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关税大棒引发全球贸易震荡。
自4月2日起，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逐步提高至145%，个别商品累计各种名目的关税已达到245%。中方打出“组合拳”坚决反制。
在中美关税交锋之下，中国企业切身感受到关税数字背后带来的风浪冲击。成本上升、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供应链稳定性受到挑战。面对关税冲击，企业如何实现突围？ESG的进程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着陆Touchbase对话了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尝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风浪中厘清现状，在ESG语境下，筹谋中国企业的对策。以下是对话实录。
蒋南青：把握长项，坚持开放
WGDO绿色循环产业专委会秘书长、青合循环经济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
着陆TouchBase：特朗普关税政策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会带来哪些短期影响和长期挑战？
蒋南青：从现在全球布局来说，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全球领先，而美国没有自己的制造业主体，因此关税政策主要目的是制造贸易壁垒，和碳中和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给中国企业带来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降低成本，以更好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毕竟市场还是在国外。
事实上，提高关税会刺激企业往外跑。企业感受到风险更多来自于一些全球化政策。在上一次提高关税时，大部分国企、央企基本都已进行海外布局了。第一轮布局基本完成，也带动了国内一些优势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一起往外走。因此为了顺应全球贸易趋势，包括原料市场、销售市场都会被关税政策刺激，加快出海的节奏。
着陆TouchBase：加征关税后，中国企业是否会面临出口成本上升、市场份额流失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企业是否会减少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如何避免ESG进程“开倒车”？
蒋南青：关税加征肯定是会影响成本，但中国企业要降低成本反而会更需要绿色技术的投入。
更高更好的绿色技术可以减少排放，减少生产中产生的废弃，提高生产效率，加强循环经济，更能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中国的绿色技术现在是领先的，增加关税后，欧美产品后端处理废弃的问题仍然存在，依然需要依靠中国的循环再生技术。
所以现在更多面临的还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政策的问题。
比如，现在谈的一些全球气候公约，或是对循环经济和废弃物不同的政策，是否有政策鼓励政策，是否以固废定义等等，这些确实会带来对环境的影响。因此更重要的是评估政策的影响。
现在国内政策以正向激励的方式来支持双碳和循环经济。如果向国外发展，首先就要研究当地政策。企业要更多地关注当地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研究它们是否存在激励机制。
着陆TouchBase：如果中国新能源产品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相关企业会转向其他市场（如东南亚、中东）吗？这种转移会导致全球绿色供应链的碳排放增加吗？（例如：远距离运输、当地环保标准较低）
蒋南青：目前新能源电动车品牌都在开拓东南亚市场，不过东南亚地区仍以传统石化行业为主要能源，尚未设立新能源相关政策。而且，当地像充电桩这样的基础设施依靠企业无法大面积建设，只有依靠政策才能让新能源产业真正发展起来。
因此，中国企业现在在当地做的基本是转口贸易，本地化还在投资建厂过程中。对于纯靠供应链的运输行业来说，还不至于导致全球绿色供应链的碳排放增加。
即使是传统供应链，很多原材料也是基于当地产能，碳排放不是核心问题。当然这些产业也应朝着绿色低碳循环的方向发展。
企业出海投资要针对各地政策进行风险分析，要找第三方力量与当地政府进行政策层面的合作来推动市场开拓，从而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出台、开辟出对话渠道，帮助企业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着陆TouchBase：目前的贸易格局，如果消费者转向国产平价替代品，能否推动国内企业更注重“绿色性价比”，或为追求低价牺牲可持续性？
蒋南青：国内现在处于消费降级阶段，重视生产绿色产品的企业业绩确实会受到影响，毕竟绿色产品不可避免会有溢价，总体呈现出平稳甚至下降的趋势。除非能够再次证明绿色环保的重要性，才能帮助企业促进消费。
国外方面，比如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还有差距，消费正处于上升阶段，所以中国的平价产品在生产质量和供应链上面仍有很大优势。
但是现在并非纯靠价格拼消费的阶段，即使价格再低，消费者也不会大量购入。未来应该用循环经济的逻辑来思考，以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待如何推动消费，而非以卖多少产品为目标。企业要从后端的消费运营，从产品的使用和服务过程中催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和价值。
当下的租赁服务、共享服务等新型商业模式中，消费者并不拥有产品，但注重追求使用产品带来的情绪价值。
对于绿色低碳的产品，不要再去研究价格，而要将其所涉及的生态、环境、可持续以及人类情绪价值体现出来。
