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tlantic 每日综述 - 2025年4月15日
The Perfect Pop Star for a Dumb Stunt
文章认为，凯蒂·佩里（Katy Perry）乘坐蓝色起源（Blue Origin）火箭进行太空旅行，并因此受到网络嘲笑，恰恰凸显了她作为流行歌星的独特性。与碧昂丝（Beyoncé）或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等形象控制严谨、注重维护神话的巨星不同，佩里似乎并不介意显得有些“愚蠢”或“尴尬”（cringe）。她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古怪、真诚、不加掩饰的时刻，例如在拉斯维加斯驻场演出中与巨大的“粪便”道具对话，或是在Met Gala上穿着汉堡服装。文章指出，佩里代表了一种更早期的、不那么世故、不那么注重网络形象和讽刺意味的流行明星形象，这种形象在当下显得有些过时，她最近的专辑《143》及其主打歌《Woman’s World》因其简单的“女老板女权主义”信息和过时的风格而受到批评。然而，作者认为，在一个充斥着精心计算、冷静策划的名人时代，佩里这种毫无心机、充满热情、不惧尴尬的真诚反而显得独一无二且令人耳目一新。她乘坐亿万富翁的火箭进入太空，正是她一贯风格的体现——一个愿意拥抱荒诞、充满爱意的表演者。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8:34:41-04:00*
Phase Two Will Be Worse Than DOGE
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在经历了由埃隆·马斯克领导的旨在削减联邦机构（DOGE计划）的初期混乱后，已进入了以政治报复为特征的第二阶段。尽管特朗普曾声称“报复将通过成功实现”，但他最近的行为表明并非如此。政府上周下令调查其首届政府中的两名官员：前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Chris Krebs）和前国土安全部幕僚长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克雷布斯因拒绝附和2020年大选舞弊论而被解雇，泰勒则撰写了批评特朗普的匿名评论并组织共和党人反对他。文章批评这些调查指令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甚至歪曲事实（如指控克雷布斯违反第一修正案）。作者认为，即使这些调查最终不了了之，其目的也是为了恐吓潜在的异见者。DOGE计划导致的政府专业人士流失，使得这些报复行动更少受到阻碍。文章列举了其他报复性行为，如白宫直接解雇司法部职业律师、代理检察官解雇参与1月6日案件的律师、剥夺批评特朗普的前官员（即使面临伊朗威胁）的安保细节等。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奖赏忠诚者，如司法部推动释放一名被判向FBI撒谎（涉及拜登家族）的男子，并主张退还被特朗普赦免的1月6日袭击者支付的赔偿金。特朗普还利用政府权力打击那些参与了令他不悦案件（如曼哈顿定罪案、穆勒调查、杰克·史密斯调查、2020选举舞弊诽谤案）的律师事务所，迫使它们通过与特朗普私人律师协商的“公益”和解协议提供约10亿美元的支持。文章最后强调，特朗普从未区分个人利益与政府权力，对他而言，复仇是控制政府的主要原因。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6:52:00-04:00*
The Atlantic Hires Jenna Johnson and Dan Zak as Senior Editors, and Tyler Austin Harper as Staff Writer
该文为新闻稿，宣布《The Atlantic》杂志新增三名编辑人员。Tyler Austin Harper，此前为特约撰稿人，现成为正式员工撰稿人。他自2023年起为杂志撰稿，内容广泛，涉及极端钓鱼、枪支拥有权、大学校园中的ChatGPT等。加入杂志前，他是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的环境研究助理教授。Jenna Johnson 和 Dan Zak 则双双被任命为高级编辑，两人均来自《华盛顿邮报》，在那里工作了近二十年。Dan Zak 以其出色的叙事能力和人物刻画技巧著称，热爱杂志和写作工艺，曾是《华盛顿邮报》Style版块的作者，后转为编辑，著有关于反核活动人士的书籍《Almighty》，并曾获国家杂志奖提名。Jenna Johnson 在新闻界备受赞誉，尤其擅长报道特朗普相关事务。她在《华盛顿邮报》期间，曾任移民编辑和民主报道副主编，以其对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的独特报道闻名，曾是2016年大选的主要记者，深入报道了特朗普支持者及集会情况，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白宫记者，记录了美国日益加深的分裂。她因指导记者、富有创造力、准备充分以及富有同情心而受到同事们的喜爱。新闻稿还提到，自年初以来，《The Atlantic》已有多位新成员加入，包括总编辑 Griff Witte 及多位员工撰稿人和特约撰稿人。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6:14:23-04:00*
DOGE Is Making the IRS a Tip Jar for Public Services
