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tlantic 每日综述 - 2025年4月29日
The Polls Are Sending Trump a Message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17:46 ET
尽管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声称自己民调“非常好”，但其执政百日之际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却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历史低位：NBC News显示55%的美国人不赞成其工作表现，CNN的数据为59%，而ABC News/Washington Post的民调显示支持率仅为39%，创下自194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此外，超过半数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是“危险的独裁者”（根据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45%的美国人（包括49%的独立选民）在NPR的调查中给特朗普的百日执政打了“F”级。在具体议题上，如移民和经济，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出现下滑，消费者信心降至疫情初期水平。
文章指出，虽然有人认为民调不重要，因为特朗普已经掌权且似乎不受连任压力影响，但低支持率会削弱总统的权力，使推行政策更加困难，并减少其他机构（如共和党、大学、律所）的顺从意愿。特朗普对负面民调反应激烈，称其为“假新闻机构的假民调”，并要求调查“选举欺诈”，这恰恰说明了民调确实对他产生了影响。
文章承认民意调查并非完美无缺，存在误差和方法论上的假设（如选民投票率），但指出当前多项民调指向同一负面趋势，且与令人担忧的经济指标相符，共同构成了一个一致的故事。作者还提到，历史上的民调误差有时反而对特朗普有利（如2016年低估其支持率），但当前非选举背景下的议题民调更能持续反映民意变化。最终，文章认为特朗普的问题不在于传递消息的民调机构，而在于选民通过民调向他传递的信息本身——即广泛的不满。
How the U.S. Lost the Canadian Election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14:59 ET
文章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加拿大的关税战和反复提出的吞并威胁，颠覆了加拿大近期的政治趋势，导致原本有望获胜的保守党在选举中失利，使得贾斯汀·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得以继续执政。几个月前，由于特鲁多政府在经济管理（高支出、高税收、投资不足、生产率增长缓慢、移民增加导致住房危机）上的失败，保守党曾大幅领先自由党。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普利耶夫原本寄望于住房问题赢得选举。
然而，特朗普的介入将选举焦点从经济管理转移到了国家存续问题上，这对自由党有利。原因有三：首先，自由党历史上更倾向于对美持怀疑态度；其次，普利耶夫及其政党的部分言行模仿了特朗普风格（如“加拿大优先”口号、支持“卡车司机”抗议）；第三，面对特朗普的威胁，选民从寻求有同情心的领导人转向寻求被认为更有效能、更安全的领导人。自由党用前加拿大及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取代了特鲁多，卡尼的精英背景在此时反而成为优势。
文章指出，这一结果表明特朗普损害了美国在加拿大的声誉，并将加拿大推向了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偏离了过去几十年两党共同维持的自由市场共识。这种转向干预主义的政策（卡尼和普利耶夫都曾承诺）可能损害美国利益。作者批评了特朗普政府试图建立“北美堡垒”的霸凌和天真想法，指出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不会轻易屈服。文章最后呼吁新一届加拿大政府从战后加拿大外交官在全球经济重建中的作用汲取灵感，与其他国家合作，并希望美国能尽快回归其作为经济自由全球倡导者的角色。
Dear James: A Riddle About Reading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13:00 ET
专栏作家James Parker回应了一位读者的提问：为什么即使在阅读一本非常享受的书时，也总是渴望读完它？Parker表示完全理解这种感受，他自己也从未有过“不希望它结束”的感觉，反而总是喜欢结局。
他提出了几个可能的解释：1. 阅读行为本身具有从左到右的线性动力，越接近结尾自然会加速。2. 引用（或模糊记忆中）尼科尔森·贝克的观点，读者会无意识地感受到作者在最后写作阶段的加速和收尾的能量。3. 更深层次上，这可能关乎人类经验的本质：我们为何无法安于当下，总是期盼下一刻？Parker认为，因为我们是叙事性动物，故事需要向前推进。同时，好的故事也让我们回味过去。4. 他甚至联系到自己放弃冥想的原因，也许内心深处并不想“跳出轮回”，而是愿意被经历所驱动和塑造。