着陆TouchBase：中国是否需要建立“ESG贸易反制工具箱”（例如对高碳进口产品加征碳关税、强化绿色产业链自主权）？这类措施如何避免演变为贸易保护主义？
蒋南青：我认为这对于中国来说很难。因为现在产品供应链还是在中国，出口的产品还是在国内生产，中国还是世界工厂。
除了美国关税，欧盟也将要出台法律法规，其要求诸多数据标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是难点。我们拿不出数据就没有话语权，只能被动挨打，这会对中国的贸易产生影响。
中国最终还是要在政策上补齐短板，除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对软性、体系性标准法规增加政策性投入，不能永远处于一个被动状态。
着陆TouchBase：您如何看待加征关税后，未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影响？有哪些趋势值得关注？
蒋南青：我此前参加过联合国的研讨会，议题围绕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情景，比如各国之间各自采取壁垒政策，关起门来互不合作；还是进行合作改革，大家多沟通交流。这些都是国家之间博弈策略的问题。
就不同情景的讨论得出结论是，这种壁垒政策对谁都没有好处。真正能够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共赢方法是要彼此合作，互通有无，打开国门来交流ESG，交流民主文化，交流合作贸易等。
如果关起门来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和外面交流，关于废弃物、气候这些全球性的可持续问题，只靠自己是无法解决的。从长远来说，要坚持这种开放共赢的格局。
对中国来说，面对美国的关税政策，我们应该发挥制造业的长处。除了贸易出海或者转口以外，我们的企业也应在自动化领域向外转口，把握自己的专长和绝技，根据我们独一无二的完整供应链这一特点，顺应时代发展，用更全球化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吕建中：直面挑战，加速技术突破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可持续发展管理专委会副主任、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
着陆TouchBase：贸易战是否会导致中美两国在气候议题上“脱钩”（例如暂停绿色技术合作、碳市场互通受阻）？这对《巴黎协定》目标有何影响？
吕建中：贸易战对气候议题影响，从而对实现《巴黎协定》目标进程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多个维度和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方面，紧张对立的关系会对中美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造成明显的阻碍、“脱钩”的潜在风险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碳排放大国，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这一特殊议题难以让中美真正实现“脱钩”；即使在贸易战期间，两国在气候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也并未完全中断（如，2023年11月中美两国发表的《阳光之乡声明》，为双方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推进《巴黎协定》目标奠定了基础）。
但技术脱钩（即“卡脖子”）的风险很大。由于中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冲突升级，气候议题合作有明显阻碍。美国可能会对中国的绿色技术产品加征关税，限制相关技术的出口和交流，从而影响双方在绿色技术合作方面的进展。
关键领域的脱碳（如航运）所需的氢能、氨燃料等技术仍依赖全球供应链，当关键设备受绿色技术合作障碍制约时，成本将居高不下，影响碳中和实质性进展。此外，当前全球减排进度仅完成2030年目标的15%。中美气候合作出现实质性倒退，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缺口扩大、国际碳市场碎片化加剧，抵消机制互认受阻、技术扩散速度降低、气候议题中的降低1.5°C目标实现成本增加。
从碳市场角度来看，若中美互不承认碳信用标准，跨国企业供应链碳成本核算将复杂化。在碳市场覆盖领域以及碳市场规则不兼容的情况下，企业跨境减排策略将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贸易战的冲击很有可能促使中美两国加快本土绿色低碳转型。中国正坚定不移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积极主动地参与气候变化主要渠道谈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事实上，美国也在加快自身的能源转型和绿色技术发展。
中美在气候议题的有关技术领域中存在分歧和竞争，其他国家和地区会因此加强自身气候行动，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空间，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美合作受阻带来的影响。
着陆TouchBase：若关税战升级引发技术或资源封锁，是否会倒逼国内企业加速循环经济（如废旧光伏板回收）技术突破？
吕建中：一定会。
如果关税战升级，会倒逼中国国内企业加速循环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突破。当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时，为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企业不得不寻求新的技术突破，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如果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资源被封锁时，政策、科技、企业会联手加速技术自主创新，以此创造新的破局之路。