文章严厉批评特朗普政府和埃隆·马斯克主导的DOGE计划对美国国税局（IRS）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作者认为，IRS对于国家财政、信誉和社会契约至关重要，其征税工作确保了关键服务的资金来源，并要求富人承担公平份额。然而，DOGE计划旨在将IRS雇员减半，已导致数千人在报税季被解雇，尤其严重打击了负责复杂税务欺诈（多为富人所为）的审计部门，该部门人员已流失38%。这使得IRS核心任务被忽视，税收减少，赤字增加，最终受益的是富有的逃税者。文章指出，DOGE声称用新代码取代IRS系统的说法是暂停现代化努力的借口，无法替代人类专家的审计功能。此外，IRS正被用作特朗普政府大规模驱逐计划的工具，开始在没有国会监督的情况下与国土安全部（DHS）共享纳税人数据，以帮助ICE驱逐多达700万移民。这不仅引发隐私担忧（违反1974年《隐私法》精神），也导致移民因恐惧而避开税收系统，转向地下经济，预计十年内将造成3130亿美元的税收损失。IRS还经历了严重的领导层真空，三位代理局长在三个月内相继离职，多位高管也因不愿配合数据共享或DOGE计划而辞职。作者还担忧特朗普可能利用IRS打击政治对手，如同尼克松时期那样，并指出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如在IRS刑事调查部门安插政治任命官员）。文章总结道，DOGE计划并非为了效率或公平，而是旨在建立一个富人可以自愿缴税（如同给小费）的体系，估计将导致十年内2.4万亿美元的税收损失，其对IRS的财务影响与承诺的节省方向相反，代价巨大。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6:06:00-04:00*
Mario Vargas Llosa’s Question for the Trump Era
文章是对最近去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回顾与悼念。作者首先引用了巴尔加斯·略萨1969年名作《大教堂里的对话》的开篇名句：“秘鲁究竟是在哪个确切的时刻搞砸了？”（At what precise moment had Peru fucked itself up?），指出这个问题在当时乃至现在对许多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甚至可能适用于当下的美国。文章追溯了巴尔加斯·略萨一生的政治与文学旅程，他始终关注秘鲁的政治腐败、不平等和未能实现的承诺。他早年受古巴革命影响，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作家应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反抗权威。然而，1971年古巴诗人埃贝托·帕迪利亚（Heberto Padilla）因批评卡斯特罗政权而入狱事件成为转折点，巴尔加斯·略萨激烈谴责古巴压制言论自由，并因此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决裂，在拉美知识界被孤立。这次转变深化了他的文学创作，如1981年的《世界末日之战》就警示了民粹主义领袖的危险。1990年，他竞选秘鲁总统失败，被批评为愚蠢，随后移居西班牙。在西班牙，他通过在《国家报》等媒体开设的专栏“试金石”（Piedra de Toque）继续评论政治与文化，观点 nuanced，谴责极端主义（如查理周刊袭击者、普京），关注巴以冲突（支持两国方案）。作者赞赏巴尔加斯·略萨一生中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拒绝被简单归类的勇气，认为他体现了当今世界常见的从左到右、从民主到集权再回头的复杂性。作者最后表示，本想再与巴尔加斯·略萨探讨《大教堂里的对话》开篇问题的当代美国意义——特朗普是否像他笔下批判的那些独裁者？鉴于他已逝世，作者建议读者重读这部小说，将其视为对一个（美国）正在寻找意义、面对恐惧的国家的替代性虚构叙事。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6:05:00-04:00*
They Never Thought Trump Would Have Them Deported
文章报道，特朗普政府承诺的“大规模驱逐”行动本应集中于有严重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但实际上正越来越多地针对没有犯罪记录、在美国有深厚根基（如美国出生的孩子、纳税记录、社区贡献）的移民。许多被捕者，包括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曾相信总统关于优先驱逐罪犯的保证。文章以乌干达籍牧师马丁·穆格瓦（Martin Mugerwa）的案例开篇，他持有神学学位，在心理健康诊所工作，正在申请庇护，却因一次意外越过加拿大边境而被拘留，面临驱逐。尽管他认为自己不属于特朗普所说的“罪犯”目标。文章指出，这种扩大化的逮捕反映了ICE在完成总统设定目标的巨大压力下，正在放弃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实行的、对非优先目标（如无犯罪记录、有家庭和社会联系者）的执法自由裁量权和案件关闭程序。特朗普政府已限制并可能取消这些程序。随着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宣布所有无合法身份移民必须向政府登记否则面临刑事后果，驱逐行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前ICE官员吉姆·里利（Jim Rielly）表示，现在的执法似乎不再有酌情权，“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游戏”。