Parker以一种略带哲学思辨和自我调侃的口吻，探讨了这种普遍的阅读心理现象。
The Liberals Who Can’t Stop Winning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12:17 ET
文章分析了加拿大自由党在近期选举中出人意料的胜利，认为这不仅是特朗普负面影响的结果，也归功于自由党自身强大的政治能力和策略。尽管五个月前自由党民调大幅落后，领导人特鲁多支持率低迷，但最终赢得了比之前更多的席位。
虽然特朗普的威胁（吞并、关税）和保守党领袖普利耶夫的类特朗普言论确实让加拿大人团结在自由党周围，但文章强调自由党的成功并非偶然。该党已连续赢得四次选举，执政十年。在特鲁多领导下，自由党推动了显著的左倾议程，包括扩大社保、通过大规模绿色基建法案、禁枪、增加移民、大麻合法化、建立药品保健计划、免费牙科保险计划和全国性日托计划。
文章称赞自由党在特鲁多支持率低迷时，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果断用受人尊敬的政治局外人马克·卡尼取代了特鲁多，并立即取消了不受欢迎的碳税政策。他们有效地利用了特朗普的言论进行竞选宣传，并选择了被认为最能应对特朗普的卡尼作为领导人。
作者认为，美国民主党可以从加拿大自由党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一是果断替换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不拘泥于党内资历；二是愿意为了保住权力、保护其他政治成果而放弃即使是正确的但不受欢迎的政策（如碳税）。文章最后指出，尽管自由党此次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面临挑战，但作为一个罕见的成功的中间偏左选举机器，不应低估其未来的潜力。
Russia Is in Demographic Free Fall. Putin Isn’t Helping.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10:55 ET
文章指出，俄罗斯长期存在的人口下降问题在乌克兰战争后急剧恶化，已陷入“自由落体”状态。战争导致数十万俄罗斯人死亡或重伤，2025年第一季度的出生人数可能创下200年来的新低。2023年的生育率仅为1.4，远低于更替水平，比2015年下降约20%。去年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超过50万。
面对这场危机，普京政府发起了极端且怪异的“促生”运动，要求刺激女性生育至少三个孩子，并鼓励早育。教育部讨论在学校创造“浪漫关系条件”，莫斯科街头出现催促女性生育的广告牌。然而，这些措施似乎并未奏效。年轻女性（如受访者Larisa）因经济压力而不愿生育，克里姆林宫自己的民调也显示近40%育龄女性因财务担忧未来五年不打算生育。官员们批评年轻女性追求“自我发展”，提倡她们在大学期间就结婚生育。地方政府提供生育补贴（如奥廖尔地区给怀孕学生1200美元），但被批评者（如活动家Daria Yakovleva）认为这可能误导女孩视生育为经济出路，且无法解决根本贫困问题。人权倡导者Svetlana Gannushkina指出，政府应首先强调男性责任，而非仅对女性提要求，并举例说明政府援助可能带有歧视性（如对塔吉克族家庭）。
同时，政府严格限制堕胎，包括限制药物获取。但文章强调，这些干预措施都未能解决俄罗斯女性不愿生育的根本原因——“负面的政治局势”，即威权主义和战争带来的恐惧、抑郁和孤独。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问题（2017年部分非刑罪化）以及战争造成的寡妇增加也加剧了女性的困境。Ksenia Dushanova的案例（被男友挖眼、施暴者或因参战获释）凸显了这一问题。医院中孕妇或寻求堕胎者可能遭受虐待。尽管政府要求医生在堕胎前进行“积极引导”，但效果似乎有限。
文章结论是，普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创造了一个俄罗斯人不再愿意生儿育女的社会，仅仅依靠政府支票和宣传标语无法解决这一深层危机。
The Texas County Where ‘Everybody Has Somebody in Their Family’ With Dementia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10:33 ET
文章聚焦于德克萨斯州斯塔尔县（Starr County），该县位于美墨边境，痴呆症（Dementia）患病率极高，影响约五分之一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成年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当地神经流行病学家Gladys Maestre表示，“每个人的家庭里都有人”患有痴呆症。
