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院那天下着大雨。马德里很少下雨，因此我也从来没有带伞的习惯。出门后乘坐十一站地铁，换乘一次，到达和十九世纪作家佩拉约有着相同名字的地铁站，再步行十分钟。当我拖着行李箱狼狈地到达医院时，头发已经全部湿透。“没人陪你过来吗？”前台护士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我摇摇头。她蓬松的浅色短发和菱形小白帽让我想起了《飞越疯人院》里的护士长。我有点分不清自己的颤抖是因为冷还是紧张。

医生把我带到病房时，几个护士已经在里面铺床了，一个人把我拉到桌子前抽血、量血压，另外两个则打开我的行李箱，把里面所有东西倒在床上，检查一遍后随手堆回了摊开的箱子里。没有人看我一眼。他们同样的绿色制服、面无表情的沉默和整齐迅速的动作让我更不知所措了。这时另一个穿白衣的护士走进来，递给我一片药。这是什么？我抬起头问。

“它可以缓解你的紧张。入院时紧张是很正常的。”

我盯着她飞扬的眼线看了一会儿，希望这个漂亮的年轻女孩能给我一个笑容，但她没有。于是我从她手里拿过药片吞下。

护士们收走了箱子里的零食、镜子、打火机和指甲刀，然后我就被独自留在了房间里。这里所有的病房都是单人间，结构和廉价旅馆类似，进门左手边是衣柜，右手边是洗手间，正方形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把椅子。我的病房在三楼的尽头，从窗户望出去，一半是医院里落满树叶的小花园，另一半是人来人往的街道——和所有精神病院一样，这里的窗户也只能打开一个窄缝。

这家医院建于一百多年前，如今看来已经非常老旧狭小，只有一栋五层小楼和一个小花园，就在市中心的丽池公园旁边。事实上，在出院后一个月回去复查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认真地从外面打量这个地方。这几栋街角的红砖楼和普通的住宅房屋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外墙里还有一层用塑料草皮搭成的更高的墙，阻隔了行人的视线。

玛丽亚是这里第一个和我讲话的人。她看上去并不太年老，但走路时姿态已经蹒跚，染过的金发也长出灰色的发根，却总抹着着鲜艳的口红。“我是玛丽亚，你叫什么名字？”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在我第一次走进吸烟室的时候。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一开始就问我来自哪里，即使我是这里唯一一个亚洲面孔——更准确地说，唯一一个少数族裔，这里甚至连西班牙非常常见的拉美人都没有。人们都用探究的眼神看我，然后告诉我自己的名字，“很高兴认识你”，对话通常在这里就结束了。

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下午，我认识了吸烟室里的人们。一个西班牙女孩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抽烟的话，在大学里就不会缺少和你讲话的人。在来到这家医院前，我在马德里一所大学度过了短暂的两个月，这句话当时并没有应验，却在精神病院里成为了事实。

吸烟室是一个墙上挂着固定式打火机的小厅，位于三楼中间，此外，还有一个电视厅——不过吸烟室里也有电视，因此很少有人会待在电视厅。从三层到五层都是病房，但似乎从来没有住满过。吸烟室里永远是相同的几个人，他们围坐在唯一一张桌子前，抽烟时手肘放在桌子上，不抽烟时双手合拢放在腿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手抖，我猜想，如果大家同时把手肘放在桌子上抽烟，这张脆弱的桌子可能会跳起来。

主动将我拉进对话的是安赫尔，一个眼神很有力的老人，曾经是一个大学旅游管理系的教授。“放轻松。”他对我说，“我们都正在经历一段糟糕的日子，但会慢慢变好的。”我尴尬地微笑，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或许微笑是一个不错的信号。他接着说：“刚刚我在花园见到你时，你有一张悲伤的脸。不过现在你似乎开心一点了，不是吗？”

放轻松。每个人都在对我说放轻松。Tranquila。这是一个形容词，“安详的，宁静的”，当我们单独说它时的意思是放轻松。阿列克斯通常说这个词的名词，tranquilidad。我说，和别人讲话时我总是很紧张。他说，tranquilidad，这很正常，你要再来一支烟吗？

阿列克斯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年轻男孩之一，他高瘦得有些佝偻，手臂和脖子上布满纹身，浓密的黑色卷发几乎遮住了半张脸。另一个吸烟室的女人是尤兰达，她只比我早来一天，有一双悲伤得仿佛能滴出水的绿眼睛。

