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南征 2025-03-10 11:47 河南

耿青(1921—1983)，原名杨朝汉，16岁参加新四军，历任宣教科科长、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委，发明“合同立功”等战时政治工作制度。

编者按：本文转自党史博览，作者为我的朋友杨南征。本文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问题，有效解释了人民解放军强大战斗力要素中极少为人所关注的一面。一切管理事实上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责任和利益。人民军队中有大量解放战士，他们在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很弱，事实上他们的个人军事素养普遍高于解放军。但一进入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战斗力就瞬间暴涨。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解决了利益与责任的问题。但西方现代管理逐步将管理理解为一系列的程序与制度，而忽视了最根本的责任与利益。美国曾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和强国，为什么如今衰落成这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社会制度中责任越来越少，无论出多么大的灾难和问题，只要符合程序，都无人负责。既然如此，那么出的灾难和问题只会越来越越大。

本文作者的父亲耿青就是四野“合同立功”制度的发明人，将我军从建立之初就做得非常好的利益与责任体系制度化与科学化。他也是钱学森的科技大管家，以责任和利益为基础建立了我国整个国防工业的基本管理体系。本文系统介绍了耿青在四野中建立并推广的合同立功制度，以及我国的国防工业管理体系的过程及内容，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以下为全文：

时任国防部五院科技部部长耿青

笔者父亲耿青(1921—1983)，原名杨朝汉，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羊枣(杨朝)烈士的独生子。16岁参加新四军，历任宣教科科长、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委，发明“合同立功”等战时政治工作制度。

1941年，父亲任新四军2师4旅11团3营教导员，在大桥攻坚战中率部用火攻歼敌一个营并生俘敌营长。1946年进入东北，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2师11团政委，创建该团第一个党支部。在国民党进攻、民族武装反水中稳定了部队，该团成长为我党民族武装主力之一，于1950年国庆组成白马方队接受了毛主席检阅。1953年任志愿军第54军130师副政委、政委，用“合同立功”法使部队在金城反击战中全线率先突破美军阵地。1959年至1981年，父亲担任钱学森的机关助手，是创建导弹、火箭、人造卫星研制条例和中国导弹航天体系的实际操盘手。

发明“合同立功”

1947年，国共双方在东北发生优劣态势转换的关键是四平战役。

当时解放军没有重火器，为了攻破蒋军的美式坚固防御，三战四平中发明了“四组一队”战术。所谓“四组一队”，就是由火力组、梯子组、爆破组、突击组，组成1个突击队，相当于1个排的兵力，下面有4个班。这个战术在部队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战士们对战后评定功勋的做法有一些意见。原因是虽然东北民主联军公布了立功条例，但是战后能立功的，不一定是那些在战斗中表现非常英勇的人。尤其是牺牲的，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挫伤了战士的积极性。

父亲时任55团政治处主任。他在一线部队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就发明了“合同立功”法。所谓“合同立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挂帅点将。在一个连队里先确定三个突击队长预选对象，然后给全连每个战士发一颗黄豆，让大家往三个对象背后的土碗里扔豆子，最后数谁的豆子多谁当选。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当时扩展得很快，吸收了大量解放战士。所谓解放战士就是俘虏兵，给他们在称呼上以尊重，说你只是解放得晚了一点，所以叫解放战士。这些解放战士有的是在回家路上又被国民党军抓壮丁，被我军二次俘虏的，叫“二进宫”。而“二进宫”的解放战士往往在连队里被大家看不起，被认为阶级觉悟差。他们自认为得不到领导信任，政治上也不求进步。由于搞了这种挂帅点将的选举，“二进宫”的解放战士往往当选。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几出几进的经验，对国共双方军队都了解。战士们认为他们战术好，枪打得准，跟着他们能打胜仗。战士们是拿命来投票的，所以他们往往能当选为突击队长。士为知己者死，“二进宫”的解放战士自尊心大增，积极性高涨。连里举行盛大的授旗仪式，一个大红旗上面写着“帅”字，由连长亲自授给被选上的突击队长。然后这个“大帅”再选出他的“四大将”，就是4个组长，各组再选自己的组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充分信任的“梦之队”。

第二阶段，分组操练。挂帅点将阶段结束，接下来是在一个与敌人阵地相似的地形上，修一个模拟阵地，让这“四组一队”反复在上面操练，一直练到有肌肉记忆为止。他们的配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即使是在炮火连天、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跑不错路，送不错位置，炸得准、打得狠。这个阶段叫“艺高人胆大”。