文章通过Jessica Cantú照顾患痴呆症父亲Tomas的故事，以及Manny Saenz照顾父亲Pancho、Monica Saenz Silva照顾母亲Ramona的经历，展现了当地普遍存在的痴呆症现象和强大的家庭照护传统。许多家庭承诺不将患病亲人送入养老院，而是选择在家中提供熟悉环境和贴身照料，这被认为有助于维持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认知功能，也体现了当地文化中将痴呆症视为生命自然阶段（尽管困难）的态度。
研究人员认为，斯塔尔县的高患病率源于多种风险因素的聚集：该县几乎全是西班牙裔社区，贫困率高（近三分之一），缺乏健康保险（四分之一），慢性病（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普遍，但医疗资源匮乏（每3000-4000人才有一名初级保健医生，痴呆症专家稀少），加上教育水平低、语言障碍、空气质量差和极端高温等。这些因素累积，使得痴呆症不仅是个人诊断，更是一种结构性后果。
文章也提到了“西班牙裔悖论”——尽管面临更高的慢性病率和社会经济劣势，西班牙裔人群往往比非西班牙裔白人活得更长。Maestre推测，里奥格兰德河谷地区的高痴呆症率可能也反映了人们带病生存时间更长，部分得益于文化和家庭支持。
然而，当地对痴呆症仍存在污名化，许多人认为这是衰老的正常部分而非神经退行性疾病，不愿公开讨论。同时，照护者也承受着压力和对自身未来患病风险的恐惧。
文章最后指出，尽管西班牙裔美国人痴呆症风险更高且是快速老龄化群体，但他们在阿尔茨海默症临床试验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低于5%），限制了对该疾病的全面理解。研究表明，痴呆症在不同族裔中可能表现不同（如淀粉样蛋白、tau蛋白水平差异，遗传风险因素影响不同）。南德州新成立的阿尔茨海默症研究中心（由Maestre和Sudha Seshadri共同指导）正致力于研究当地痴呆症集群的特殊性，包括环境困难、语言隔离的影响，以及双语能力、家庭网络等潜在保护因素。文章呼吁关注结构性解决方案（如城市设计）和增加资源投入，因为目前德州在痴呆症相关项目上的支出远低于其他大州。
A New Book Challenges the Church’s Reputation on Sex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10:00 ET
这篇书评介绍了牛津大学荣休教授、著名基督教历史学家Diarmaid MacCulloch的新书《低于天使：性与基督教史》（Lower Than the Angels: A History of Sex and Christianity）。文章指出，MacCulloch在书中挑战了主流观点，认为基督教历史上关于性的态度“惊人地多样化”，并非一贯地严厉和惩罚性。他认为，既然观点和实践随时间波动，那么即使是最严格的基督教机构也有可能再次展现出灵活性和宽容。
MacCulloch本人是同性恋者，曾因教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而放弃成为牧师，他以“基督教的坦诚朋友”的身份写作，不惧打破传统观念。他认为，将《圣经》视为无误且观点一致的文本是对其复杂性的误读；相反，《圣经》更像一个“图书馆”，需要结合历史背景进行解读。书中，他探讨了历史上曾引发激烈争论但如今看似尘埃落定的议题，如神职人员独身制、避孕等，指出这些制度决策往往带有政治性。他还对《圣经》文本进行解读，例如认为大卫与约拿单的关系暗示了亲密身体接触，并指出耶稣本人并非现代核心家庭的推崇者。
书中还关注了女性在教会历史中的角色，认为对一些女性信徒和神秘主义者而言，禁欲是她们在父权社会中争取自主权的一种方式。MacCulloch也记录了一些挑战主流信仰的基督教徒，如18世纪摩拉维亚派信徒，他们认为因信称义意味着可以自由犯罪（包括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行为）。这些例子旨在说明宗教信仰的可变性，许多制度性信念可能是误读和选择性解读的结果。
书评作者认为，MacCulloch的广阔历史视野有时会使论证显得单薄，尤其是在讨论当代教会历史的部分。但书中对个案的深入研究，如对美国电视布道家Tammy Faye Messner的描述（她公开接纳艾滋病牧师，后成为同性恋偶像），展示了超越偏见、展现谦卑与恩典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该书通过揭示基督教在性问题上的历史多样性和内在张力，旨在鼓励现代读者放下确定性，思考在看似已定的教义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之间进行更富有成效对话的可能性。
Americans Don’t Do This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09:56 ET
专栏作家Caitlin Flanagan严厉批评了美国政府逮捕并试图驱逐巴勒斯坦学生Mahmoud Khalil的行为，认为这违背了美国最核心的言论自由原则。她首先讽刺了哥伦比亚大学等地校园抗议者在选择性地压制某些言论（尤其是针对犹太学生的）后，又开始标榜自由言论的虚伪性，并批评了校园中以“归属感”和“包容性”为名对言论进行审查的欺骗性。
