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以来，短视频行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目前，国内短视频应用的用户规模已超10亿人，使用率高达93.8%，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51分钟。面对短视频的风靡，互联网上也出现了许多“忧虑”的声音。当我们搜索“短视频的影响”时，会读到短视频会 “吃掉大脑”，让“大脑退化”和“低智”，甚至让我们“抑郁”等等充斥着耸人听闻字眼的说法。

那么，短视频真的会越刷越上瘾吗？屏幕背后刷着短视频的你我，都已经患上短视频成瘾无法自拔了吗？短视频真的成为吃人大脑的“电子鸦片”了吗？互联网上这些“危言”，我们到底该听劝还是漠视？面对这些疑问，专业的研究人员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这些答案是否得到了人们正确的解读？

综合已有的许多研究来看，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短视频有害论”。互联网上营造的道德恐慌感，可能无形中引导人们对短视频产生了许多负面看法。想要搞清楚刷短视频是否对个体存在诸多负面影响，我们还需要更多未来研究。

一、看短视频并非只为获得简单的快乐

只需轻轻滑动手指，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低成本+高快乐带来的沉浸式享受，自然而然地会被认为是人们无法抵御的诱惑。然而，刷短视频不是一种”简单的快乐”，这种使用行为与个体特征、社会环境因素以及短视频应用的特征息息相关。

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的短视频使用倾向

人格特质是个体在行为、情感和认知上的稳定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使用短视频的倾向。研究者发现，具有某些人格特质的个体更有可能过度使用短视频。例如，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而产生无聊、孤独等负面情绪，短视频对他们而言是情绪调节的工具。结合情绪识别与自我报告的研究的确发现，短视频新用户会在使用一周后表现出更加积极的面部情绪，积极的、放松的情绪也能促使新用户更多地使用短视频。

低宜人性的个体也更有可能过多使用短视频。宜人性反映了个体在社交中的合作性、同理心和利他倾向，低宜人性的人更看重竞争而非合作，更有可能对他人持谨慎猜疑的态度。短视频平台给在现实生活中社交不如意的低宜人性者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他们拥有丰富的自我表达机会，这有助于展现自我价值、赢得他人掌声。同时，他们在平台上还可以轻松自由地与他人进行互动。对社会支持需求的满足恰恰是促进个体继续使用短视频应用的重要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低宜人性个体不仅可能过多使用短视频，也可能过多使用其他媒介。人们担心过度使用短视频会带来不良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短视频本身是“坏东西”。凡事都要适量。如果一开始就预设立场认为“短视频是不好的”，那么很容易通过把极端案例当作普遍案例进行泛化，来得到这个预设结论，但这种论述显然是不科学的。

家庭环境会影响青少年的使用倾向

用户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对于他们使用短视频具有重要影响。我们以青少年群体为例，他们是人们试图谈论短视频危害时常常被提及的一大群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少年为什么会刷短视频呢？Vossen等人回顾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息息相关。

与父母关系融洽、能感受到父母关爱的青少年，往往在社交媒体使用上更加有节制，他们更倾向于将社交媒体作为拓展社交圈和获取知识的工具，而非逃避现实或排解负面情绪的手段。相反，在关系紧张、缺乏沟通的家庭中，青少年可能会将过多时间投入到社交媒体中，以此来逃避家庭中的不愉快。

此外，父母的电子设备使用习惯也值得我们重视。当父母在亲子互动中过度使用手机时，青少年会感受到更强的相对剥夺感，进而更多地使用短视频。

压力大情绪差、社交焦虑、亲子关系不融洽......我们必须意识到，短视频的爆火绝不只是它能够提供快乐这么简单。与其简单地将其视为“电子多巴胺”，不如深入探究人们使用短视频这一行为背后的真正需求。毕竟，即使短视频消亡了，用户也会寻找其他方式来排忧解难。

二、看短视频上瘾？没那么容易

假如列出短视频的几大罪状，“上瘾”一定是很多短视频反对者心目中的TOP1。

在谈论“上瘾”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物质成瘾研究：目前一项关于成瘾的科学共识是，它是由遗传易感性和反复接触特定物质结合导致的。物质的使用量与可能造成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线性关系，例如，高脂肪食物摄入越多，体重越大。

