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早一点阅读《惜别》，这次仙台之行会大不相同吧。这本书一直放在我家里书架的某个角落上，买来多年，一直没翻过。对于太宰治，我不无偏见。他那不断的殉情、自我浪漫化，不过是软绵绵的个人主义。《人间失格》、《斜阳》，这些书名就让我不适。我怀疑，这也是自我否定的一部分，我也曾对这种姿态着迷，比如我第一本书的名字就叫《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纯粹为了了解鲁迅，我买了这本书。这位颓废、唯美、早夭的作家，会怎样描述鲁迅？那又是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它缘起于1944年春，是日本官方大东亚文化战略的一部分。在这本书出版的1945年9月，日本已经战败，大东亚概念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这本书本是政治的产物。出生于1909年的太宰治一生都要与一个迅速政治化的世界斗争，他躲入和女人的情爱、躲入颓唐、甚至堕入失格，想保持那脆弱却真实的个人精神。与我想象的不同，在多愁善感背后，年轻的太宰治曾多么生机勃勃。早在中学时代，出身青森大地主之家的他就致力于文学创作。他还展现出一个组织者的天份，创办了一连串杂志。作为高中生主编，他还向远在东京的知名作家林房雄等约稿并支付稿酬。不过，这种生机勃勃——在他与家庭断绝关系，以及社会的新政治气氛面前——宽松的大正年代终结了——迅速崩塌。

但与鲁迅的相遇比想象的更富成效。自1936年离世，被尊崇为民族魂后，鲁迅就不再属于自己。他的名字、形象皆已失控，被不同力量争取。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同样如此，努力将其视作大东亚的鲁迅。对这个帝国心怀不满、又无法直接批评的人也在他身上获得力量。

1943年，33岁的竹内好出版了《鲁迅》一书。他激赏鲁迅“我一个都不宽恕”的战斗精神，更将其用作批评日本社会的武器。他相信，日本缺乏主体性，总是匆忙模仿强者，并将终因此付出惨重代价。鲁迅的挣扎，中国的转型，困难重重，却有着令人敬佩的主体性，不会轻易丢失自己。他更全然以政治角度思考鲁迅。他的小说索然无味，但杂文却深邃有力。写就这本小书，竹内好走上战场。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并成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这本薄薄的《鲁迅》成为经典，是其思想的发端。

太宰治读过《鲁迅》，对其恭敬有加，称其“秋霜一样冷酷”。而对《惜别》，归来后的竹内好确如秋霜一样冷酷，“这又是肆意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出来的鲁迅形象，说是作者的自画像更好”。

我尚未读过竹内好的《鲁迅》。但我猜，它也不过是竹内好的自画像。比起他，我或许更偏爱太宰治的自画像。说来有趣，即使比太宰治还小1岁，你却觉得竹内好是更年长的一代。或者说，你清晰地意识到竹内好是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太宰治却是模糊的，他可能是江户年代的昭和作家，也可能是一个平成的传说。这也是思想与文学的差异，前者或许更可信，但后者一定更可爱。

尽管《惜别》中充满臆想，也称不上是多么杰出的小说。但倘若寻一幅仙台周树人的亲密肖像，它是再好不过的导引。你可以看到仙台的风物，原来地处偏僻，它却代表了一个开放的日本，甚至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仙台藩，大名伊达政宗，曾以能力卓著、爱好风尚以及对外部充满好奇心著称。倘若不是晚生几年，他很可能成为德川家康的竞争者。如果他获胜，或许江户仍是一座普通城市，仙台则成为首都。也因此，德川的锁国政策不会推行。伊达的开放姿态人所共知，早在1613年，他就派遣支仓常长使团前往梵蒂冈，他们先到墨西哥后又转往欧洲。倘若这一探求没有中断，你很难想象此刻世界的面貌。中国与日本，先后主动错过大航海时代，并在下一个时代被迫打开。

你尽可以跟随周树人在城中、校园里穿梭，感受一个局外人的困境。书中对于边缘人的理解颇为敏感，叙述者的“我”、周树人与藤野先生，这三人因为口音等不自信，结成了微妙的同盟。我也喜欢周树人那些滔滔之词，尽管并非全然合理，却让你对历史有了另一种亲近。它也能激发你的想象力，让黑白照片上刻板的面孔活跃起来。批评者们总说，太宰治对于鲁迅所受羞辱认识不足，并将自己对文艺思潮的热忱转给鲁迅。但这很可能另一种真实。鲁迅确有强烈的局外人倾向，比起投身时代洪流，更是冷眼旁观者。就像文艺也是那时中国留学生的冷门，一如仙台的偏远，反而带来某种吸引力。

我很想带着《惜别》再赴仙台，去一去上次错过的松岛。在小说中，鲁迅在空旷处放声歌唱、五音不全。我也想试试，我也深受五音不全的痛楚。不过，在如此美景之中，高声跑调亦是快事一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