文章还引用了共和党移民律师以色列·罗斯（Israel Rose）的案例，他代理的两名无犯罪记录、有年幼美国子女的摩尔多瓦商人被拘留，这让他对自己支持特朗普的立场感到不安，并批评政府在处理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案和无视法院命令遣返人员至萨尔瓦多等事件中表现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他案例包括在美居住22年、拥有建筑公司、记录清白的威尔曼·埃尔南德斯（Wilman Hernandez），以及持有绿卡50多年、仅因24年前一桩非暴力定罪而被拘留面临驱逐的实验室技术员勒韦林·迪克森（Lewelyn Dixon）。文章最后提到，即使是那些有长期居住史和贡献但存在旧驱逐令的人，如阿贝尔·奥罗斯科·奥尔特加（Abel Orozco Ortega），也因相关保护项目被取消而面临被迅速遣返的命运。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5:23:00-04:00*
What the Courts Can Still Do to Constrain Trump
文章分析了在特朗普政府公然藐视最高法院关于基尔马尔·阿布雷戈·加西亚（Kilmar Abrego Garcia）案裁决（要求政府“促成”其从萨尔瓦多监狱返回美国）的背景下，联邦法院仍可采取的制约措施。作者史蒂夫·弗拉德克（Steve Vladeck）认为，尽管最高法院的裁决措辞含糊（使用“促成”而非强制命令，未设最后期限），给政府留下了推诿空间，但政府（尤其是斯蒂芬·米勒）对裁决的歪曲和公开的不作为（如副总统万斯关于“入侵萨尔瓦多”的稻草人论证）已构成对法院权威的挑战。弗拉德克指出，联邦法院并未束手无策，可以采取更具体的措施：命令政府正式请求阿布雷戈·加西亚返回；命令停止向萨尔瓦多支付拘留费用；命令动用一切外交手段促其返回；要求高级官员就所做努力作证；甚至可以对未能采取一切合法可能措施的政府官员（如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施加日益升级的制裁（如罚款、将不合作律师提交律师协会）。如果政府坚持认为法院无法强制其带回被错误遣返者，法院的终极反制措施可能是：在整个司法程序（包括最高法院对《外国人敌对法》适用性及证据标准的裁决、以及《移民与国籍法》下驱逐案的全面司法复核）完成之前，暂停所有遣返行动。这种加强遣返前司法审查的做法，将确保不再出现类似阿布雷戈·加西亚的案件，并可能激励政府在此案中采取行动，因为持续的对抗可能阻碍其更广泛的移民政策目标。作者强调，此案是对法治的重大考验，若政府能不受惩罚地错误遣返某人，将危及所有人。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4:51:00-04:00*
How to Say No to the President
作者内尔·米诺（Nell Minow）回忆了她的父亲、前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牛顿·米诺（Newton Minow）的一段经历，以此说明坚守原则、对总统说“不”的重要性。肯尼迪总统曾因不满NBC新闻报道而愤怒地致电米诺，要求他采取行动。米诺答应处理，但第二天他通过助手转告总统：“他很幸运在FCC有个朋友，知道在总统生气时不该听他的话。”肯尼迪事后私下向米诺表示感谢。作者指出，父亲深知即使是总统也需要听到不同意见，这有助于检验想法并赢得信任。米诺在FCC任职期间，以其著名的“电视是一片巨大荒原”（vast wasteland）演讲闻名，他批评电视节目质量，但坚决反对政府审查，主张扩大选择，推动了UHF频道普及、通信卫星发射和公共广播电视（PBS）的建立。他也曾运用权力维护公平，在埃莉诺·罗斯福求助后，迫使密西西比州一家电视台出售广告时段给黑人国会候选人。作者将父亲的故事与当前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认为父亲在特朗普首次就职前分享这个故事，是为提醒新任官员要敢于坚持原则。她赞扬了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Alan M. Garber）近期顶住特朗普政府压力、维护学术自由的立场，认为这与父亲当年对肯尼迪说“不”的精神一脉相承。文章强调，新闻机构、学校、博物馆等追求真理的机构必须坚持无畏的实证主义、逻辑和辩论，即使这可能触怒当权者。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4:46:32-04:00*
Iran’s Negotiating Position Gets Worse and Worse