与药物、食物、酒精等物质不同，在21世纪，使用数字科技对人们来说是无可避免的，有些时刻甚至是强制的。同时，数字科技使用时长与其对个体影响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线性，与适度使用者相比，完全不使用者与过度使用者的抑郁风险均更高。

基于这样的背景，直接根据使用时长来判断是否对数字科技成瘾可能是不恰当的。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使用短视频时间更久便意味着成瘾。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或判断个体出现了短视频“成瘾”症状呢？

在探究短视频的“成瘾”问题时，研究者通常会使用自我报告的量表探究用户对短视频使用的态度，并以“problematic use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或“short video addiction”命名研究变量。从这个角度而言，量表的效度将直接影响相关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然而，回顾已有研究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研究所使用的短视频“问题使用”/“成瘾”量表，都来源于其他行为成瘾量表或社交媒体成瘾量表的简单改造。以一些文章时常引用的一项研究为例，浙江大学Su等人直接将互联网成瘾测验中的“Internet”一词改为“Douyin”。

诸如此类的量表研究不免令人担忧。各类应用有其特点，开展研究时应充分考虑到应用特性设计量表。更重要的是，改编量表的得分是否真的适合用于判断个体对短视频的成瘾程度？

2021年，来自温彻斯特大学的Satchell等研究者便针对改编量表的合理性问题开展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们沿用社交媒体成瘾研究的惯用做法，将高引用的社交媒体病态使用量表进行改编，开发了“线下朋友成瘾问卷”。分析807名受访者的量表得分发现，69%的受访者都应被判定为患上了“与朋友相处成瘾”。

Satchell等人的研究不免令人重新审视现有的许多“短视频成瘾”研究。假如我们信赖改编量表测出的“短视频成瘾”症状，那么，你一定也能接受“与朋友相处成瘾”这样充满戏谑的说法。换言之，现有的短视频成瘾量表测得的可能是个体对于事物的一种普遍态度，而并不代表个体真的对短视频成瘾了。这些量表既可以测出个体对短视频成瘾，也能测出个体对与朋友相处成瘾。因此，在看待现有的短视频成瘾研究时，我们应持谨慎的保留态度，许多结论可能只是修辞学的产物而非事实真相。

后退一步，即使我们愿意接受改编量表的研究方法，认为量表能有效反映用户对短视频的成瘾情况，那么，基于现有的“短视频成瘾”研究，用户真的那么容易上瘾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Peng和Liao收集了10668名受访者的数据，基于改编量表得分使用潜在剖面分析发现，只有9.8%的受访者会被归入“问题性使用者”一类。

同时，还有10.4%的受访者被归入了“高度使用但低成瘾风险”一类，他们在显著性与耐受性两大量表成分上得分较高，但并没有展现出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

由此来看，显著性、耐受性等成分可能不具有病理性判断的能力。因此，即使我们直接使用改编量表，也并非所有量表成分都适合用于判断用户的“问题性使用”甚至“成瘾”程度，而现有的许多研究仍以使用量表总分为主，并未拆分到更加细致的成分得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已有的“短视频成瘾”研究结论，我们也应保持更加谨慎的解读。

总而言之，现有的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还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我们不能仅凭使用时长或改编量表的总分就轻易断定个体对短视频成瘾。即使我们忽略方法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就现有结果来说，短视频成瘾依然不是一件易事。

三、短视频不是致郁剂

网络声音中将短视频视为成瘾物质的一大原因在于：看短视频会给用户的心理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的确，许多研究让用户根据自身情况填写量表，报告自己的短视频使用倾向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发现许多负面的心理状况，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短视频成瘾量表得分存在关联，但是否能因此得出看短视频导致抑郁/焦虑的结论呢？答案目前还是否定的。

清华大学Qu等人面向中国大学生开展了一项长达一年的追踪研究，他们分别使用改编自Facebook成瘾量表的短视频成瘾量表和患者健康问卷来测量用户的短视频成瘾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他们发现，短视频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复杂的循环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

一方面，负面情绪会促使用户使用短视频，在情绪低落时，用户倾向于使用短视频来调节情绪，寻求短暂的安慰。另一方面，使用短视频时的“冲突感”能够预测用户未来的“内疚感”等负面情绪，而内疚又会反过来加剧用户使用短视频时的冲突感，形成一个负面循环。

