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不断发声,认为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下降,是因为美元兑日元升值。日本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断断续续实施了买入日元干预。双方在扭转日元贬值方面具有妥协的余地。贝森特成为谈判对手,对日本来说也有有利的一面……
汇率已成为日美关税谈判的对象。4月8日,被美方提名为谈判主导者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将在讨论非关税壁垒等问题的同时讨论“货币问题”。日本持续面临日元贬值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改变汇率水平方面,双方想法有可能一致。
北京时间4月8日,贝森特在X(原推特)上宣布,关于日美首脑7日的电话磋商中敲定的今后关税谈判,自己被提名为负责的部长官员。
贝森特表示:“日本仍将是关系紧密的同盟国,期待在关税、非关税壁垒、货币问题(currency issues)和政府补贴方面采取建设性的措施”,表明了汇率也将成为谈判主题的想法。
4月8日,日本方面起用经济财政和再生相赤泽亮正为负责关税谈判的官员。不过,汇率问题继续由财务相加藤胜信负责。日美财长之间将维持讨论体制。
美方的负责人还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代表格里尔。日本财务省官员解释称“贝森特也不负责汽车领域,贸易是贸易,汇率是汇率”。
汇率问题已成为谈判筹码之一,但如何进行讨论仍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贸易谈判中,我们将与所有国家就汇率问题进行协商。日本不会例外”,2018年,曾任特朗普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的姆努钦在后来签署日美贸易协定的磋商之前,表明了要求日本制定防止货币贬值的汇率条款的想法。
结果,2019年最终达成协议的日美贸易协定并未包括汇率条款。其背景是日本方面表明态度称,汇率和贸易应该分开讨论。美国2017年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也没有类似条款。
特朗普不断发声,认为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下降,是因为美元兑日元升值。日本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为了抑制以日美利率差和投机资金抛售日元为背景的日元过度贬值,断断续续实施了买入日元干预。为了缓和进口物价的上涨,双方在扭转日元贬值方面具有妥协的余地。
即使日美进行联合干预,由于外汇市场规模巨大,效果也难以预测。最重要的是,诱导“美元贬值”与禁止随意诱导汇率的七国集团(G7)协议相抵触。另一位财务省官员坦言,目前“看不透美国的态度”也是实情。
2020年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中具有避免操纵汇率等的条款。在今后的谈判中,这些规定可能会成为参考。
另一方面,贝森特成为谈判对手,对日本来说也有有利的一面。
在2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上,石破茂表示,关于汇率的讨论被总结为“将与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一样,在作为专家的日美财长之间继续进行紧密讨论”。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也有考虑到特朗普会批评日本诱导货币贬值、进而抢占先机的一面”。其真正意图可以说是让特朗普远离汇率政策的“阻止特朗普干预”。
贝森特在就任部长之前曾担任对冲基金的高管,对汇率和债券市场等非常了解。他曾经频繁访日,与日本金融机构的高管有过接触。如果能将汇率问题限定为财长之间的讨论,将更容易反映日方的意向。
实际上,如果能够扭转日元兑美元贬值的情况,也有可能对日本银行(央行)的货币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日本银行犹如被日元贬值导致的国内物价上涨所追赶一样,一直在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日银内部也有声音认为,如果扭转日元贬值导致通胀放缓,“就会有更多时间决定是否加息”。
如果进口物价上涨带来的物价走高缓解,国民负担和企业采购成本会得到遏制。如果能够扭转日元过度贬值的倾向,推动实际工资的正增长,也会对消费产生积极影响,这与日银追求的工资和物价的良性循环方向一致。
不过,在日银内部,关于“程度问题”,对出现日元过度升值的担忧也愈演愈烈。某相关人士认为“汇率本身就是国际政治。日美间的利率差虽是原因之一,但并非如此简单。存在日元一下子升值几十日元的可能性”。
日本财务省内部也有人担心“如果日元过度升值,企业的经营计划和业绩将失去可预见性”。如果日元贬值带来的提高出口企业收益的效果消失,将与美国提高关税形成双重打击。工资上涨的势头也会萎缩,迈向内需增长的良性循环也会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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