文章分析指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长期拒绝与特朗普政府就核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立场已经瓦解，原因在于伊朗的内外部压力日益增大，使其谈判地位不断恶化。近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与美国中东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Steven Witkoff）在阿曼进行了直接交谈，这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变。外部压力方面，伊朗的“抵抗轴心”（亲德黑兰民兵组织）受到重创，如黎巴嫩真主党遭以色列打击、也门胡塞武装遭美国打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也削弱了伊朗的“前沿防御”战略。同时，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暗示军事打击是谈判的可能替代方案。内部压力方面，伊朗民众对政治压迫和经济管理不善的不满情绪增长，体制内要求结束孤立、与西方接触的声音也在增强，例如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Mohammad Bagheri）罕见地在波斯波利斯发表新年讲话，呼吁与其他国家和平友好；前总统鲁哈尼等支持接触派势力上升，而反美强硬派则日益孤立。哈梅内伊本人也展现出和解姿态，欢迎美国商业，阿拉格奇甚至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特朗普可能成为“和平总统”。文章认为，新一轮美伊谈判已经开始，可能达成初步框架，伊朗或愿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监督等方面做出让步。若能达成协议，可能比奥巴马时期的协议更持久，因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关系较好，且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态度更积极。但谈判仍存风险，可能因特朗普缺乏耐心或哈梅内伊在让步面前退缩而失败。作者总结道，哈梅内伊（即将86岁）被迫谈判是其地位削弱的体现，预示着其反美、反以的伊斯兰主义遗产可能难以维系，尽管核协议可能给政权带来喘息之机，但更可能预示着其政权的瓦解。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3:06:05-04:00*
Dear James: I’m Dreading My Family Vacation
这是一篇建议专栏文章。一位读者来信表示，尽管家庭成员间对过去的伤害（如兄弟的嘲笑、祖父母在父母离婚后的刻薄言语、母亲将自己当作治疗师）已“大部分和解”，但她仍然对即将到来的家庭假期感到恐惧。与家人共处时，即使没有发生严重冲突，她的神经系统也持续处于紧张状态，难以真正享受相聚时光，希望能找到享受假期的办法。专栏作者詹姆斯·帕克（James Parker）回应道，他理解这种困境，并质疑人们是否真的能完全“克服”过去的创伤，认为这些经历往往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他承认家庭环境容易触发退行行为和旧有模式。他的建议偏向实用和接纳：首先要“坚持住，挺过去”。鼓励读者运用已有的生存策略（如跑步、与陌生人聊天），并尝试从“人间喜剧”的角度看待家庭纠葛的荒谬和徒劳。最后，他提醒读者已经长大成人，能够清晰地看待这一切，要积极对抗焦虑。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3:00:00-04:00*
Trump’s Harvard Whiplash
文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向哈佛大学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认为这些要求不仅是对大学自主权的干涉，而且本身就充满内在矛盾。在哈佛大学宣布将抵制政府要求（否则将面临数十亿美元联邦资金损失的威胁）后，作者指出政府的要求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政府一方面要求哈佛削减那些“更致力于行动主义而非学术”的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要求在缺乏“观点多样性”的院系强制雇佣和招收“足够数量”的新成员以提供这种多样性。另一对矛盾是：政府要求哈佛废除所有在招生和招聘中起“意识形态试金石”作用的标准、偏好和实践，同时又要求委托“联邦政府认可其能力和诚意”的外部机构来审计那些“助长反犹太骚扰或反映意识形态俘获”的项目和院系。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Alan M. Garber）也指出，这些要求超出了反犹太主义的范畴，构成了对哈佛“智力条件”的直接政府监管。作者进一步评论道，这些要求体现了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特点：将“觉醒”（woke）社会正义运动中最具争议和强制性的工具，重新包装用于反动目的。这并非真正的“反觉醒”，而是带有右翼特征的“觉醒”。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试图通过联邦政府的财政力量，强行在哈佛等机构内部推行他们自己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官僚体系，包括为MAGA运动推行一种变相的“平权法案”。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2:50:00-04:00*
What Jonathan Haidt Thought When He Watched Adolescence
