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道刀痕，会是福泽谕吉留下的？

这二层木制小楼，像是大阪中央区的一个异端。其四周环绕的高楼，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现代大阪，它却像一块历史残留物，带来片刻的安宁。

台风过去不久，天空阴郁，欢乐得不无放肆的大阪，流露出难得的感伤。院中树枝折断，新芽正从截断处冒出，绿得温柔又茁壮。

这多少像是这座小楼命运的隐喻。1838年，绪方洪庵开设了适塾，集中于医学教育。很快，它从医学转向了更广泛的兴趣，成为了一名兰学所。身处锁国政策里，只有透过出岛的荷兰商人，日本人才得以对外部世界有了少许的理解。超过两个世纪的锁国，兰学者们根据少许的荷兰书籍，以及自己独特的探索一套独特的学问系统。它包括天文、地理、军事，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有关医学。杉田玄白根据荷译德文版翻译出的《解体新书》，是一大里程碑。为了理解书的内容，杉田特意去观看死刑犯的解剖。他惊异的发现，比起中医著作，这本兰学书上人体构图更为准确。这也是一场缓慢变革的重要一环，日本人逐渐怀疑中国代表的知识体系。

当绪方洪庵创办适塾时，兰学似乎已经来到了一个繁荣时刻。早在1815年，82岁的杉田不无欣悦的回忆说，“如今兰学正风靡日本……当我们开始这项事业时，即使在我最疯狂的梦里，我也没有想到兰学会像今天这样受到欢迎。”

黑船危机令这股潮流更添热度。杉田晚年的从容让位于一种急迫，从一个个小群体扩散到广阔领域。连来自中津这样的小藩国的年轻人也难以置身其外。“美国军舰开到江户的消息连乡镇都已传遍”，福泽谕吉日后回忆，“到处都在大谈炮术。”他也相信，唯有黑船触动了人心，给僵化的日本社会撕开了一个口子，意识到新知识的重要性。炮术来自兰学，偏僻的中津一本外文书都没有，他前往长崎，第一次看到字母。

他真正的兰学之旅始自大阪。这座小楼复建于1975年。绪方洪庵去世于1863年，在明治时代，它曾作为医院使用，1942年被捐赠给大阪大学。

“对，拆掉后的复原重建”，松永先生说。他脸颊消瘦、谈吐温和，是大阪大学的准教授，也是适塾纪念馆的管理者。我随他登上狭窄、颤巍巍的楼梯，木质结构发出吱吱声，像是来自历史的呜咽。这也是日本的神奇之处，他们有一套重筑之道。这也似是他们的历史态度，尽量遵循过往，以肢解的方式令它在新时代重生。

在纪念馆中，我看到了绪方洪庵像，瘦削、苦涩，有点像老年的甘地。他是盛名一时的医生，还是防治水痘的先驱。疾病是一种隐喻，一个人、一个国家，都可能深陷病痛，需要了不起的医生。初版的《解体新书》、《日荷词典》陈列于在玻璃展览柜上。它们看起来如此古老，乃至于你忘记了它们曾是时代最前沿、异端的知识，凝结了几代人孤立却热忱四溢的努力。我记得在杉田玄白在回忆录中感慨：“在一个长长的春日里，我们对‘眉毛’是长在我们眼睛上面的毛发这句简单的话感到困惑莫解。有时我们从早到晚茫然对视，依然无法把文本中的一到两英寸段落里的一行简单描述解读出来”。

即使到了福泽谕吉一代，外文书籍仍昂贵、难见。在意外借阅一本时，他们经常连夜、接力抄写下来。除去死记硬背，这也是一门依靠想象、猜测的学问，他们没见过荷兰人，没听过他们如何发音，只能在同样没讲过荷兰人的老师与师兄的教导下摸索。

适塾的学风充满压力。每月要进行六次会读，塾中分七八个等级，每级名列者要保持三个月不退步才能晋级。绪方则以学识赢得了学生们的折服。只有高材生才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福泽记得，每次讲课，“绪方先生那种周密的头脑和大胆的决断实在称得上是兰学界的一位大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人物……朋友之间互相谈论着：‘今天先生的卓见如何？不知甚么缘故，我好像忽然变成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了！’’”

