中国反外国制裁法发挥“破解”冲突的效力，从而得以适用国际礼让原则获得司法管辖权的限缩以及法律责任的减少或豁免。笔者认为至少需要以下关键要素：

中国当事人如果违背反中国反制裁法会遭受严厉处罚

中国不认可美国的单边制裁，不存在外国救济的可能

美国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会对两国外交关系产生影响

中国法院不可能承认或执行美国的制裁判决（法院命令不具有可执行性）

上述要素中，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1”，这就意味着“破解”中外两国制裁法律冲突的前提是要求中国当事人在本国“反外国制裁法律”之下已经严重违法，需承担沉重且实际的法律处罚责任，例如民事罚金、刑事责任等。然而，目前来看中国《阻断办法》《反外国制裁法》以及《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都尚没有明确规定违反中国政府禁令将具体承担何种现实责任；在新公布的《实施规定》中也仅对法律责任作了非强有力的规定：【第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不依法执行反制措施的，有权责令改正，禁止或者限制其从事政府采购、招标投标以及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活动，禁止或者限制其从境外接收或者向境外提供数据、个人信息，禁止或者限制其出境、在我国境内停留居留等。

【第十七条】 对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有权进行约谈，责令改正，采取相应处理措施。这恐将不利于中外制裁法律冲突的有效解决。

反制裁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国际法治和全球秩序更加公平合理的重要举措。然而，通过今天反向视角的分析，我们认识到真正突破中国反制裁法与外国单边制裁法律冲突依然任重道远。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反制裁法律、法规中的条款规定，增强相关法律、法规条款的实践可操作性；与此同时，企业自身亦应当关注立法动向，积极研究和利用现行阻断立法中的报告、豁免等制度，使反外国制裁法成为全方位维权之有效利器。

参考文献：

1.马光 毛启扬：《单边制裁与阻断立法下中国企业的合规困境与应对策略》武大国际法评论2023年第2期

2.姜悠悠：《论中国反制裁法的域外效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