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京沪打工人来说，春天像青春期的爱情，明明牵了手，隔天再会又形同路人。上海穿短袖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暴雪。身体不好的，容易反复感冒，惜命的赶忙检查身体，一查，把烟戒了。好几个朋友以感冒为契机戒烟。十几年前，我跟人创业做互联网广播，有天开车用广播听段子，公益广告突然插入说吸烟有害健康，我就把广播戒了。

今年我的春天是从澳门来的，2月已经莺飞草长。澳门的天空都有天花板，灯连灯，雾卷雾，城堡挨着城堡。夜色通常是潮水般瞬间倾泻，但这里，夜色拘束得如爬山虎般，从街道间一点点蔓延。游戏讲究赢家不下桌，一脸茫然回程的，多是掏空的菜背篼。输钱，赢了心情。这里是地狱之门，也是天堂之门。

十几年后的晚上，约了两个朋友在百子湾吃饭，聊播客。百子湾是个杂乱的地方，人多车多，人行道堆摆的自行车都是歪的。花坛里面灌木还没发芽，看起来枯萎稀疏，仿若中年男子憔悴的颅顶。杂乱又有北京少见的烟火气。饺子铺的水开了，蒸汽在夜色中打着旋，像朵朦胧的郁金香。

当年之所以从互联网广播公司出来，一方面不看好这个行业，广播单线性传播，传播效率低，用户量做不大，商业展示空间也是单线。另一方面还是想做文字媒体。——明明自己不擅长，不舒适，非要找千百个理由，证明那件事有问题。人都擅长逃避问题，媒体人又是这条赛道上的无冕之王。

这顿饭讨论播客，我们三人准备开个播客。其中一人是个出版编辑，他说现在的书，大部分卖不过5000册。我好奇那出版社该如何活下去？他说卖流行。成功学养活过，现在靠女性主义养活。

另一个人也是媒体人，他说他不喜欢赚不擅长的钱。他喜欢炒股，亏钱。我也不喜欢，但现在实在是看到播客流行，有前途。我们当然知道另一个社交媒体更红火，声优之所以成为声优，还不是因为脸欠优。北京是梦想之都，北京的饭永远充满成功学浪漫主义色彩。这两个人已经开始撸铁，一周六练，怕就怕万一这个播客火了，要出镜，不能丢人现眼。

我们分析了最红的几个播客，结论是啰嗦，浅薄，见识平庸。其中一个人说，你看，播客的听众，就这水平，我们聊的人家不爱听，听不懂。我拿起烤鸡腿咬了一口。在北京吃烧鸟，优点是量大便宜，缺点是难吃。话说到这里，已经为这个未出生的播客，准备好悼词了。老登啊，乌鸦笑猪黑。

流行很多时候不代表更先进的趣味，或者具有功效。我曾经在骑行火红的时候买了一辆车，参加过一次横穿长安街。那些蹬弯把车，穿紧身骑行服，头盔上闪闪发亮的人，像一串被发怒大象飞踹的皮球。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他们都是胖子，他们证明骑自行车不减肥。但流行一定会产生经济效益。

我说，4月9号先录，干一年，还是没人听再认输。餐厅屋顶有吊灯，光柱杵在桌面上，光柱里微尘滚动，像流转的星辰。

中国年以前，托一个品牌的福，在浏阳看了场盛大烟火秀。品牌包下整个场地，让来宾坐在透明玻璃房里面吃牛排喝红酒。火树银花饭前放，席间放，饭后再放。烟火具有比酒精更广泛的神经毒性，催人奋进，老少皆宜。

另一方面正值隆冬，人头密集，人群的呼吸和河面的水汽汇集起来，变成风，风变成飘在半空的河流。烟火升起来，我用左手握住右手，冰冷得像从浏阳河里，抓起一条正在冬眠的鲫鱼。

中国人有时候对幸福过敏，因为频发的苦难在基因里写下一串代码：幸福和厄运总是接踵而至的。幸福的时刻不能沉溺，必须抬头看远方，看远方看不见的天坑。所以我们的生活变成了寻找烦恼的游戏。因而，想起经济环境，想起开年后的生意，想起我离退休还有三分之二的长路。以至于那天晚上回到酒店，空调30度，人好似从急冻室拿出来的老腊肉，皮面吹热了，心还冷。自作自受。

百子湾会议之后第二天我跟儿子的干爹吃饭，说起我想做个播客。他是个大经纪人，在疫情期间离职创业，现在小有所成（他自谦）。我佩服创业成功的人，因为他们勇敢，坚强，并事实上证明自己聪慧过人。他有礼貌，实事求是，虚荣和过度的自尊心从未扰乱他。他也曾在报社做记者，聊起任何话题都讲逻辑，冷静精确得像奥运会的计时器。只有每每聊起在南方都市报的工作，他的眼中便会下起流星雨，如春雷一样汹涌。

我说现在的世界越来越扁平，曾经360行，行行出状元，现在可能还剩下160行。经济不好，钱转不起来，钱通通流向AI机器人跟网红。不干这两件事的，都变成了未来的敌人。

他说，你不要灰心，还要办好杂志，好好写作。人间不能没有文字。文字记载人的故事，人的情绪，比其他载体都深刻。我说心意领了，这顿饭是你来安慰我的。他说这是真心话，而且一定还有人和我们一样，在想方设法维护这个丰富的世界。而后他再一次讲起那些报社的故事。我喜欢这个冷静精确的朋友，也喜欢跳舞的灵魂。

我听他讲，感到慰藉，当然要继续办好杂志，但也并不耽误这个必然诞生的播客。清洁工凌晨五点扫地，不代表他喜欢扫地，他只是不得不完成他的工作。

个人生活只是宇宙漫长岁月里，卑微的一小段时间。那段时间是欢愉和不幸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