Flanagan随后将焦点转向Khalil的案件，描述了他被不明身份人员逮捕、转移多地的过程，并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我们（美国人）不这样做。”她追溯了自己深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由言论运动（FSM）和反麦卡锡主义斗争影响的个人经历，强调了保护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对于追求真理和维系大学乃至国家精神的重要性，引用了拒绝签署忠诚宣誓的教授Charles Muscatine的话来说明坚守原则的意义。
接着，她将政府对Khalil的行为与哥伦比亚大学抗议者占领汉密尔顿楼并短暂挟持维修工人的事件进行对比，尤其突出了工人Mario Torres和Lester Wilson的证词，他们不仅遭到胁迫，还透露此前曾被要求清除校园里的纳粹标志。Flanagan认为，这些抗议者的行为暴露了其价值观的扭曲。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意味着即使言论令人反感，也要捍卫其表达的权利。因此，尽管她可能不认同Khalil的观点（如声称加沙发生种族灭绝），但她坚决支持他发言的权利，反对政府因其政治言论而试图驱逐他。她认为Khalil的言论属于受保护的范畴，政府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文章最后以一种悲壮的口吻感叹，即使美国似乎正在衰落，其建立在自由言论基础上的伟大理念也值得坚守。
The Great Language Flattening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09:30 ET
文章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对人类语言和写作方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随着大量AI生成的文本充斥网络和日常通讯（新闻、邮件、客服等），一个关键问题是：AI从人类写作中学习，现在轮到人类受其影响了吗？
研究表明这种影响可能正在发生。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Jeremy Nguyen的实验发现，看过ChatGPT写的广告文案后，人们自己写的文案变得更加冗长（平均词数从32.7增至87）。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的AI交互会使人类语言变简洁的假设相反，反而可能是AI本身倾向于冗长写作的风格在影响人类。
AI写作工具已整合到Gmail、Apple Intelligence等常用软件中，即使不主动使用，人们也会接触到AI辅助或生成的文本。华盛顿大学的Emily M. Bender教授指出，人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例如收到尊敬同事发来的AI辅助邮件）吸收AI的语言模式。
历史上，技术进步常塑造语言（如印刷术、短信），通常促进简洁和普及。但AI可能打破“篇幅越长、成本越高”的原则。爱丁堡大学的Simon Kirby教授设想，人们可能用AI将要点扩展成长邮件，收件人再用AI总结，导致机器间使用华丽冗长的语言传递简短信息。
语言学家们担忧，AI可能导致语言进一步标准化和同质化，趋向于模型的“标准”英语，减少文化表达的细微差别（如康奈尔大学研究发现印度参与者写作风格西化）。AI生成的文本常被认为“过于完美但平淡无趣”，缺乏个性。
然而，也可能出现反作用。一些人可能会刻意强调个人写作风格以示区别，如同选择手工艺品而非工厂制品，使得纯粹的人类写作更受珍视。Bender、Kirby和卑尔根大学的Jill Walker Rettberg都提到了这种可能性。
文章最后指出，AI在影响语言的同时也在追赶人类语言的演变。更引人注目的是，由于AI可能被训练于包含大量自身输出的网络数据，它们或许会独立于人类，发展出自己的语言演化路径，这标志着AI对语言的影响可能超越以往任何技术。
Who’s Afraid of Gen Z’s Squeaky-Clean, Backflipping Bro?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09:00 ET
文章探讨了22岁流行歌手Benson Boone的迅速崛起及其引发的争议。Boone以其强大的嗓音、活力四射的舞台表演（包括后空翻）、干净利落的形象和在TikTok上的巨大影响力征服了大量听众（单曲"Beautiful Things"全球流媒体第一），但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和困惑。
作者在观看Boone的Coachella音乐节表演时，感受到一种紧张或不安。随后，Boone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观众反应和负面评论（如Pitchfork称其表演“可怕”）的不满。文章认为，这种尴尬源于Boone似乎正在意识到其个人魅力并非 universally 受欢迎。