文章采访了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作者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讨论了他对Netflix迷你剧《青春期》（Adolescence）的看法。该剧讲述了一个看似正常的英国男孩因沉迷网络而杀害同学的故事。海特认为，这部剧触及了他工作中关注的许多问题，尤其是作为父亲感同身受。他赞赏该剧并未将所有问题归咎于社交媒体，而是展现了青春期和家庭生活的复杂性，其中许多困难确实因社交媒体而加剧。海特指出，该剧反映了他长期以来的担忧：父母以为孩子在卧室里上网是安全的，但智能手机让孩子们几乎可以持续在线，高剂量的在线生活（尤其是在以最大化用户参与度为商业模式的平台上）是有害的。他强调，学校需要真正实现“无手机化”（将手机放入袋子或储物柜），而不仅仅是禁止课堂使用，因为青少年难以自控。这样才能减缓网络欺凌、谣言和戏剧化的传播速度。海特认为，虽然欺凌一直存在，但社交媒体极大地增加了其频率和强度（24/7），使其与自杀风险密切相关。对于男孩而言，社交媒体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成瘾、暴力、毒品使用和激进化方面。他强烈建议家长抵制学校要求使用多功能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完成作业的做法，因为这些设备是主要的干扰源，与教育水平下降有关。海特重申了他的核心主张：禁止在高中前使用智能手机，禁止在16岁前使用社交媒体。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采取行动，这种集体行动问题正在得到缓解。他区分了有益的互联网使用（如FaceTime等一对一交流）和有害的社交媒体平台（算法驱动、追求参与度、引发操纵和成瘾），尤其是一对多的异步发布对女孩的完美主义和焦虑有负面影响。海特认为，像《青春期》这样的虚构作品，如果能引起已有类似担忧的观众的共鸣，就能迅速改变社会共识，推动针对“基于手机的童年”的集体行动。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2:36:00-04:00*
By the Time Political Violence Gets Worse, It Will Be Too Late
文章评论了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Josh Shapiro）官邸遭纵火袭击事件，认为这是对民主规范的又一次令人忧虑的攻击。尽管研究人员表示尚无数据显示政治暴力事件显著增加，公众对此类行为的支持率也仍然很低，且特朗普总统将袭击者形容为“可能只是个疯子”，但作者认为这些并不能令人安心。因为无法预测何种不稳定因素会促使个人针对政治人物发动袭击，每一次这样的攻击都会侵蚀社会规范。文章指出，哈里斯堡州长官邸的安保失败令人震惊。袭击发生在夏皮罗一家举办逾越节家宴后的凌晨，嫌疑人（后自首，被确认为Cody Balmer）翻越围栏、砸窗投掷自制燃烧装置并闯入建筑另一侧纵火后逃脱。虽然动机未明，但调查人员称其意图伤害夏皮罗。作者提到，一些政治袭击者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如威胁卡瓦诺大法官者、袭击佩洛西丈夫者），但另一些则动机模糊（如夏皮罗袭击者、2024年枪击特朗普者）。文章强调，民主制度依赖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政治分歧的共识，而特朗普的言行（拥抱极右团体、威胁监禁政敌、煽动1月6日骚乱、赦免暴乱者）破坏了这一基础。特朗普对夏皮罗遇袭事件的谴责不仅迟缓，还带有撇清关系的意味（声称袭击者“不是特朗普粉丝”）。文章最后总结，即使是个别事件，也共同构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加剧了政治环境中的脆弱感，公众对此感到焦虑是完全有理由的。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0:42:39-04:00*
Republicans Are Right About Soda
文章探讨了一个政策反转现象：曾经将含糖饮料（如汽水）视为个人自由象征并反对政府干预（如佩林挥舞大杯汽水反对纽约市长彭博的禁令）的共和党人，如今却在多个州（德克萨斯、阿肯色、西弗吉尼亚等）推动禁止使用食品券（SNAP）购买汽水。这一转变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的立场一致，后者公开质疑为何要用纳税人的钱资助“毒害孩子、导致糖尿病”的含糖饮料。文章指出，禁止SNAP购买汽水似乎理所当然，因为汽水是美国人糖摄入超标的主要原因之一，且研究显示SNAP受益者饮食质量低于同等收入的非受益者。这些州提出的多为试点项目，本应更易被接受。然而，民主党人大多反对这些禁令，认为这是变相削减SNAP福利（一些推动禁令的组织也主张削减福利资格），且不公平地针对穷人的食物选择，因为汽水消费在所有人群中都很普遍。公共卫生组织内部也存在分歧，如美国心脏协会（AHA）最初反对德州禁令，担心影响SNAP减少饥饿的主要功能，但后来又表示愿意与寻求豁免的州合作。文章认为，鉴于现任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Brooke Rollins）可能支持，这些禁令在红州获批似乎已成定局。作者建议，与其一味反对，不如将这些试点项目视为收集数据、评估禁令实际效果（包括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机会，从而为长期以来关于汽水禁令是否明智的争论提供答案。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10:29:00-04:00*
When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Is Personal