上进只是青春的一面。二楼既是学习室又是卧室，还是食堂。我想象一群青年聚在一起，他们目中无人又幼稚可笑。在福泽诙谐的回忆中，他们是一群贫穷、兴致高昂又放荡不羁的年轻人。他们赤身于宿舍，以脸盆做饭盆，他们前往大阪市中心胡闹，为了吃肉帮人杀猪，在日本社会，这是贱民才做的事。他们也象征了武士阶层的没落，不再把佩刀当回事，常为了零花钱送进典当铺。乃至于全塾只剩下两三副刀，它作为公物存放，谁出门谁用。在一张名册上，你才意识到这些年轻人蜕变为革新者。除去福泽谕吉，大鸟圭介成为著名的外交官，留下了著名的回忆录。我还看到了藤野升八郎，比起他的医术，他更因其子留名历史。他的儿子藤野严九郎正是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

恍惚间，我的心思飘到了广州。适塾化作万木草堂，绪方洪庵正如康有为，他们都以学识赢得了众多学生的心。梁启超正如福泽谕吉一样，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在珠江畔大摇大摆的草堂学生如大阪的兰学生一样，落魄不羁缺自以为是未来的中心。只不过，康有为比绪方更富蛊惑力，他还将一个学术团体变成了政治力量。

 “你看，这上面有很多刀痕，是学生们砍的”，松永指着木柱说。这不大的榻榻米上曾挤着50多位学生，他们该会像下锅前的饺子一样挤在一起吧。你似乎可以闻到，那无处释放的利比多飘散在空间里。

“这是年轻人的怒火”，松永说。

“对，正是这些怒火，造就了明治维新吧”，我感慨。

松永先生说，为了解压，他们经常去喝酒。我记得难波桥一带的景象，夜色降临时，它就像一个游乐场。想象一下1850年代的景象，电灯尚未到来，但一定有很多灯笼，烛光令一切更浪漫。比起江户，这里更有庶民精神。前者由贵族、武士主宰，这里则是商人塑造的。这也造就了一种实用又松弛、精明亦纵乐的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福泽谕吉不是中津而是大阪之子。松永先生相信，他日后表现出强烈的创业精神、对于商业利益的敏感，以及幽默感与此紧密相关。我猜，关西口音或许就如东北话，带着天然的喜感。我也可以想象福泽与同学们在难波桥一带闲逛的景象。时空或许不同，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相似的。他们在考试后逃出适塾，找酒、找牛肉火锅，与我们半夜翻出北大南门，在小饭店里喝啤酒吃干煸四季豆并无不同。我们都被膨胀的荷尔蒙左右，都期待远大前程却又无路可循。

青春是相似的。但总有一代人比另一代人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们要打破身份制度，他们还要拯救危机中的日本”，松永这样理解福泽一代。时隔150年，他自己这一代则不无失落，相比于幕末明治或战后日本那一代，松永先生觉得自己处于一个迷惘时刻，或许人们希望振兴经济，却不知如何下手，也没有那份冲劲。

松永先生来自熊本。他对于历史的兴趣源自小学四年级。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他记得很多电视节目被取消，只播放这个重大新闻。幼小的他对此很不理解，也因此对历史发生了朦胧好奇——天皇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高中毕业后，他来到大阪大学攻读日本史，对于南北朝时代尤感趣味，在那个特别的时刻，日本有两个天皇。他从未想过与福泽谕吉产生交集，2015年，他被调至福泽谕吉纪念馆，从南北朝跨越到幕末维新。

这也是个打开眼界之旅。他也重新发现了印在一万元日钞上的这个人，在他成为一代伟人之前的青涩岁月。

“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会从熊本来这里学兰学吗”，我问松永先生。

他的回答诚恳又不无拘谨，“兰学是当时让非常先进的学问，是各地优秀人才的集中地，我没有自信能到这里学习。”但松永似乎忘记了，在那个汉学占据主导的时代，兰学仍是边缘力量。的确，新时代正在降临，但在时代颠覆之前，大多数人仍延续惯性。

“如果你见到福泽先生，想问他什么？”我问松永。

他一下子兴奋起来。他想请福泽谕吉喝酒，清酒、啤酒、威士忌都喝上一轮。而且，他有很多问题想问，此刻的日本该做些什么才能打破僵局，重获动力。

“但是，你知道福泽先生的好奇心啊”，我打断他的遐想，“他一定会对此刻的世界充满困惑，会抓住你问东问西，拿起你的iPhone问，这到底是什么？”

许知远，1976年生，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