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近年来，“自梳”作为一种游离在传统中国婚姻家庭制度之外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大众和学界的许多关注。在古代婚俗中，女子把头发盘成发髻的动作，标志着她们完成了从少女到妻子的身份转变。而自梳，则是未婚女子模拟婚礼，自己将头发梳起，立誓终生不嫁，这些选择独身终老的女性被称为“自梳女”。
2023年，26岁的艺术家浦潇月开始了她关于自梳女的田野调查。这一过程中，她遇到了现年87岁的自梳女阿转，和她建立了深厚的忘年情谊，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浦潇月坦言，一开始，她是被自梳女身上“独立女性”的标签所吸引，怀着猎奇的心态去探访这一百年前“反抗父权的先锋女性群体”。但和阿转的相识，让她逐渐摆脱了这些标签的限制，认识到自梳女身上混沌的复杂性，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个项目在学术之外的意义。
在她和阿转的故事里，我们会看到一个来自北京的年轻女孩，和一个终生未婚的广东姑婆，她们之间隔着地域和年龄的差异，隔着调研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却依旧以一种十分原始、朴素的情感相互影响和联结着。用浦潇月的话说，这是比那些关于婚育、性别的议题更宝贵的东西，也是她面对很多媒体讲述了无数遍自梳女故事之后，一直没讲但更想去讲的东西。
以下是她的讲述。
口述｜浦潇月
我在美国读本科的时候，学的是心理专业，但辅修了很多五花八门的课程，其中有一门叫《乌托邦建筑》。在这门课上，我接触到了自梳女和她们居住的姑婆屋。
简单来说，自梳女是从清朝中、末期开始（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明朝），在珠三角地区出现的一个不嫁的女性群体，姑婆屋是她们曾经群居的一个大型建筑类型，集生活、社交、宗教祭拜等等各种功能于一体，并且这些自梳女会在这里过身、百年。基于对姑婆屋的兴趣，我开始对自梳女这个群体进行资料搜集。
一开始怀着的心态是猎奇的。作为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女孩，我从没有听说过这种女性文化，第一印象就是“好酷，好先锋”。我在学校看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文本，比如学者托培理（Marjorie Topley），他把自梳女的不婚文化称为“marriage resistance”（婚姻抗争），把她们描述成一群反抗父权的先锋女性，这基本也符合我在中文互联网上看到的大众对自梳女的想象。
2021年回国，我首先走访了广东顺德的冰玉堂，收集了一部分当地文献馆和地方志馆的资料。23年开始，我真正深入到广东的村落，寻找现存的姑婆屋和自梳女的踪迹。
实地寻找自梳女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开始，我寻找自梳女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比如通过当地的村委、妇联这些官方组织去联系。但我逐渐发现，“官方领导”的下场反而不利于村民们的讲述，有领导在，大家讲的都是一些“自梳女都挺好啊，日子过得不错”之类的套话，很难获取到真实信息。
于是，我绕开了村委会去找自梳女。具体怎么找，有个窍门，就是找到村子里信息流通最密集的地方。在广东，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两个自己的“情报局”——大榕树和小卖部。这两个地方有着分明的性别属性：村口的百年老榕树下，坐着下棋打牌的光膀子男人；小卖部的门口，聚着饭后聊天的阿婆们。男人们那里能得到的信息有限，主要因为我是一个外来女性，理着寸头，单看外貌就让他们觉得有点不伦不类，很多人的态度不算友好。但阿婆们会热情地凑上来问我，“你是靓仔还是靓女啊”，只是好奇，没什么恶意。
八卦可以打开很多话题，阿婆们常常会聊哪个自梳女今年去世了，谁又和家里关系不好“没人送终”，等等。谈话里，能看出一些村里人对自梳女的态度。比如我能感觉到，村里那些已婚女性提起自梳女，还是会有一些优越感。我在小卖部门口碰到过一个90多岁阿婆，她因为生了四个儿子而享受到很多周围人的赞誉。这些早已结婚生子的阿婆提到自梳女，一定会把自己区隔开，绝不会说“我们”，而是“她们”，是“那些没嫁人的女人”。