文章聚焦于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法官艾莉森·里格斯（Allison Riggs）及其在2024年选举后面临的漫长法律战。里格斯，一位民主党人，曾是著名的投票权律师，后被任命为法官。在2024年的连任选举中，她以仅734票的微弱优势领先共和党对手杰斐逊·格里芬（Jefferson Griffin）。然而，格里芬在选举后对超过6万张选票提出质疑，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改变选举规则并推翻结果。这场斗争已持续五个月，经历了多次法院裁决：上诉法院曾支持格里芬的部分主张，但要求给大多数受质疑选民“补正”选票的机会；随后，州最高法院（里格斯已回避）驳回了大部分挑战，但裁定海外选民需提供照片ID（此前未要求），并排除了从未在该州居住过的公民子女的选票；联邦法院介入后，允许补正程序进行，但在联邦法律问题解决前阻止了选举认证。里格斯在采访中表示，她不希望卷入这场斗争，但既然发生了，她会坚持下去。她认为，格里芬的行为是危险的“选举否定主义”，是对民主基础的攻击，如果当权者可以因不喜欢结果而拒绝承认选举、拒绝和平交权，那么选民对投票的信心将被严重破坏，这对全国民主构成威胁。文章回顾了里格斯的背景，从学习微生物学到因2000年佛罗里达选举而关注投票权，再到成为投票权律师，为南方社会正义联盟（SCSJ）工作，与安妮塔·厄尔斯（Anita Earls）共事，并多次在法庭上挑战共和党制定的投票法和选区划分。她强调自己作为律师时帮助过各党派选民确保投票被计算。尽管一些共和党人（如前州长麦克罗里和著名选举律师金斯伯格）批评了格里芬的做法，但大多数共和党人保持沉默或表示支持。里格斯预计最终会获胜，但担心这场旷日持久的争端本身就在损害民主和公众信任。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08:22:22-04:00*
Looks Like Mussolini, Quacks Like Mussolini
文章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削减国家人文基金会（NEH）大部分现有拨款（约1200项，占85%），并将资金转用于建造“国家美国英雄花园”（National Garden of American Heroes）的计划。作者认为，此举不仅影响了众多有价值的人文项目（如关于大屠杀的翻译项目、教师工作坊、口吃纪录片等），更是对知识和历史探究本身的攻击。NEH资助的项目旨在提出问题、发掘被忽视的经历、审视文本、丰富公共记录。而特朗普设想的、包含250座雕像的“英雄花园”（耗资可能高达5000万美元或更多，部分资金来自NEH和NEA），则代表了一种从“探究”到“崇敬”的危险价值观转变。作者将这个花园比作迪士尼乐园的总统厅，更尖锐地将其与墨索里尼建造的、充满理想化运动员雕像和刻有“墨索里尼元首”方尖碑的法西斯主义建筑群相提并论。雕像不容置疑，只能供人瞻仰，意在固化历史、终结讨论。花园选择的“英雄”名单也体现了经过筛选、“磨平棱角”的历史观，对黑人历史人物的选择偏重运动员和表演者，却包含相对不知名的保守派白人思想家，同时忽略了像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这样的重要政治人物（而一个关于她的展览项目恰好是被取消的NEH拨款之一）。作者引用汉娜·阿伦特（讽刺的是她也在英雄名单上）的观点，指出雕像作为一种宣传形式，强加意识形态统一性。文章最后强调，掠夺档案（代表动态、可变的知识）来建造雕像（代表僵化、强制的崇敬）是极其错误的，这种选择是用宣传取代了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入理解与探究。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08:00:00-04:00*
How Social-Media Sites Can Fight Hate Without Censorship
文章提出，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Meta旗下的Facebook和Instagram）可以在不进行大规模内容审查的前提下，通过赋予用户更多控制权来对抗仇恨言论和骚扰。文章以犹太无伴奏合唱团The Maccabeats在Instagram上发布“Hava Nagila”视频后遭遇大量反犹评论为例，指出在Meta调整政策、减少自动过滤、更依赖用户举报“低严重性违规”后，像The Maccabeats这样的内容创作者面临着难以承受的举报负担。作者认为，仅仅依靠用户单独举报或拉黑骚扰者是不够的。文章建议引入两种用户赋权工具：1）“超级拉黑”（Megablock）功能，允许用户一键不仅屏蔽发表冒犯性评论的用户，还能屏蔽所有点赞该评论的用户。这可以有效打击“抱团”（brigading）骚扰，并增加骚扰者的成本。2）“抱团举报”工具，允许用户将整个帖子或页面标记为遭受定向集体攻击，从而触发平台版主对相关账户进行调查和处理。作者强调，这些工具是“自下而上”的用户选择，而非“自上而下”的审查，符合言论自由精神，让用户能管理自己的空间。这也有助于解决一个结构性问题：在算法驱动的平台上，少数群体容易被多数骚扰者淹没。文章认为，像X（前Twitter）可能已是“失败案例”，但其他平台如Meta、TikTok、YouTube仍有机会通过采纳此类工具，避免重蹈覆辙。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07:00:00-04:00*
Do You Actually Know What Classical Music Is? Does Anyone?