Boone的背景（虔诚摩门教家庭、高中偶然发现歌唱天赋、短暂参加《美国偶像》后退赛、被Imagine Dragons主唱发掘签约）和音乐风格（首张专辑《Fireworks & Rollerblades》融合多种软摇滚元素，歌曲结构富有变化，嗓音跨度大）都显得颇具故事性。然而，其独特之处在于个人形象与音乐风格的明显错位：他借鉴了70、80年代华丽摇滚（glam rock）的舞台风格和嗓音技巧（让人联想到Elton John、Freddie Mercury），但本人却是一个不沾烟酒、热爱女孩的“阳光运动男”（jock），歌曲内容也多是关于家庭、感恩等积极主题。
文章指出，这种“正常人演绎华丽摇滚”的模式，对于那些将摇滚视为反叛象征的人来说可能难以接受。同时，这也使他处于当前流行摇滚趋势（一种融合乡村、经典摇滚甚至嘻哈的、相对平淡的“大杂烩”风格，强调朴素的男性气质）的边缘。Boone在提供这种流行声音的同时加入了更多戏剧性和视觉上的华丽感，这使他脱颖而出，但也让他显得“不合时宜”，引来了各种方向的批评（太做作、太娘、太兄弟气等）。
文章最后提到，扎克伯格模仿Boone的格莱美表演，或许反映了当下社会对男性气质模范的困惑和寻求。作者认为，相比之下，Boone所代表的模式——外形亮眼、技艺娴熟（后空翻）、歌声嘹亮，且除了挑战“好品味”外并无威胁性——或许并非最糟糕的选择。
Why Trump Is Giving Putin Everything He Wants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08:27 ET
文章分析指出，尽管普遍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处境艰难、急需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总统的谈判未能从俄方获得任何实质性让步，反而提出了一个极度有利于普京的方案。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未能有效运用其手中的筹码，反而过早暴露了抛弃乌克兰的意图，从而让普京得以予取予求。
文章回顾了谈判前的普遍预期：普京因经济制裁和军事损失而虚弱，特朗普声称谈判“非常容易”，且美国拥有对俄施压的多种手段（如打击石油销售、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如万斯、蓬佩奥、沃尔兹）曾设想，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要求后，能换取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以防俄罗斯再次入侵。
然而，谈判结果却大相径庭。特朗普未能为乌克兰争取到任何安全保障，普京方面甚至未正式接受美方提案，仅表示需“微调”——而所谓的“微调”实则坚持乌克兰非军事化、切断西方援助、反对任何形式的维和力量存在等俄方核心要求。这意味着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在普京未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单方面放弃领土并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控制。
作者分析，特朗普的失败在于他并未真正扮演强硬谈判者的角色。他可能只想尽快摆脱乌克兰问题，或许期望达成一个能维持短暂和平（类似基辛格处理越南问题）的“体面间歇期”。但他从未让普京相信，如果谈判破裂，美国会长期坚定支持乌克兰。相反，特朗普公开表达对泽连斯基的不满，甚至切断关键情报共享，彻底暴露了自己并无意援助乌克兰的底牌。
普京则利用了这一点，不仅无视特朗普的停火要求，还在谈判期间多次公开羞辱特朗普（如否认通话、让特朗普等待通话、在谈判期间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弗拉基米尔，停下！”的哀求，更像是恳求普京停止让他难堪。
文章结论认为，特朗普的谈判失败不仅暴露了他自诩的谈判技巧的不足，也预示着他所开启的多极化世界将充满冲突和混乱。普京通过强硬姿态，而非合作，似乎更能从这位美国总统处获利。
An Unsustainable Presidency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07:00 ET
文章评论认为，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个百日，虽然未能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取得显著的立法成就，并且其经济干预（尤其是全球贸易战）已引发危机，但其执政仍然极具“颠覆性”和“后果性”。这种后果性体现在对民主规范的破坏、联邦官僚体系的削弱以及美国与其传统盟友关系的重塑。
作者Jonathan Chait指出，用传统的总统成就标准衡量特朗普是徒劳的，因为他的目标本身就与历史常态相悖。他放弃了在2024年胜选后可能存在的两党合作机会，转而致力于打压反对派。通过安插效忠者、利用调查和起诉威胁、削减资金等手段，特朗普试图迫使媒体、律所、大学等屈服，并在移民执法等领域建立超越法律约束的权力。这种做法，连同对盟友的赦免和对政敌的选择性执法，旨在系统性地腐败并构建一个法律只约束对手的体制。