广东佛山西樵镇的杏头村，是我最常去调研的一个村子。我在搜集资料时，看到了学者徐靖捷的作品《走近西樵自梳女》，书里提到西樵曾是缫丝重镇，杏头村的女性通过养蚕、纺织来赚钱养家，为了能持续地给原生家庭提供经济支撑，很多女性选择了自梳不嫁。根据徐靖捷书中的描写，杏头村当年出过很多自梳女，甚至曾经40年没有进过一抬花轿。
阿转在自己家中，摄影潇月
我记得很清楚，是在2023年的4月，我通过杏头村的小卖部“情报局”找到了阿转。确切来说，是先找到了一个叫阿九的自梳女，她80多岁，但头脑还很清晰，我问她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姑婆（当地把自梳女们称为姑婆），她说有一个叫阿转的，是她的朋友，可以带我拜访。见到阿转，我立刻意识到，我见过这个老奶奶。就在前一天，我独自在村里的巷子间转悠，撞见了阿转，她正弓着背，在水井旁打水，我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瞬间。她看到我后，问了我两句话，但都是粤语，我只能用自己蹩脚的粤语回答她，“我是北京来的，听不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遇。阿九把我带到阿转家时，她恍然大悟地笑起来，“你是昨天井边的那个‘靓仔’啊！”她以为我是个男孩。由于有熟人引荐，阿转很快地信任了我们。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阿转出生于1938年，大名叫梁转喜，身边人都叫她阿转。但因为不识字，阿转本人并不知道这个大名，是她的侄孙女小君拿身份证出来，我们才知道的。很多自梳女都对自己的名字并不熟悉，日常生活中，她们的名字往往只是用来称呼的符号，一个小名，你在家排第三，你就叫何三姐、何三妹。村里还有很多女孩叫招娣、接娣，家里给她们取名的意味不言而明。但阿转不一样，从她的本名能看出来，她出生的时候，家里是满含着喜悦的，所以叫她“转喜”。从很多维度上讲，阿转都是幸运的。阿转家里有三个哥哥，一个堂哥，她是最小的女儿。小的时候，她家里虽然务农，但土地很多，经济条件不错，能吃上肉，父亲还给她买铁罐牛奶喝，直到土改后家境才慢慢没落了。这至少说明，她的自梳和经济压力没什么关系，家里并不缺她挣钱做工。她自梳时，家人还给她办了个很风光的宴席，有焚香拜神的仪式，煮了汤圆，当地把这种汤圆称为“上头丸”，“ 上头”就是把头梳起的过程。阿转亲自下厨招待自梳纪录片小组，因为知道潇月喜欢吃苦瓜，每次做饭，桌上都有苦瓜，摄影潇月
对于阿转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说，很多时间点已经在记忆里变得模糊，只能通过生活中的大事来进行标记。所以问她是哪一年自梳的，她也记不太清，只记得“解放后没几年”，如果按出生年龄推算，那时的她，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自梳后，阿转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年轻时，她一直坚持自食其力，为了谋生做过很多工作，在村里的生产队做过水泥工，也去给人割过禾。父母去世后，她就一直住在家里的老房子。我们见到阿转时，她已经独居了很长时间，还在世的哥哥们都搬走了，只有一些侄子侄女们还住在附近。在杏头村这个区域内，她已经算是家族里年纪最长的老人了。平日里，她都是一个人靠着政府给的低保生活，饮食起居全凭自己，偶尔也会有侄孙们前来看望，但在她看来，那些都是“人家家”，人家家有空才会来看她。但在阿转身上，我感受不到太多所谓孤寡老人的“凄惨”。大概因为她是个很有能量、有“毛刺”的女人，力气大、精力足、话很多，八十多岁还是闲不下来，每天一有空就跑出门满村子转悠。她对自己的体力很自豪，常常挂在嘴边，“你看我背也不坨，腰也不弯，不像那些老太太，我多了不起。”田调过程中，我也打算拍一个自梳女相关的纪录片，我组建了一个小团队，有摄像、翻译和几个志愿者，大部分都是女性。我们在阿转的隔壁一共住了两个多月，摄像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开始跟拍了。由于语言不通，纪录片拍摄又需要保持一定距离，摄像跟她之间交流的机会比较少。最开始，阿转对此不太适应，但她不是在意有摄像头对着她，她更多的是在意相机背后有个活人，有个年轻人（她叫“后生仔”）。她就像我们身边的长辈一样，总觉得有义务照顾孩子们，不停地隔着镜头问，你饿不饿？渴不渴？要喝点什么？我常常忍不住拿阿转和家里年纪差不多的姥姥对比，觉得像，也不像。在我家，姥姥的生活永远是围着我妈和我转的，阿转虽然也会照顾我们，但她更多时候又不太有“围着别人转”的意识，她很自在。好几次，我们正在拍她，一群人在她家里喝茶，她突然站起来，拿把伞，说“我要出去了，你们在这坐着吧”，就把一屋子人撂下出门散步去了。她不喜欢被别人管头管脚，这是很多结了婚的阿婆身上看不到的特质。潇月和顺德学的伙伴宝欣与阿婆分享日常，摄影Janet