文章探讨了“古典音乐”这一术语的定义问题，认为仅凭声音特征难以界定这个涵盖了超过千年历史和迥异风格（从拜尔德到舒伯特再到当代作曲家）的庞大领域。在当前关于多样性、精英主义和资金困境的激烈辩论下，为古典音乐找到一个更恰当的定义尤为重要。作者提出，与其捍卫“古典”本身或某种特定的声音风格，不如将西方古典音乐的核心特征定义为其独特的传播技术：它本质上是“书面音乐”（written music）。这意味着乐谱（score）是其权威性的参考点和创作的基础。这与其他音乐传统不同：流行音乐的权威通常是录音室专辑（如披头士、泰勒·斯威夫特），而爵士乐更重视现场表演的即时性和即兴性，乐谱（如Real Book）并非最终权威。从这个角度看，从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到约翰·凯奇（包括其《4’33”》），甚至像杜克·艾灵顿和比利·斯特雷霍恩的许多大乐队作品（因其详尽的记谱），都属于“书面音乐”的范畴，其创作根源比某些自由爵士乐更接近斯特拉文斯基等“古典”作曲家。文章强调书面记谱的重要性，如同书面语言一样，它使音乐摆脱了记忆的限制，允许构建更复杂的结构。虽然录音技术极大地改变了音乐传播，使音乐素养（literacy）在主流文化中边缘化，但记谱法本身提供了独特的创作自由（可在非实时状态下构思、推敲）和实现复杂人类协作（如管弦乐队）的可能。作者反驳了认为记谱法“法西斯”或必然精英主义的观点，主张其解放潜力，并呼吁扩大音乐教育，将记谱法作为创造力工具而非仅仅是技能测试来教授，以深化人们对音乐和聆听的理解。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07:00:00-04:00*
What Porn Taught a Generation of Women
文章作者Sophie Gilbert结合个人经历和文化分析，探讨了色情内容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如何渗透主流文化，并深刻影响了千禧一代女性的自我认知、人际关系、身体观念、职业抱负乃至艺术创作。作者回忆了1999年的三个标志性事件（布兰妮·斯皮尔斯《滚石》封面、《美国丽人》电影、Abercrombie & Fitch色情化目录），指出当时的主流文化充斥着性信息，向年轻女性传递出“权力本质上是性的”这一观念。文章认为，色情内容不仅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更塑造了互联网的结构和道德观，主导了流行音乐和时尚摄影（如Terry Richardson的作品），即便打着“后现代”、“性积极”的幌子，其核心仍是将女性身体商品化、置于公共领域供人消费。作者反思了这种“色情时尚”（porno chic）对她这一代人的影响，尤其是在#MeToo运动和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后，让她重新审视了那个看似进步实则充满厌女情绪的时代。文章追溯了色情产业如何推动技术发展（VHS、互联网），以及艾滋病危机如何催生了“新窥淫癖”（New Voyeurism）。90年代的性开放伴随着克林顿丑闻、杰瑞·斯普林格秀等，使得自我暴露成为常态。同时，嘻哈与色情的结合、布兰妮的青少年性化形象，都反映了色情文化的影响。互联网的兴起与色情内容紧密相关（谷歌图片、Facebook、YouTube的起源故事），帕梅拉·安德森的私密录像带事件和詹妮弗·林格利的JenniCam直播，则预示了女性在网络时代作为被观看对象的命运。进入21世纪，主流文化模仿色情内容，而色情内容本身也变得更加暴力和侮辱女性。这种残酷性蔓延到流行文化中，狗仔队对女性名人的围猎、希拉里·克林顿和莎拉·佩林遭受的性别歧视攻击，都体现了色情文化逻辑的渗透。作者认为，色情文化训练男性将女性视为客体，也训练女性自我物化，削弱了她们参与社会变革的意愿。特朗普的崛起和持续的厌女言论是这种文化影响的体现。最后，作者观察到文化可能正在对过度色情化产生厌倦（如剧集《偶像漩涡》的失败），并寄望于通过反思和“反学习”（unlearning）过去吸收的有害观念，女性能够开启追求真正权力和平等的新叙事。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07:00:00-04:00*
Who’s to Blame for America’s Housing Crisis?