安赫尔接着问我，你之前来过这样的地方吗。

两年多前我在中国的精神科住院过一个月。我告诉他们。那里很不一样，有很多十几岁的孩子，不允许抽烟，每天早晨，人们都抱着被子在走廊里排队等待做电休克，几乎每个入院的人——除非还不到十四岁——都要接受十次左右的电休克疗程。我不知道电休克用西班牙语怎么说，只能费力地描述，但其他人似乎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我的哥哥在心脏手术时做过电击。”尤兰达说，“我不知道这还能用在精神疾病上。”阿列克斯说，自己只在电影里见过对精神病人的电击疗法，“那不一样。”我试图解释，“现在的电击疗法对身体伤害没有那么大，但我想它在西班牙并没有那么普遍地被使用。”

“我甚至不知道西班牙有没有这种东西。”阿列克斯笑着回答。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也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坐着，双手放在腿上，或手肘放在桌子上。一支烟灭掉，再点燃另一支，烟灰从颤抖的手指间掉落。此外还有一个经常待在吸烟室的老先生，总是戴着礼帽、拄着手杖，他似乎有点听力上的问题，从来不和桌子边的任何人讲话，而是把椅子拉到吸烟室门口面向走廊单独坐着，一坐便是很久。我从来看不清他帽檐下的眼睛。直到一天晚上我去吸烟室时——当时除了他，只有玛丽亚还坐在桌边。我原本想坐到玛丽亚对面，这时他突然招手叫我坐到他旁边的椅子上。玛丽亚笑着对我做了个鬼脸。我走过去向他问好，他要走我的眼镜看了看，“你的眼镜需要清洁。”说完他颤颤巍巍站起身，拄着手杖走向自己的房间。在我茫然地开始抽第二支烟时他回来了，把眼镜递给我。我说谢谢，他没有再讲话。戴上眼镜时我终于看清楚他帽檐下的眼睛，那是一双小却锐利的灰眼睛。

我是在入院后第二周开始去团体治疗的，医生对我说，你应该去团体治疗，试试看多跟人讲话。不过事实上，当人们在团体治疗室里围坐在一起时，愿意说话的总是相同的几个人。其中最沉默的是一个叫玛尔塔的女孩，她看上去年纪不大，长长的刘海盖住眼睛，手臂上布满自残的伤痕。在中国的精神病院里，几乎每个少年都有和她相同的手臂，但在这里，她显得很特殊。只有在团体活动时我才能见到她，她似乎从来不和人讲话，也没有笑容。

这里没有电休克、经颅磁等国内精神科医院常见的治疗方式，除了团体治疗和心理咨询，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就是在活动室一起做手工、玩桌游。偶尔还会放电影，通常都是好莱坞老片，护士会在放映前特地问我，你想要西班牙语字幕还是英语字幕？

我的下午总是很固定，两点吃完午饭，睡到四点醒来后等待四点半的下午茶，通常是一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和几块饼干。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咖啡因。五点带着书下楼到小花园，在自动贩卖机买一罐可乐，在天色暗下来之前还能有一个多小时时间用来看书。我在活动室里找到一本《局外人》，是我为数不多能勉强看懂的西语书——后来心理医生对我说，亲爱的，你已经在医院里了，为什么不看点更轻松的东西呢？

下午茶到晚餐中间的这段时间，小花园里通常有不少人，毕竟在这种平静到无聊的日子里，除了散步、聊天和看书也找不到更多娱乐活动。一对老夫妇几乎每天傍晚都在花园里手挽手缓慢地绕着圈，他们走过我旁边，“你真年轻啊。”我从书中抬起头，困惑地笑了笑。“你今年多大了？”二十四，我答道。“真年轻啊，非常非常年轻。”老太太脸上的皱纹柔顺地舒展开，“你还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有很长很长的道路。”

我常常忘记自己还很年轻。也许生活中发生太多的变故会扰乱人对时间的感知，有时我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倒退回了十七岁，有时我又会觉得自己的青春已经被夺走了。我还有很长很长的道路，这句话没能让我觉得安慰，反而感到了一丝恐惧。

安赫尔总是在将我拉进谈话。我们认识后没过几天他就出院了，直到临走前他还在反复对我说，你应该多和人讲话，这会让你好一些。他和尤兰达都有严重的酒瘾，而在这里，他们只能不停地喝可乐。安赫尔说，他还需要再吃两周的药，吃药期间如果喝酒，皮肤就会起疹子。“这很艰难。”尤兰达说，“当我回到乱七八糟空无一人的家中，除了喝酒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

