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期刊《清洁生产杂志》悄然更新了一则声明——那篇曾被引用11次、宣称“突破纳米技术储能瓶颈”的论文，突然被贴上“撤回”标签。

撤稿通知冰冷地写道：“数据来源不实，且未经伦理审查。”但更令人震惊的细节藏在字里行间：论文中所谓的“行业咨询成果”，竟是两位身为作者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盗用的该校本科生的课堂作业。

一场学术丑闻就此败露：教授为何将学生的作业“偷换”为科研论文？为何伦理审查形同虚设？这一切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学术权力滥用和对学术诚信的漠视？

一、课程作业被窃取的背后

2019年，时任悉尼大学教授的卡拉•瑞格利与研究员斯科特•布莱恩特在《清洁生产杂志》发表了一篇“突破性”论文，题为《快速产品设计和开发可行的纳米技术储能产品》。

彼时，瑞格利是悉尼大学设计创新领域的权威学者，论文中宣称的“行业咨询项目数据”为其研究增添了商业可信度。文章迅速引发关注，不仅被引用11次，还被部分能源企业纳入技术参考库。布莱恩特更借此跻身学术新锐；瑞格利则于2022年转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设计学教授，继续以“伦理倡导者”身份活跃于学界。

两者光鲜的履历在2023年8月戛然而止。

其实早在2022年，论文就因“数据异常”收到期刊的更正声明。一年后，随着质疑声加剧，论文团队突然主动申请撤稿。4个月后，悉尼大学研究诚信办公室发布声明，揭开了这场学术骗局的真相：论文的核心数据并非来自行业项目，而是盗用了一群本科生的课程作业。  

“这些访谈和实验数据实际上来自本科生的学生单元，从未被授权用于发表。”悉尼大学发言人在声明中强调。所谓的“行业咨询项目”从未存在过，这只是研究者为掩盖剽窃而编织的幌子。

“这是系统性剽窃。既侵犯了学生的知识产权，也践踏了学术伦理。”独立学术监督机构“撤稿观察”在报道中如是评论。目前，论文已被爱思唯尔正式撤回，页面标注着刺眼的“RETRACTED”字样，并链接至撤稿政策说明页。

二、制度漏洞与“沉默的共谋”

事件曝光后，两大争议浮出水面：成果归属的模糊地带，与伦理审查的制度漏洞。

悉尼大学调查显示，布莱恩特和瑞格利不仅未在论文中注明数据来源，甚至未告知学生其作业可能被用于学术发表。“系统性剽窃的背后，是学术界对弱者成果的掠夺惯性。”“撤稿观察”在事件综述中写道。

事实上，这并非孤例：早在2015年，江苏大学某教授就因涉嫌抄袭匈牙利本科生论文被调查；2024年，墨尔本大学某课题组因擅自使用研究生课程数据遭投诉；同一年，中央美术学院宋某因抄袭学生作品被撤稿。这些案例暴露出同一痼疾：当学术权力掌握在老师手中，学生的成果往往成为“隐形资源库”。

另一争议在于伦理审查的缺失。悉尼大学指出，该出版物包括本科生对公众的采访数据，可能需要获得伦理批准才能有效使用。

根据国际学术规范，涉及人类参与者的研究若用于公开传播，即使由本科生执行，仍需通过伦理审查。悉尼大学的本科生访谈仅作为课程作业，并未违反这一要求。问题在于，教授擅自将课堂数据升级为学术成果，却未补上伦理审查这一环，这也暴露出学术机构对“课程成果转化”监管的盲区。

面对质疑，瑞格利和布莱恩特仍保持沉默，均未回应外界的置评请求。目前，所有研究作者都同意撤稿，悉尼大学也联系该出版物，支持作者的决定。爱思唯尔发言人回应：“撤稿决定由作者和校方共同推动，我们遵循了最高标准的出版规范。”

三、学术公信力如何重建？

撤稿并非终点。事件余波中，悉尼大学被推上风口浪尖。尽管校方以“保密原则”拒绝透露调查细节，但其学术诚信办公室的应对措施仍遭质疑。“如果机构真正透明，就应该公布涉事教授是否面临处罚。”学术监督领域人士直言。

国际学术界亦将此案视为警示。多所高校开始推行“学生成果授权协议”，要求教师在发表前必须获得学生的书面许可。《自然》杂志等顶级期刊则增设“数据溯源表”，强制作者披露原始数据来源。“我们不能总依赖撤稿来纠错，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清洁生产杂志》主编在撤稿声明中写道。

然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打破学术界的权力结构。“学生需要独立的申诉渠道，而不是向剽窃自己成果的教授讨说法。”悉尼大学一名学生在匿名论坛写道。对此，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已试点“独立审查委员会”，由校外专家介入调查师生纠纷，以减少利益冲突。

学术记录的完整性依赖于每一位研究者对真理的敬畏，任何对学生成果的侵占，都是对学术共同体根基的侵蚀。这起事件不仅是一次撤稿，更让人们窥见了学术光鲜外表下的权力暗流。当教授成为掠夺者，学生沦为沉默的牺牲品，重建信任的道路注定漫长。

事件终以撤稿落幕，但留给学术界的，是对 “权力监督”“成果归属”与“伦理审查”的长期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