此外，短视频使用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可能还与使用短视频的方式有关。首都体育学院Yao等人针对中国大学生开展过类似的追踪研究，他们区分了4种不同类型行为的使用频率：观看短视频、制作短视频、观看直播、制作直播。

基于829名受访者2个月的追踪结果，他们发现，只有观看短视频的频率与2个月后短视频问题性使用量表得分存在微弱的正向关联，其他类型行为的频率都与该量表得分未发现显著相关。同时，短视频应用的使用时长、观看短视频的频率与抑郁、社交焦虑、无聊倾向、痛苦情绪耐受度等心理健康指标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相关。

更为有趣的是，制作短视频、观看直播、制作直播等行为的频率与上述心理健康指标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换言之，制作短视频、观看/制作直播较多的用户甚至表现出更积极的心理健康状况。该结果与网络上大肆炒作的“短视频危害论”甚至是相反的。

一些研究者还尝试使用新技术探究了短视频使用与情绪之间的关系。Cosmann等人邀请了41名从未使用过TikTok的用户进行为期1周的体验。除了让用户填写量表报告情绪，他们还分析了用户刚开始使用TikTok与1周后使用TikTok时的面部表情。结果发现，用户面部表情是积极还是消极，与他们1周内使用TikTok的总时长以及他们主动使用TikTok的意愿都只存在微弱的关联或无关联。这项尝试性的研究也为我们理解短视频使用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结合上述研究来看，“看短视频导致心理健康变差”这样的结论是不准确的。现有研究仅能支持短视频成瘾量表得分与心理健康之间是“共变”关系，而非单向的因果联系。

四、看短视频不会“降智”

除开心理健康状况，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也是媒体们热衷于提及的。例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iii]，人类的推理和解决问题等智力能力正在下降，这可能是人们更多地接触视觉媒体所导致的。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最新一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数据，人类的智力似乎在2010年代初达到顶峰，此后一路处于下降趋势。该报道称，智力下降的“转折点正值我们越来越频繁地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人们开始从文本媒体向视觉媒体转变，向着一个对屏幕着迷的‘后文字’社会转变”，并据此暗示看短视频对认知能力存在负面影响。

一些研究可能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潜在的支持性证据。例如，Xu等人招募了454名初一学生和368名高一学生，通过自陈量表获得了学生们上学期间的短视频日常使用时间、对算法推荐的依赖程度、学业延迟满足程度，同时通过认知测试测量了学生们的工作记忆、言语能力。

他们发现，初一学生的短视频日常使用时间与工作记忆、言语能力以及语数学业成绩仅存在微弱的负相关。然而，相关关系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我们无法据此得出“看短视频降智”这样的结论。

Xu等人的研究正是大量已有研究的缩影：基于自我报告、结果只能表明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事实上，在与智能手机使用相关的研究领域，Wilmer等人回顾了与认知能力相关的大量研究，目前还少有研究表明使用智能手机对注意、记忆等重要的认知功能有长期的影响。

以媒体们极为关心的“注意力”为例，现有的大量研究只能表明，智能手机会吸引个体的注意力，使得个体从正在进行的活动上分心，并将注意力短暂地转移到手机上。然而，目前没有研究表明使用智能手机会深层地、不可逆地改变个体的注意力。

还有一些研究使用量表探索了使用智能手机与注意力的关联，但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即使用智能手机与注意力是否存在相关以及相关关系的方向都还不清晰。换言之，我们现在甚至无法断言使用智能手机与注意力存在负向关系，更不必说手机会导致注意力恶化了。

类似地，“使用智能手机会导致个体更喜欢即时满足”，这样的论断也缺乏长期追踪研究的证据支持。综合来看，现有的研究证据还无法支持我们得出看短视频会“降智”的骇人结论，我们仍需要更多长期的追踪研究来探索这一问题。

五、看短视频时大脑做出了反应，但没有“腐化”