特朗普及其盟友借鉴匈牙利欧尔班模式，试图通过控制政府高层来压制反对声音，同时允许权贵阶层中饱私囊。然而，作者指出，这种模式并未给匈牙利带来普遍繁荣，反而导致人才流失。特朗普政府的人事任用优先考虑忠诚而非能力，其后果已初步显现。例如，授权埃隆·马斯克削减联邦预算的项目（DOGE）混乱不堪，目标大幅缩水，且可能因削减税收征管等功能而实际增加政府成本；大规模裁员和针对公务员的打压导致人才流失。对科研经费的削减、任命反科学人士（小罗伯特·F·肯尼迪）掌管公共卫生、以及针对外国学生和学者的移民政策，都在加剧“人才流失”的风险，与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类似。
特朗普发动的全球贸易战被形容为“自我施加的制裁”，其反复无常的策略未能达成目标，反而让美国经济承担了几乎所有成本，并推高了国内通胀预期，迫使美联储暂停降息。特朗普对此的反应是指责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而非反思自身政策。
文章总结道，特朗普将最初助其当选的对通胀的不满情绪，错误地当作了推行威权文化战争的授权。其执政百日已将国家置于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一方面是日益武器化、非自由化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不断积聚的政治反弹。这两股力量的冲突，必将导致其中一方的崩溃。
Trump Is Paving the Way for Another ‘China Shock’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07:00 ET
本文是对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David Autor的访谈。Autor因其关于“中国冲击”（China Shock）的研究而闻名，该研究揭示了21世纪初中国进口激增对美国制造业就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Autor在访谈中重申了他的研究发现：1999年至2011年间，与中国的贸易导致约200万美国工人失业，对特定社区造成了持久性损害。他认为，过去的自由贸易共识错误地忽视了这些集中的、严重的负面成本，过于乐观地强调了平均收益。
然而，Autor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以“中国冲击”为理由发动的全面关税战。他认为这是“打上一场战争”，因为失去的低端制造业工作（如家具、袜子）已无法挽回，中国自身也在将这些产业转移。当前更应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和发展美国仍具优势的“前沿领域”制造业（如半导体、电动汽车、飞机、人工智能等），防止出现“中国冲击2.0”。
Autor指出，特朗普的全面关税（包括对钢铁、稀土、机器零件等中间产品征税）实际上提高了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成本，削弱了这些前沿产业的竞争力，阻碍了出口。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借鉴中国的部分经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即对少数关键战略性行业（如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半导体）进行保护（可能包括有限关税），同时辅以大量的公共投资、政府采购承诺、大学投入、吸引海外人才（扩大H-1B签证）等措施。他还强调，鉴于美国无法单独匹敌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与盟友合作至关重要。
Autor批评特朗普的政策几乎与上述建议背道而驰：威胁废除《通胀削减法案》（IRA）和《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削减科研经费、打压大学、限制移民、与盟友对抗。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挽回过去的损失，反而可能破坏美国现有的和未来的产业优势，例如汽车行业在电动汽车转型中遭遇的政策摇摆。
最后，Autor警告，特朗普贸易战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加上关税导致的成本上升和外国报复，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完全由美国自身造成的经济冲击，其破坏性可能远超第一次“中国冲击”。他呼吁放弃过去全然自由贸易和当前全面关税这两种“死胡同”，选择更艰难但更明智的中间道路——战略性产业政策。
The Short-Circuit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07:00 ET