吸烟室的人们并不总是待在吸烟室，阳光充足时，他们会坐在小花园中间的桌子旁。绕着小花园走一圈只需要二十秒，这是几乎所有人每天都会同样进行的活动，一圈又一圈地散步，像动物园里出现刻板行为的动物。走廊里也总有反复从一头走到另一头的人，这一点和我曾经在国内待过的精神科病房一样，那时候是疫情期间，甚至不能下楼，活动范围只有一个楼层，也没有可以读书画画的活动室，唯一的娱乐设施只有一张乒乓球桌。不过比起打球，大部分病人还是更愿意自己玩手机，不被允许使用手机的病人就只能四处找人聊天，或是从早到晚不停歇地，反反复复从走廊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我是十月底来到这里的，很快便到了万圣节，医院底层的大厅里挂起了几个橙色的气球，不过并没有什么节日的氛围。我从来不喜欢节日的氛围，这种人人都出门庆祝的节日，我通常都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度过。这次虽然和很多人待在一起，但没有任何人表现出什么过节的欢快。这令我产生一种奇妙的安全感。

我们都是运行得不太好的人。阿列克斯说。

中国朋友梅来看望我，带来了一盆橙色的花和一些零食，这里不允许在病房里存放零食，于是我们坐在小花园的角落偷偷吃完一包薯片，然后往外套口袋里塞巧克力。阿列克斯和几个我不认识的老人一起坐在花园的另一头，还有几个人在缓慢地绕着圈散步，我捏着巧克力朝他们走过去，“你们要吃巧克力吗？”我鼓起勇气开口。正在散步的几个人停下，沉默地盯着我但没有任何动作。“不用了，谢谢。”有人说。只有阿列克斯从我手里拿过一块巧克力，“阿里嘎多。”他双手合十对我点头。我忘记了自己有没有告诉过他我来自哪里，也许他记得不过分不清中文和日文，也许他根本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

我和梅面朝东并排坐着，傍晚的阳光从背后落下来。六点，小花园里冷白色的灯光亮起，外面街道上橙黄色的灯光也亮起，医院用塑料草皮扎起的围墙透出两种灯光的色彩。

梅陪我上楼。她站在房间的窗户旁说，这里真好，你看过马莉的《囚》吗？我以为会见到那样的场景，结果发现相比之下这里简直是像天堂。我没有看过那部纪录片，不过与我在国内待过的精神科相比，这里的确完全不同：没有排队做电休克的早晨、没有人被绑起来、没有人在午夜突然大哭。大部分病人都比较年长，而国内我住过的那家医院里，将近一半都是手臂布满刀痕还要抽空写作业的中学生。

Tranquilidad，阿列克斯常说的这个词。这里只有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宁静。

安赫尔走后，吸烟室的人们不再经常在吸烟室聚集，只有那位戴礼帽的老先生依旧不分昼夜地坐在那里。我向他打招呼，他也只是看我一眼，没有更多的反应。他总是开着电视，那几天新闻里全是关于瓦伦西亚洪水的内容，泥泞的街道、发放物资的志愿者、向国王和王妃破口大骂的愤怒民众，画面十分嘈杂，但电视被调成了静音。

母亲给我发消息，说奶奶看到了西班牙暴雨和洪水的新闻，很担心。我告诉她马德里和瓦伦西亚相隔很远。父亲说，我看抖音里的视频，怎么国王去灾区慰问还被人扔泥巴呢，那边这么乱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没有人在乎国王。就像待在精神病院里的人们也不会在乎外面正在发生什么。

尤兰达开始一刻不停地抽烟，抽烟的间隙，就去自动贩卖机买可乐。如果有人和她搭话，她就会开始讲述自己和二十岁女儿之间的矛盾。这种时候，我真怕那双悲伤的绿眼睛里会真的滴出水来。阿列克斯也常常待在小花园，他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每天上午他都和玛丽亚一起散步，或者说搀扶着玛丽亚散步，沿着小花园的边缘，一圈又一圈。