第三阶段，签订“生死合同”。“生死合同”不是领导和战士签，而是战士和战士签，火力组跟梯子组签。合同上写着：冲击发起后，你只要用机枪压制1号碉堡，让它5分钟内打不出枪来，我就有义务给你请功。你活着就是大功一件，你死了就是烈士。当时立功条例明文规定：如果是烈士，地方政府一次拨付5000斤高粱米。按当时的消费水平算，足够这个家庭吃10年。老人可以送终，孩子可以养大，这样就导致了所有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争先。因为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往往是机枪射手，以往最缺的也是机枪射手，现在“合同立功”使所有人都想当这个机枪射手。这个合同是一环扣一环的。梯子组跟爆破组签，爆破组跟突击组签，突击组跟红旗手签，红旗手跟连长签，形成了一个递进的链条，所有战士的诉求都是链条中的一环。他们互相之间有监督作用，谁都不可能在里面打马虎眼。

“合同立功”被运用到战斗中

“合同立功”这个方法被运用在了第四次攻打四平的战斗中。有个队长是“二进宫”的解放战士，希望通过这次战斗能入党。战斗发起之前，他第一个冲上阵地去看地形。当时那座碉堡只能容下4个人，他嫌碉堡观察孔太小看不清，就自己跑到外边去看。连长说，你不要命了!他说，我担负了一个突击队的责任，如果我看不清楚，那所有的战士都完成不了任务，所以我必须看清楚。

第四次攻打四平的战斗，上级提前发起了攻击。由于头一天晚上战士们吃了大餐，闹肚子。早晨攻击之前，突击队长正在草丛里方便，一看信号弹腾空而起，提起裤子就往前面跑，夹起个炸药包就上去了。跑了一半裤子掉了，他仰面朝天系裤带。第二爆破手在后面看到，说：“坏了，‘大帅’挂了，我得上!”第二爆破手就爬到他的跟前。这个队长说：“你为什么上来，我这不好好的吗?”“你脸朝上，谁知道你好好的呀?脸朝上不就是挂花了嘛!”他说：“你等着，我给你炸。”他一个翻身就上去了，原本计划走右边，到前面一看，发现右边是两道铁丝网，而左边只有一道铁丝网，于是临时改变计划。15分钟突破，无一伤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战后战评，大家说“大帅”临机改变的攻击路线是正确的，使得我们这个战斗提前突破了，减少了伤亡，都同意给他立大功一次。但入党还仓促了一点，希望再多几次考验，再考虑入党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小缺点，裤带一定要提前系好，否则来了紧急任务，你裤子系不上是会耽误事儿的。

“合同立功”的方法被第7纵队政治部主任袁升平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批准推广到所有纵队，使得部队战斗力大增。其中，11纵攻打隆化的时候，就使用了这套方法。为首的就是6班班长董存瑞和副班长郅顺义，他们之间签订了“生死合同”。当把所知碉堡炸完以后，最后那个桥头堡是突然出现的一座暗堡。这时冲锋号吹响了，冲击已经发起，敌人几挺机枪喷吐着火舌，我冲击部队大片倒下。董存瑞站在桥下拿着炸药包，发现这个桥太高，支架太短，而两边的壁很光滑，没有办法把炸药包贴住桥的底部。这个情况只有郅顺义看得清楚。他举起炸药包的支架晃动，意思是他把支架送上去。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多耽误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人伤亡。董存瑞一边挥手，示意叫郅顺义趴下，同时拉响了炸药包。一声巨响，把郅顺义炸晕过去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他的第一个意识就是履行自己与董存瑞签订的“生死合同”义务。郅顺义用后半生把董存瑞的事迹宣传到了全中国。

1947年四平战役前夕，各部队组织“合同立功”，进行挂帅点将，各步枪组争先报名参加打开四平外围突破口的突击队。图中旗上可见半个“帅”字

“合同立功”运用于航天系统工程

笔者母亲在1958年9月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党总支书记后，了解到一个细节：为了“两弹一星”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1956年建院到1959年三年期间，科研秩序比较混乱。原因是科研队伍来自4个方面：英美回来的专家、留苏的学生、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和全军调来的党政干部。由于这四拨人都有自己的传统和老师，所以碰到技术问题都会争论不休。例如火箭的某部要装一个螺丝，是装平头的还是装圆头的?英美回来的专家说应该装平头的，因为它不突出，空气动力学性能好。留苏学生说应该装圆头的，因为强度大，耐疲劳。我们自己的大学生没有资历，不敢发言。党支部书记说我代表党，听老大哥的用圆头。英美回来的专家不干了，说：既然听老大哥的还要我们干什么?最后的结论是让钱学森院长来拍板。当时，科研队伍有2万多人，每天产生的问题成千上万，钱学森忙得不可开交。他说：我也不是材料学专家，我怎么能懂呢?由于解决不了问题，多次催促总干部部调人来当科技部部长。但是，当时全军文化程度达到高小的就算知识分子，能跟钱学森对话的人上哪里找?因此，科技部部长空缺了三年。