文章借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中的观点，分析了唐纳德·特朗普时代弥漫的谎言及其对美国民主的侵蚀。文章以《宋飞正传》中乔治·科斯坦萨的名言“如果你相信，那就不是谎言”开篇，指出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正是运用这种逻辑，使得大量虚假信息充斥政治领域，而传统的核查机制（如事实核查）效力日渐式微。
李普曼在一个世纪前就预见到，民主制度本身可能对自身构成威胁，因为它对公民的心智能力要求过高。公民赖以做出政治决策的信息（李普曼称之为塑造“我们头脑中的图像”）是主观的、可塑的，并且难以区分真假。在信息爆炸（即使在1920年代的报刊、广播、广告时代已初现端倪）的环境下，人们容易依赖这些“图像”（李普曼称之为“刻板印象”），变得困惑、易受操纵，从而削弱民主的基础。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执政方式印证并加剧了李普曼的担忧。他“淹没信息区”（flood the zone）的策略，以及对记录其支持率下降的民调机构的攻击，都在不断侵蚀公众对信息的信任。通过反复、强硬地散布谎言（如关于被驱逐者Kilmar Abrego Garcia的指控，或坚称赢得2020年大选），特朗普试图用主观信念塑造现实。正如记者Ezra Klein所言，特朗普在“扮演国王”，希望通过表演权力来最终获得权力。
文章指出，人类心智容易受情感驱动，偏爱简单叙事，这使得我们容易受到宣传和虚假信息的蛊惑。李普曼时代的报业曾试图通过建立客观性标准来应对信息混乱，但如今，谎言本身似乎正在建立新的秩序。从副总统辩论中对事实核查规则的抱怨，到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谴责指出2020年大选公正性的前官员，再到他本人声称“凭着事实相信”自己赢了选举，都体现了“科斯坦萨原则”——即个人信念被当作事实和法律依据。
这种对事实的蔑视，已演变为对权力分立的直接攻击。特朗普试图通过削弱行政部门、清洗公务员队伍、无视法律程序等方式来巩固个人权力，将行政权凌驾于立法和司法之上。文章最后警告，正如李普曼所预见的，当民主被谎言主导时，它可能滑向一种无政府状态。
The New Divide in American Marriage
原文发布时间: 2025年4月29日 06:00 ET
本期播客“Good on Paper”采访了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Benjamin Goldman，讨论了他与同事Clara Chambers、Joseph Winkelmann合著的论文《没有学士学位的单身汉们》（Bachelors without Bachelor’s）。该研究揭示了美国婚姻状况的一个显著分化：大学毕业生的结婚率保持相对稳定，而非大学毕业生的结婚率则急剧下降。
研究推翻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因挑剔而找不到结婚对象”的流行说法。数据显示，虽然大学校园中女性比例持续高于男性，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结婚率并未大幅下降。她们越来越多地与没有大学学位的男性结婚——这类“妻子学历高于丈夫”的婚姻比例已翻了两番，从1930年出生队列的2%上升到1980年出生队列的近10%，并预计将继续增长。这些女性倾向于选择收入相对较高的非大学学位男性。
真正的“婚姻危机”发生在非大学毕业生群体中。对于1930年出生的女性，无论教育程度如何，到45岁时约78-79%都已婚。而对于1980年出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的结婚率仍有约71%，但非大学毕业生的结婚率已降至约52%，并且预计在1995年出生队列中将跌破50%。即使将同居关系计算在内，这种教育程度上的婚姻差距依然存在。
研究认为，非大学毕业生结婚率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可婚配”男性的减少。Goldman等人使用一个粗略定义（收入高于全国中位数且未与大学毕业女性结婚）发现，“可婚配”的非大学学位男性比例从1930年出生队列的约70%骤降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约35%。这既因为非大学学位男性的整体经济状况下滑（实际收入下降），也因为条件较好的那部分人越来越多地被大学毕业女性“选走”。
研究还发现，在非大学学位男性就业率较高、监禁率较低的地区，大学毕业生与非大学毕业生女性之间的婚姻率差距要小50%。这表明，非大学学位男性的经济前景和社会稳定性（包括就业、避免监禁等负面结果）是影响该群体婚姻状况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这种模式在不同种族群体中都存在，凸显了阶级和教育在当代美国社会（包括婚姻市场）的重要性日益超过种族。
播客最后讨论了“赶紧结婚”论调的局限性，认为人们不结婚往往是基于对自身和潜在伴侣状况的理性判断，简单催促结婚忽视了寻找合适伴侣的实际困难和结构性障碍。解决非大学毕业生婚姻率下降的问题，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改善非大学学位男性的经济和社会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