最年轻的病人是女孩阿利西亚，她刚刚满二十岁，在法国读传媒学，讲话时总是不自觉地抓起自己栗色的长发辫辫子，辫完再散开，循环往复。第一天来时她穿着一双马丁靴，鞋带被收走了，靴帮处用白色胶条绑着。“我原本是回国过假期的，现在又开始另一个假期了。”她一边绕着辫子一边微笑。阿列克斯对她说一些鼓励的话，就像我刚来时一样。“在这里会有人照顾你，你要做的只是休息、思考和等待，等待有光亮出现，尽管那光亮只是一点点。”

听他说这样的话时，很难想象不久前这个男孩刚刚自杀未遂。“生活很艰难。”我说。“是的，但它也很美好，不是吗？”他回答道。

放轻松，慢慢来。阿列克斯总是在说慢慢来。“慢慢来”这一套路式的安慰在这个地方显得格外具象，因为时间在这里也走得更慢，一切都平静得像一场幻觉。玛丽亚和尤兰达也出院了。阿列克斯说，一开始有很多人聚在吸烟室聊天，但现在只剩下我。

人们来到这里，然后离开。在狭小的医院里你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反复这件事，以及它存在的重量。人们反复地进入，反复地离开，反复地绕着花园转圈，反复地吃下面包和土豆，反复地从走廊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反复令人有安全感，因此我已经开始有点害怕离开这里。早餐的草莓酱换成苹果酱又换回草莓酱，我在活动室里串珠子，穿起来，然后扯断，重新再做另一条。阿利西亚教我用毛线绳编手链，我们剪下每一种颜色的线，将每一种搭配方式都尝试一遍。

一天早晨，吸烟室的电视播放了特朗普胜选的新闻。这个世界越来越疯狂了，我对自己说，可我不是正待在精神病院里吗？和我一起看电视的还有贡萨洛，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因为眼疾在室内也常常戴着墨镜。他从来没有笑容，但一说起话就滔滔不绝——比如看到这则新闻时，他立刻显得很激动，“太疯狂了！”他挥舞着一只手，“这个世界已经被仇恨主义者占据了，想象一下吧，接下来的十年里世界只会越来越糟糕，只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独裁者，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怎么可能不疯掉？”

下楼到小花园见到了阿列克斯，我告诉他特朗普赢了。他瞪大眼睛向我反复确认，认真的吗？唐纳德·特朗普？他又要当总统了？是的，很令人遗憾，但这是真的。操，这太疯狂了。阿列克斯说。

是的，太疯狂了。“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比我们更疯狂，我们这些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说。Tranquilidad。阿列克斯笑着点头，“但我们在精神病院里，精神病院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

阿列克斯总是面带笑容，只有在家人来看望自己之后，才会表现出低落的情绪。他今年二十四岁，和家人一起住在马德里郊外的一个小镇，因为和同学相处的问题高中就退学，此后的日子里一直零零散散打工，但没一份工作能做得长久。他想，自己或许应该是时候离开父母自己到城市里住了。“有很多事情需要面对。家人，工作，钱。这很操蛋，但慢慢来吧。”

对于年长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烦恼大多来自家庭，来自疏远的兄弟姐妹和叛逆的孩子；而对于年轻一些的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工作和钱。当你没钱的时候，一切都会完蛋；当你有很多很多钱的时候，一切同样也都会完蛋。阿列克斯说。

西班牙朋友阿尔瓦多来看我。我们坐在小花园里喝可乐，他说，你知道福柯的全景敞式监狱吗？他用精神病院来解释这个模型，但这里看起来并不是那样，或许他那个时代的精神病院和现在差别很大。

我说，也不一定，中国的精神病院就挺全景敞式监狱的。

我的眼镜几乎每隔几天都会被戴礼帽的老先生（我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清洁一遍。孩子，眼镜和干净，我似乎只听他对我说过这几个词。他叫我孩子，在这里，人们叫我孩子、宝贝、美人、甜心、亲爱的。除了这位老先生，只有阿列克斯和贡萨洛偶尔会来吸烟室下国际象棋。每天早晨和傍晚我都能在走廊上遇到贡萨洛，他总是缓慢而反复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有时他会很主动地和人打招呼，有时候他对给自己打招呼的人视而不见。

心情好的时候，贡萨洛要求我教他用中文写自己的名字，我们站在小花园的角落里用黑色记号笔在红砖墙上涂抹。他一边写一边自顾自地讲起了罗曼语族的流变历史，我几乎听不懂，也插不进去话。不戴墨镜的时候，他总是半眯着眼睛，眼皮控制不住地颤抖。他眯起眼盯着我的字迹，“你们的文字就像画一样。”