与心理健康状况和认知能力相比，“看短视频影响大脑”是让很多人更加兴奋的一个话题，浙江大学团队2021年的一项研究成为了媒体们乐此不疲引用的“证据”。

Su等人的研究聚焦于个性化推荐与大脑区域激活之间的关系。她们招募了30名浙江大学学生，实验开始前邀请每位被试登录自己的抖音账号，研究者使用并录制了6分钟由被试的抖音账号刷出的短视频。相应的，研究者也录制了6分钟抖音新用户刷出的短视频。实验开始后，每位被试将交替观看个性化视频和普通视频，每段视频播放1分钟后切换到另一类型视频。

fMRI分析结果发现，与观看普通视频相比，观看个性化视频时被试在双侧颞上回和颞中回、颞极、背侧后扣带回、内侧前额叶和角回等脑区激活程度更强，这些区域都属于默认模式网络，与注意力控制、自我参照以及奖赏加工有关。

此外，观看个性化视频时被试DMN区域与视听觉处理相关的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也更强，与奖赏加工有关的腹侧被盖区也表现出明显激活。

Su等人的这项研究表明，个性化视频可能是通过影响DMN和VTA等脑区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进而有更强的动机观看视频，此结果为我们理解短视频的吸引力提供了初步的脑科学证据。但显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根据推断看短视频会改变大脑，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短视频对大脑区域激活程度的影响能够长期甚至永久性存在。

事实上，针对社交媒体的大量研究也存在类似的过度解读问题，“脑腐”一词甚至成为了2024年的牛津年度词汇。而Wadsley等人回顾了大量研究，他们发现，尽管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一些脑区活动的变化有关联，但证据可靠的研究数量尚少、各研究也存在方法上的异质性。追踪研究的缺失也让我们难以判断社交媒体使用与大脑变化之间的因果关联。综合来看，我们难以肯定地从科学上承认“脑腐”这一热词，更不必说接受“短视频改造大脑”等论断了。

六、成长于短视频年代的新生代，没有被毒害

“玩手机会毁掉孩子的一生”“网络游戏毁了我们一家”“让孩子免受社交媒体之害”……毫不意外，青少年危害论也落在了短视频之上。畅销书作家、纽约大学教授乔纳森·海特在新书《焦虑一代：童年大重构如何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流行》中便认为，社交媒体等科技的发展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主要原因。

这样的标题无疑自带流量，对于不想要孩子们使用电子设备的许多家长而言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愿意因此而接受“短视频危害青少年”的论断。但正如前文我们所列举的许多研究证据，短视频会毁了孩子的论断值得审慎考量。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坎迪斯·奥杰斯直言不讳地指出，海特的“恐惧叙述和恐吓策略”让书籍一定会畅销，但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有害的故事。

事实上，大量的元分析研究表明，使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只存在微弱的关联甚至是无关联。对于政策制定者与公众而言，明明有更多更加成熟稳定的风险因素需要重视，他们不应该在缺乏数据支持的情况下营造技术危害的道德恐慌感^[25]。

不仅仅是心理健康问题，对大脑的影响也是青少年受害论的重灾区。然而，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普日比尔斯基及其同事对美国近12000名9~12岁儿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既没有发现屏幕使用时间会影响儿童大脑的功能连接性，也没有发现屏幕使用时间更久的儿童幸福感更低或认知能力更差。

总言之，“短视频危害青少年”的观点迎合了部分家长的恐慌、焦虑情绪而得以广泛传播。但理性来看，科学研究目前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总结：谨慎看待技术危害论

从手机、网游再到短视频，从更抑郁、更焦虑再到大脑都被毁坏，技术危害论不停地改换马甲在互联网上蔓延。假如真的如很多人渲染那般，科技是危害人类的洪水猛兽，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不断创造新兴科技呢？而更加显然的事实是，日新月异的科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了无可磨灭的力量。

诚然，一些技术危害论可能是发布者们的刻意营造，他们深知这类话题天然具有巨大吸引力。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技术危害论背后公众认知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他们仍有可能错误解读已发表的研究结果，更不必说缺乏专业知识的媒体与公众。

以短视频为例，大多数研究都只能说明短视频与心理健康、大脑功能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相关时常被误解为因果。一旦这些误解藉由媒体出现在公众意识之中，甚至形成人心中的刻板印象，那么想要消除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我们如何减少甚至消除技术危害论对人们的影响呢？如何引导公众客观看待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呢？更多严谨的科学研究仍旧是必须的。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开展大规模的纵向研究或采取严格的实验控制来探索短视频对个体的影响，这在现阶段仍旧是困难重重。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期待专业的研究人员与媒体合力为公众带来更多严谨的科学解读，逐步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以减少误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慌与敌对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