阿转仿佛对什么事都有兴趣，我们带她去公园遛弯，她看到假山会拉着我们问，“这个是人搬上去的石头，还是机器搬的？”她很清楚外面世界的景观和她年轻时的经验已经完全不同了，但她试图弄个明白。再比如，她这辈子几乎没有离开过杏头村，更别说广东，所以她从没见过下雪。知道我是北京人后，每到冬天，她就心心念念地托侄孙女小君来问我，“北京是不是下雪了呀？”对那些没见过的东西，她都充满了向往。阿转也是个很有主见的老人。我们熟悉后，她经常试图指导摄像的工作。她的屋子是间采光很差的平房，阿转瞥见摄像机屏幕，会说“黑蒙蒙的在拍什么？”然后指挥我们“去这边拍”“去那边拍”。摄像要拍空镜头，正对着一支点燃的香拍特写，拍着拍着，香突然从屏幕上消失，转头发现是阿转怕他被烫到，悄悄把香端走了。有时候，阿转分不清纪录片和演戏的区别，会招呼我们，“我要吃喽，过来拍呀”，然后拿起一个空碗和筷子，开始进行无实物吃饭表演，大家在一边哭笑不得，只能配合她拍完。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觉到阿转对我们的喜爱，不仅仅是长辈对“后生仔”的喜爱，还因为我们的出现让她觉得受到了关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还不太习惯讲述以前的事情，她觉得自己没什么文化，她的故事也不值一提。但越到后来，她越愿意滔滔不绝地讲述，也期待这种讲述。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细节是，每次采访完，我们都会对阿转说“改日再来”，不知道为什么，阿转永远默认“改日”就是“明天”，到了第二天，她会盼着我们来。
我们离开杏头村之后，小君说，“你们走后，老太太把你们拍的照片都拿出来显摆，说外地来的后生仔给我拍了好多好看的照片。”她年轻时几乎没有留下过任何照片，现在有了这么多能留在世界上的影像痕迹，她很兴奋。后来，我给阿转拍的第一张照片，那张她在井边打水的背影照，还被送到了广州展出。她看到照片，来跟我撒娇，说，“你怎么不把我拍好看一点？下次你要记得跟阿婆说，说要照张相，我站起来，你不就能照到正面了？”从阿转身上，我得以窥见“自梳”这个行为背后的复杂性。阿转身上没有传宗接代的压力。但在我们的调研里，很多自梳女都是家中长女。广东有个说法，“阻头不便，跨头不祥”，意思是家里的老大到了年纪不结婚，就成了“阻头”，会妨碍弟妹的婚姻，弟妹如果跨过长兄长姐先结婚，则是“跨头”，这两种情况都被视作不祥。很多女性在没有合适对象的情况下，为了不妨碍弟妹赶紧结婚，就只能自梳。还有一些女性，因为家里男丁稀少，父母年迈，只能作为劳动力留在家里，也会被迫选择自梳。这里也能看出，自梳女们选择梳起的原因很难一概而论，无法简单地把她们都归到“主动反抗婚姻”的范畴里。我在田调中找到了22位平均年龄近90岁的自梳女进行访谈，这些女性都没有机会读书，很多人大字不识，她们并不是因为能出去挣钱了，就突然觉醒了什么“女性意识”。在那个年代，留给女性婚姻以外的选择本来就很少，自梳不过是嫁人和变成“阻头”之间的第三条路。一个女性走上这条路，往往是个人意志、集体意志、社会环境这几方力量共同影响下作出的决定。但要说阿转是“主动选择了自梳”吗？没那么绝对。这也是我在认识她之后才意识到的一件事：像阿转这样已经年迈的自梳女，她们的口述永远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对她们而言，自梳已经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了，年少时的感受难以追溯，现在去问，得到的也只是她们现在的想法，并且未必是最真实的想法。小君姐和阿转参观潇月在广州岛外空间的展览，摄影潇月