本部分是读者来信栏目，主要回应了Yoni Appelbaum在2025年3月发表的关于限制性土地使用政策与住房危机的封面文章《Stuck In Place》。Eric Fidler（华盛顿特区）同意文章的诊断，但对房主是否愿意接受新开发表示怀疑，他引用了William Fischel的“房主投票者假说”（homevoter hypothesis），即房主会利用地方权力保护其房产价值，排斥新来者。Martin J. Berman-Gorvine（马里兰州波托马克）认为文章发人深省，但不应作为所有社会政治问题的唯一解释，并警惕可能导致过度反应的“替罪羊”效应，主张在放松管制与保护历史地标、绿地之间寻求平衡。Margaret Kramar（堪萨斯州莱康普顿）挑战了追求经济流动性的价值观，描述了在乡村社区中，深厚的家庭、朋友和社区联系比金钱更重要，批评了流动性导致的孤独和社会联系的缺乏。Emily Murbarger（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提出了美国人流动性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女性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增强，她们更看重靠近家人以获得育儿和养老支持，这与过去男性主导决策的模式不同。David Southward（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认为住房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贪婪，而非进步主义者。开发商更倾向于建造利润丰厚的豪华住宅，而非经济适用房。Michael Whelan（密歇根州安娜堡）同意Appelbaum的原则，但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辩护，认为她主张的是混合用途街道和城市自我更新的活力，而非冻结城市。问题在于当今一些进步主义者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错误地应用了她的方法。他赞扬了YIMBY（Yes In My Backyard）运动。Allen Murray（北卡罗来纳州梅巴恩）主张满足于现状比无休止地追求流动更能带来幸福。栏目还介绍了本期封面设计理念，并刊登了一条关于2月份文章中图片说明错误的更正。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07:00:00-04:00*
Would You Give PornHub Your ID?
本篇是播客节目《Good on Paper》的文字摘要，探讨了美国各州试图通过要求色情网站进行用户年龄验证来阻止未成年人访问色情内容的法律及其效果。节目嘉宾、纽约大学研究员Zeve Sanderson介绍了他参与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以路易斯安那州率先实施的年龄验证法（Act 440）为例。研究发现，法律实施后，遵守法规的主要色情网站Pornhub的搜索流量下降了51%，但未遵守法规的竞争对手XVideos的搜索流量却上升了48.1%。这表明法律并未达到阻止整体访问量的主要目标，反而可能将用户引向监管更松、内容可能更有害的平台，并使不合规的公司在竞争中获益。研究还指出，青少年可能比成年人更擅长规避这些限制（如使用VPN）。播客讨论了实施年龄验证面临的挑战，包括对外国网站执法的困难、各州法律不一导致Pornhub等公司退出大部分市场（除路易斯安那州因其提供了相对保护隐私的LA Wallet验证方式外）、以及普遍存在的隐私担忧（用户不愿提交身份信息给色情网站或第三方，担心数据泄露或被政府获取）。虽然技术上存在更保护隐私的验证方法（如零知识证明），但并未被广泛采用。节目还探讨了其他可能的干预方式，如加强家长责任、改善性教育、在主流社交平台（如X、Instagram）上实施更严格的内容过滤以减少意外接触等。最后，讨论触及了这是否属于又一次“道德恐慌”，以及在缺乏确凿因果证据的情况下如何制定政策的问题。Sanderson强调需要建立基于证据的政策反馈循环，并指出AI的发展将使未来的监管更加复杂。原文发布时间: 2025-04-15T06:00:00-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