实际上，这些年中国已经加大了循环经济等领域的研发投入，以寻求突破技术瓶颈的方法。比如，中国企业在废旧光伏板回收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晶科能源等光伏龙头企业，已建成基于物理法和化学法组件低成本环保处理成套工艺示范线，具备千吨级处理能力；此外，一道新能源攻克了EVA胶膜与电池片的分离技术、玻璃与胶膜热分离技术、多组分静电分选技术等关键技术。这些技术的突破对于提升回收效率和质量，提升再利用率程度、降低回收成本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志青：保持对话，推动发展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着陆TouchBase：特朗普关税政策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会带来哪些短期影响和长期挑战？
李志青：会有两方面的挑战。
短期来看，关税高达100%甚至200%，极大地增加了相关产品的出口成本，特别是目前出口产品中的高碳产品。企业为了控制成本和维持生产规模，可能对低碳转型的能力有所控制，很难再进行绿色低碳的投入。
另外，我国存在依赖于美国市场的可再生能源的产品，肯定会因高关税而发展受阻，比如光伏这种新能源产品。以低碳产业为主的企业短期营收和商业扩张将会受到影响。
长期来看，关税政策会改变全球产业布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我国高碳产业之间的替代和转移会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延缓国家产业机构绿色低碳化调整的步伐。
为了应对关税，企业研发上的投入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绿色低碳这种技术研发和创新推广。
着陆TouchBase：加征关税后，中国企业面临出口成本上升、市场份额流失，企业或减少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如何避免ESG进程“开倒车”？
李志青：加征关税后，企业毫无疑问会面临成本上升、市场份额下降的冲击。利润空间被压缩，在可预见的短期未来，技术研发的投入也会减少。但长期来看，能力较强、品牌较好的企业为了提升竞争力，可能依然会继续加大相关的投入。
对于ESG进程，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往前推进。
从政府角度来看，应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来支持企业的绿色转型。
从企业角度来看，应强化各方面的信息披露，比如业绩标准、监管等。即使在整体盘子不变或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也能引导更多的市场资源向ESG表现优秀的企业倾斜，从而使企业意识到ESG对其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并融入其中长期的战略和运营过程中。
着陆TouchBase：外需受阻是否会促使政府加大内需刺激？这种“内循环”能否消化过剩产能，同时保持ESG标准不降低？
李志青：外需受阻时，内需肯定要补位。预期上政府会加大内需刺激和鼓励，比如推行农村光伏补贴、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政策，包括扩大新能源产品需求，来保证产业发展动能。
在内循环过程中，我国一直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底线。通过政策引导、标准制定，能够让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即使产能过剩也保持一定的业绩，这样才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如果为了实现内循环而放低标准，长期来看不利于提高竞争力。
着陆TouchBase：贸易战是否会导致两国在气候议题上“脱钩”（例如暂停绿色技术合作、碳市场互通受阻）？这对《巴黎协定》目标有何影响？
李志青：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继续在气候上合作，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贸易战对中美两国气候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可能会有一定的冲击，一旦暂停产品市场的合作，技术合作也会受到影响，包括碳市场的合作互通，以及其他全球一体化合作也会有所影响。
贸易战客观上可能削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从而增加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目标实现的难度，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着陆TouchBase：中国是否需要建立“ESG贸易反制工具箱”（例如对高碳进口产品加征碳关税、强化绿色产业链自主权）？这类措施如何避免演变为贸易保护主义？
李志青：我认为目前尚需观察。
个人判断，我国希望能够通过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绿色低碳发展。现在还未必到强烈反制的时刻，更多是要避免其他国家用ESG作为理由来限制我国产品进出口。
我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还是要倡导基于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准则，确保透明公平的投融资环境，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一起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推动全球经济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着陆TouchBase”，作者：黄葳，编辑：姜舒 国佳佳，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