很多媒体采访自梳女，都会问同一个问题，“自梳后，你有没有后悔过？”这个问题就像是去问很多职场女性“你是如何平衡婚姻和家庭”一样，我不太喜欢里面隐含的一些预判。事实上，问这个问题也没什么意义。你去问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对几十年前做的一个决定后不后悔，她们无非就是回答是或否。但这几十年的岁月里，那些情感上微妙摇摆的瞬间呢？那些对于孤独和独自死去的恐惧呢？这些情感一定发生过，但都无法通过“后不后悔”来概括。后来，我就不再问这种抽象的问题了。我会问，“阿婆，你最近晚上睡得好不好？”那人家就会老实回答，晚上经常睡不着。为什么？“害怕一个人死在家里喽。”类似这样的话，在拉家常的过程中，她们很随意就说出来了。这类型的对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转译系统。我之前太被官方的学术训练所规训，根本不知道怎么和人聊天。但在阿婆们的乡土社会里，我必须放下自己熟悉的那套东西，去学习她们的语言。就像问她们为什么自梳，大部分人会回答，“那时候很兴”“找不到人结婚就自梳喽”，如果期待那种“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答案，是没有的。拿阿转举例，深入她的生活之后，我们才看到她身上很自我、不想被约束的一面。“我自己一个人更自在”，是她内心一个很本能的需求。她并不是在有意识地和某种制度做对抗，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她的生命力自然而然地迸发了出来。
阿转和潇月，图源：《自梳》纪录片（搜朴纪录片实验室），摄影张照阿转并不反感婚姻制度，这也是我在跟她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发现的。她自己对婚姻什么看法，可能不会明说，但我很确定她真的十分希望我结婚。我们现在认识两年了，每次一见面，她就着急地打听我的婚恋状况，问什么时候能喝到我的喜酒。如果我们团队里哪个人谈恋爱了，她会很高兴，觉得“好样的”。我有一次跟她说，那我就是不打算结婚怎么办？她说，那你多笨呐。我问，那你不是也没有结婚吗？她回答我，对喽，等你老了就知道后悔了。
回过头看，我的整个田野调查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对自梳女祛魅的过程。项目最开始成立，无非是因为我们觉得自梳女很稀奇，把她们当作很“不一样”的人在对待。但有没有可能，她们和我们没那么不一样？纪录片拍出来后，我组织了一场讨论会，在网上招募了很多年轻人来参与。当天有个很年轻的女孩来参加，她说自己现在一个人住，常常忍不住想象死亡，“如果有一天我死在这个房间里了，没人会知道，公司里的人也不会在乎我，我会在房间里默默地腐烂。”在场很多人听完都有同感。我当时忍不住想，阿转似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然也是因为她没有受到过任何表达的训练，但她说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她期盼和我们“明天见”的时候，会不会也在这样想？这当然是我的猜测。但至少说明，自梳女的困境不只属于上一代人，我们这些孤独的年轻人，今后要面临和她们一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自梳女身上那些关于年龄、地域、性别、婚姻观念的标签，都一点点被剥离下来了。她们的孤独和衰老，和所有人都有关，无论什么性别，无论已婚还是未婚。潇月和几位翻译伙伴，同阿转和小君姐聚餐，摄影Janet
对我个人而言，这个项目还带来了一些很私密的情感冲击。和阿转的相处，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和家里长辈的关系。我们团队里每个人都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跟自己家里的老人都没有相处过这么长时间”，每次说起，大家都忍不住掉眼泪。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老人，并试图理解她的时候，唯一的参照就是自己的亲人。这种拧巴和酸楚的情绪是共通的。项目结束那天，在阿转家的餐桌上，翻译跟我说，“阿婆说，你下次再来的时候，她都不知道自己在不在了。”她说得很随意，但我当时就绷不住了。那一刻的生理反应，现在我都能记得：我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必须不停咽口水，控制它不往下流。