我们留下了满墙歪歪扭扭的中文字，他一遍一遍地写，贡——萨——洛——埃——尔——南——德——斯。最后他告诉我，他可能会因为弄脏了墙壁而被绑上束缚带，不过他不在意。我还以为这里不会被绑起来，在国内的精神病院，每天都可能有人因为吵架、拒绝吃药、大声哭泣而被绑起来，但这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是一种惩罚。贡萨洛说，只持续一两个小时而已，你可以躺在床上睡一觉。

阿列克斯出院那天，不少人聚集在吸烟室和他道别。新来的老太太维多利亚总是手抖得几乎拿不稳东西，我们便轮流帮她卷烟，她穿着紫色毛线袜子踩在并不干净的地板上，扬头唱一首我没听过的童谣。你们想做一个孩子吗！她问道。

阿列克斯说不，因为孩子们对生活一无所知。

“但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可以更容易快乐。”我说。

“这倒是事实。”他掐灭一支烟，“但我不想要那样。”

“你觉得自己比来这里之前好一些了吗？”维多利亚问阿列克斯。“我想是的。”他回答，“虽然现在还是有点紧张，但我想是的。之前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欲望，但现在我开始害怕，害怕死亡和死亡带来的疼痛。”

死亡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但活着似乎更奇怪。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维多利亚用颤抖的手指夹起我递给她的烟，“害怕很正常，但你不需要害怕，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许死亡就像飞翔一样，不是吗？”

只有鸽子可以从医院里飞出去。我看着来来往往的灰鸽子在小花园的地砖和落叶堆之间跳动，被金属色羽毛包裹的脖子抖动着发出咕咕声。天气越来越冷，马德里的秋天正在结束，但这对于鸽子们似乎没有影响。阿利西亚走过来，两只鸽子慌忙扑打着肥肥的翅膀跳开。“你好吗！”她冲我喊。

“很好！”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也喊了起来，“今天真冷啊，不是吗？”

她想要坐下时不小心打翻了桌子上一杯不知道是谁喝剩下的巧克力，浅色的牛仔裤和白球鞋边缘染上了深色的污渍。桌子上总是摆满了人们在自动贩卖机买的饮料，没有咖啡因的巧克力、没有咖啡因的咖啡、没有咖啡因的可乐。我看着阿利西亚。她潦草地甩了甩裤腿，捡起纸杯扔进垃圾箱。

“冬天来了。”阿利西亚说。我注意到她好像再没穿过那双没有鞋带的马丁靴。

冬天来了。我的胸口开始常常钝痛，我总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一把锤子敲击着肋骨。

第一次在医院里看到有人哭，是卡洛塔。一天晚上我们在小花园里遇到，那是她入院的第一天，我从下午就注意到她一直坐在花园里不停抽烟，看上去非常焦躁。她告诉我自己的手机被收走了，想借我的手机给儿子打个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她立刻开始流泪，压抑着哭腔对电话那头反复说着妈妈没事很快就会回来，挂断电话后她哭得更厉害了，紧紧抱着我说谢谢。“慢慢来，在这里他们会照顾你的。”我拍拍她抖动的肩膀，用自己刚来这里时别人对我说过的话来安慰她。那时我已经入院快一个月了，却是第一次看见有人哭——也许大部分人哭的时候都更愿意一个人躲在病房里。卡洛塔似乎没有被我安慰到，“不会的，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我，今天我住进病房时他们很粗暴地拉着我。”她撩起袖子给我看手臂上的痕迹，但昏暗的灯光下什么都看不清，“他们不回答我的问题，把我的东西从行李箱里全部翻出来扔到床上，拿走我的手机，甚至不允许我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

一开始是这样的，慢慢来，会变好的。我机械地重复一些苍白的话语。卡洛塔点燃一支烟，慢慢平静了下来，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她是个二十九岁的单亲妈妈，儿子已经十岁了，同她现在的伴侣三个人住在一起，几个月前她失去了工作，随即被焦虑压垮——她并不想来住院，不想被关在只有一栋五层小楼和一个小花园的狭窄空间里。一开始她只是因为情绪崩溃向父亲求助，而父亲选择了把她送进医院。她的母亲来自上海，但自己一直随父亲生活在马德里，连母亲长什么模样都已经记不清了。