这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推荐了笔者的父亲。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劲夫在上海举办抗日民众培训班时，爷爷就把我父亲送进了这个培训班，学习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父亲参加新四军后一直跟着张劲夫，并成为他的宣教科科长，后来下去当营教导员，一直当到师政委，用得最好的就是唯物辩证法。另外，父亲跟着爷爷学了所有的理工科，两次跳级，15岁学完了高中所有课程，就准备考大学，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参加新四军而没有实现。后来，他三次提出考大学申请。第一次，抗战胜利后要求考大学，但这时内战爆发，他被派到东北，失去了机会。第二次，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考大学，这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没有实现。第三次，从朝鲜撤军回国，他又萌生了考大学的想法，但这时被张劲夫推荐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钱学森的参谋长。他用一年时间恶补了高等数学、导弹概论、工程控制论等学科，成为钱学森认可的懂技术、会管理的“两栖人才”。

父亲到五院时发现科技部是个空壳，没有科研制度。他就沿用了“合同立功”的制度。首先，整个研发队伍必须形成一条指挥线。只有一个系统总设计师不够，其下要有子系统设计师，依次往下要有部件设计师、器件设计师、零件设计师，最底层是元件设计师。各级还要有负总责的技术指挥员，下级技术指挥员对上级技术指挥员负责，形成6级技术指挥线。从研究小组长开始，就要签责任书。如果你认为平头螺丝好，那就签字。如果这个火箭因为你这个螺丝掉下来了，你要负法律责任。从此，没有人敢胡说八道，不进行可靠的实验，谁也不敢签字。元件设计师签了字，元件可以装到零件上去。零件设计师签了字，零件可以装到器件上去。器件设计师签了字，器件可以装到部件上去。部件设计师签了字，部件可以装到子系统上去。子系统设计师签了字，子系统才可以装到总系统上去。从此，科研有了秩序，火箭研发工作建立了最严密的质量管理系统。这就是“合同立功”的思想，各环节利益的嵌套和互相的咬合，都捆绑在整体系统上，这个就叫系统工程。

为了落实这一套技术指挥线制度，父亲创立了科技部的第一个机构，叫作战研究处，由8个人组成。他亲自在全军挑选处长和成员，任务是到总参受领任务——这个导弹是打到哪里，你要告诉我需要什么型号的导弹，就是需求调查。第二个处是科技情报处。型号定了，那么这个技术从哪儿来?这个处的任务是到全球去找苏联和美国的技术资料。第三个处是组织计划处。有了技术，那么研发要花多少钱?要定出发展规划给国家计委，定经费计划让国务院批钱。第四个处是科学研究处。有了钱以后人从哪儿来?你要在全国找到专家——材料学专家、控制学专家、无线电专家、燃料学专家、空气动力专家、机械专家等。第五个处是标准化处。设计的型号要形成标准。第六个处是档案室。图纸必须形成档案，不能狗熊掰棒子，边掰边丢，设计完了以后就要资料归档，将来可以复现。第七个处是器材处。加工设备从哪儿来，要创造一套生产流水线。第八个处是调度中心。买车票，接送站，安排住宿等。从此，科技部有了一套工作程序。

星期天，钱学森在他的客厅里开“神仙会”，把他认为最核心的那些技术领头人全部召到客厅里，用他的老师冯·卡门的那套方法搞头脑风暴。由于是绝密，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有资格列席，他就坐在一个角落里记笔记。第二天一上班，他就把8个处长叫来分配任务，落实这些目标。8个处长在星期六回来汇报工作。父亲把落实的这些情况在第二个星期天的“神仙会”一开头，就向各位专家报告进展。从此，中国航天走上了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研发轨道。这8个处组成的科技部，用当年五院政委刘有光的话说，“你们是天下第一部”，星星围绕你们转。拥有400人的科技部的8个处，就是如今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两大集团的基本架构。

父亲在1983年去世，母亲也于2018年离开了这个世界。把“合同立功”和航天指挥线说清楚，是母亲的夙愿。笔者今天把它写出来，用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