那种痛苦不仅仅是担心以后见不到阿转，还因为我投射了很多对姥姥的感情在她身上。我甚至无法给她一个承诺，说我很快就会回来，因为我担心给了她期待后我做不到。阿转像一面镜子，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和妈妈、姥姥的关系。在这之前，我好像已经厌烦了和她们相处，每次吃饭都是匆匆忙忙，每次她们催婚时我都激烈反抗。但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是有能力去听她们说话的。我能花那么长时间围在阿转身边，花那么多功夫去和她沟通，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我不能为我的家人做？从阿转身上，我看到了我爱着的家人的影子，她激发了我重新和她们建立联结的欲望，在这之前，这个欲望已经随着我的长大被遗忘了很多年。还有一件更惊喜的事。去年我回村里，又见到了阿转的侄孙女小君，她比我大一点，我叫她小君姐。我们聊天时，她掏出手机，很自豪地给我播了两段录音，是她自己的“采访”。采访对象不仅有阿转，还有家里其他老人，问她们年轻的时候都做些什么，是缫丝还是裁衣？嫁人的时候多少岁，哪年生下来一个女仔，当年的那个接生婆是不是还接生了家里好几代人？事无巨细。我听完非常激动，我知道，我注定只是阿转漫长生命里的一个过客，但现在，就算我离开，改变也已经发生。带阿婆游玩顺德，摄影Janet
在此之前，小君姐或许并不关心这个家庭的历史，但我们的到来激发了她的兴趣，让她愿意慢慢了解家里的老人，甚至以后她可能会成为最了解这个家族的年轻人，很多故事会这样流传下去。这可能就是我的项目，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我和阿转的相处，除了调研者和被调研者的关系，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真诚的尊重和亲近。这其实很难，因为无论是调研还是采访，里面都隐藏着一种权力关系，再加上我是个外来者，可以说我是在观看和凝视她。以她的年龄和社会身份，是无法反抗和拒绝，甚至意识不到这种凝视的。这是我在调研中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我会很努力地试图消解这种不平等，给她看我们拍的素材，用她能理解的语言去解释清楚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包括接受她的礼物和馈赠，有时可能就是几个大饼。讲这段，是因为阿转跟我提起过一件事。几个月前，突然有四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敲她的门，说是看了我之前的报道，要采访她。这四个人通过阿转的名字在村里问到了地址，直接就上门采访，问了一大堆关于自梳的问题，让她猝不及防，感到很害怕。他们走的时候，还管阿转要了一件她保存多年的大襟衫，说是很快就会寄回，但至今也没有收到。阿转很天真地问我，这些人都是北京来的，是不是你的朋友？她觉得北京来的大学生应该都是互相认识的，所以没有拒绝，就连那件衣服，她也说就送给他们好了。我很想保护她的这种天真，但又一直忍不住地愧疚，总觉得是我的报道让她经历了这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小君姐与阿婆交谈，翻译Zoe、宝欣与潇月同行，摄影Janet
接受采访之前，我还在想，关于阿转，我要聊些什么？我和她的相处，既是两个普通人之间很简单、真诚的情感，又掺杂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我想展示的，是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思考：我必须非常小心、不断反省，我做了哪些事、没做哪些事，会给她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这些作为调研者本分的反思和责任，也包含了我对一个真实的人的关切。如果换成三年前的我，不管在学校里学了再多的主义和理论，都一定想不到这些。大概，这也是阿转留给我的馈赠吧。
排版：初初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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