这对我来说有点奇怪，因为在这里我们并不经常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谈论天气、足球、坏习惯、昨夜的睡眠、童年时的宠物、每天吃下的药片，但我们不会轻易谈论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而她显然不同。不到两分钟她就恢复了神采奕奕的姿态，并对我说，到你了，讲讲你的故事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来西班牙一年了，是个记者，在学西班牙语。就是这样。

她点点头，继续问，你觉得这里让你变好了吗？

几乎每个新来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你在这里待多久了，你觉得自己比起之前有没有变好。我想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变好。在来到这里之前，我每天都因为自己的无所事事而焦虑自责，却又提不起精力来做任何事，在这里我依旧没有做什么事的力气，只是医院这样一个环境可以让人免受自责，可以心安理得地无所事事。

最后我对卡洛塔说，至少在这里，做一个奇怪的人是正常的，没有人会觉得你奇怪。

不哭的时候，卡洛塔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朗并且爱交朋友的人，第二天我就在吸烟室里看到她和其他人谈笑。阿利西亚在给她梳辫子，两人都有着同样的栗色长发。现在吸烟室里有了新的人们，维多利亚，阿利西亚和一个年轻的金发男孩。阿利西亚不抽烟，但她喜欢和人们待在一起，维多利亚总是在唱歌，都是轻快的童谣或古老的西班牙民歌。

我不知道那个金发男孩的名字，和人们待在一起时，他总是话很多，多到语速快得我几乎完全听不懂。有时我看到他坐在护士办公室里流泪，护士在一旁安慰他。不过十分钟后，他又坐在吸烟室里大声说笑着打扑克了。

我从来没有掌控过自己的生活。卡洛塔说。

我们都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但我没有说出这句话，我总是这样说不出很多话。因为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逃避。安赫尔和尤兰达酗酒，阿列克斯抽大麻，马尔塔和阿利西亚割破自己的手臂，我们都在逃避。住进精神病院只是另一种逃避。

如果仅仅只是看着人们的面孔，你要如何猜出有多少人尝试过去死呢？这个问题开始时不时闯进我的脑子里。你想去死吗？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医生就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有点怔住，没有料到医生会如此直白地提问，在中文语境里，这句话似乎通常都是用来骂人的。这让我觉得很新奇。我想死吗？没有人如此认真地问过我这个问题，即使我们可能都经常在社交网络上说着活不下去了好想死。

比起死，我更想彻底消失。我这样回答了医生。

吸烟室的电视机每天都在播放新闻，当我们围坐在桌子旁盯着电视机抽烟时，很少有人会像贡萨洛那样因为新闻说点什么。洪灾，特朗普胜选，抗议房租过高的游行示威，政党领袖更迭，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屠杀，大家都只是沉默地看着。在这里，一切如常，时间似乎停滞了，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会对这里造成影响。因此我也不再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工作而焦虑没钱。我开始花很多时间来洗澡，把自己缩在小小的浴缸里，看着肚子上苍白的皮肤缓缓折叠。尤兰达说过，入院后她一直反复地洗澡。似乎洗澡可以让人停止思考，可以短暂抽离出世界，可以把所有糟糕的记忆一并洗掉。

医生开始问我，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出院。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好像已经习惯待在这里了，待在这里就可以不去想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但这里不是真实的生活。医生说。

我的窗户外面能看见一棵树的顶端，刚来到这里时，它还是一半青绿一半明黄，现在只剩下一小丛深棕色的枯叶，露出了干燥的枝条。我们在吸烟室或小花园里讨论每个人都在吃什么药。有的药让人发胖，有的药让人起疹子，有的药让人口渴，有的药让人时刻都想睡觉。为什么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呢？在外面我们从来不会对自己吃下去的药有这么具体清晰的感受，从来不会注意到树叶是在哪一天全部变黄，从来不会在树下坐一下午看书。什么是真实？

圣诞节快到了，走廊和楼梯间都挂起了装饰，甚至还在底层大厅摆放了圣诞树和一个纸板拼成的壁炉，喜气洋洋的氛围里，我却越来越频繁地看到人们哭泣。在吸烟室或是小花园，维多利亚经常在聊天的中途突然垮下眉头，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起自己的母亲、兄弟或是女儿，自顾自说了几句后，她又把眉头又缓缓抬起，回到刚刚的聊天。没有人陪她聊天的时候，她就光着脚在走廊里游荡，偶尔停下来在暖气片上靠一会儿。“我的背很痛。”她说着又哭了起来，“我的家人都不来看我，没有人来看我！”

阿利西亚的手臂贴上了白色的纱布，能隐约看见纱布下印着血痕的皮肤。“昨天我划伤了自己。”她语气轻快地说。没有人再问什么，卡洛塔走过去拥抱了她。这里所有锋利的东西都在入院时被收走了，喝水也都是用软软的塑料杯子，还有什么能用来划伤自己呢？可能只有圆珠笔，或者自动贩卖机里易拉罐上的拉环。

一天上午在活动室里做手工时维多利亚坐在我旁边，一边翻杂志一边随着电脑里播放的音乐唱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这让我如何才能幸福？”她合上杂志开始啜泣，护士走过来扶住她的肩，她抬起头，眼泪从颧骨上滚落。我拉过她的手腕，把刚编好的一条手链系上去，她把脸颊凑过来给我亲吻。“爱情就这样过去，时间就这样流逝。”她仍在唱。我突然发觉，这个七十岁的老太太曾经一定非常美丽。

维多利亚也送了我一副自己的画，“它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白人、亚洲人、黑人和拉丁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她坐在活动室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在唱歌，或是流泪。偶尔她会画画，然后送给每一个病人和护士。

吸烟室再度恢复了冷清。金发男孩出院了，阿利西亚总是和卡洛塔一起待在病房里。只有维多利亚和新来的老人费尔南多还会经常去那里，但两人都不怎么讲话。那个戴礼帽的老先生仍然在，像我入院那天看到他时一样，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抽着同一个牌子的香烟。

最后一次参加团体治疗的时候，我听到费尔南多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从小就不擅长和人打交道，除了家人，他几乎没什么朋友。自从妻子离开后他就开始酗酒，但正因如此，父母和孩子也同样渐渐离开了他——除了酒精他不知道还能从哪里寻求帮助，直到喝得胃穿孔吐血。“重要的并不是酒精或瘾，而是孤独。只有上瘾能让人暂时忘记孤独。”讲述这些时，他仍然面带微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但你仍然会希望有一个人愿意倾听和理解你所经历的苦难。”

阿利西亚哭了起来。她似乎想说话，但哽咽着说不下去。一个护士走过来带着她离开了团体治疗室。治疗结束后，我发现她仍坐在楼梯拐角处流泪。卡洛塔走过来，阿利西亚扑进她的怀里放声大哭，“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切都不会变好了。”

在吸烟室里我仍能听见阿利西亚的哭声。费尔南多坐在我对面，问我叫什么名字。“一个人待在陌生的国家很艰难吧？”我点头，“是的。但所有人都很艰难，不是吗？”

“总有一些人不是的。”费尔南多说，“总有一些人更加幸运。”

当然，总有一些人更幸运。我通常会避免去认为自己是不幸的，我还不够不幸，这令我感到愧疚，因为不够不幸的人似乎就没有足够的资格去表达痛苦——或者说，没有资格用不体面的方式去表达痛苦。精致的痛苦总是比不堪的痛苦更容易令人接受的。我想精神病院还有一个好处，在这里我们不用再担心有谁会被自己不堪的痛苦冒犯到。

不过我知道自己不能一直在这里待下去。医生告诉我，最长期限是五十天，和所有逃避方式一样，这里也有期限。在小花园里，我说起自己并不想出院，卡洛塔显得非常吃惊，怎么会有人不想出院呢？为什么会不想？我说，因为待在医院里就不用为了生活操心。

但医院里根本没有生活。卡洛塔说。

我想了想，也许我在医院外也没什么所谓的生活。就像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真实一样，我同样不清楚什么是生活。所有病友都迫切地想要出院，这里有免费的食物和床、有护士的悉心照顾，但是没有自由。我不知道他们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如果无法感到安全，怎么能感到自由呢？至少在医院里，我可以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安全，也许真实的生活就是从来不会安全，因此我不能一直躲在这里逃避下去。

维多利亚给我一张纸，叫我用中文写上她的名字，她又在这张纸上画满了笑脸和爱心，再写上“爱与和平”，贴在了自己的病房门上。“这是你的圣诞装饰吗？”我问她。她笑盈盈地点头，走过来拥抱我，“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过圣诞了，我们会想念你的。”

我也会想念你们和这个地方。我最终还是没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撰文 | 陈晃

编辑｜毛毛

图片｜CFP

版式｜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