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英国留学的于可,研究生毕业回国之后,进入了一家留学机构,为学生提供留学规划和择校指导,重点服务各类国际学校的中学生。在她的服务对象中,最小的学生,从七年级就开始规划本科留学。
于可服务的家长,大多数并不指望孩子留学后取得多么大的成就,而是把它作为一条相对高考来说更轻松的路径。但工作了几年的于可观察到,在氛围宽松的国际学校里,家长们有开始担心孩子“无学可习”,进度落后于同龄人。她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缓解家长的焦虑。
下是以下是于可的自述:
口述|于可
文|胡怡靓
弥漫的焦虑
我们公司的大多数同事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基本都是文科类的专业,比如教育、商科、传媒等。我自己也是学文科的,回国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待业了近一年,后来想想,不如试试留学中介,不难,听起来也比较体面。
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并不都是大学生。因为想申请世界排名靠前的学校,除了提升成绩,还得做很多软性背景上的提升,包括实习、科研、竞赛、论文、志愿活动等等。到了大学阶段,如果想申请硕士项目,除非学生大一大二就报名,否则成绩和经历基本已经固定了,提升空间有限。加上本省只有一所985/211高校,大多数还是双非(非“双一流”)学校,所以我们的重点是18岁以下的低龄学生的留学规划。
我们机构签约的低龄学生,70%在国际学校上学,这些学生从入学开始,就是打算走国外留学路线的。相比普通高中,国际学校低年级的学业相对宽松,家长一看,普通中学的孩子,每天不光在学校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一回家也是在写作业。一对比,我的孩子在学校也玩,回家也玩,作业半个小时就写完了,那即使孩子在学校成绩很好,他们也认为,一定是国际学校课程太简单,孩子分数“虚高”,跟参加国内高考的学生比起来差远了,就非常焦虑。
于是,家长们就想把孩子的时间填满,除了学术,各类实践活动能不能搞起来,“总之,不能闲着”。
《清潭国际高中》剧照
我印象里,有一个国际学校的初中生,学习成绩很好,我们举办活动都积极参加,语言表达能力、思考能力都非常好。在我看来,已经很优秀了,但他妈妈却说,孩子不爱学习,就喜欢打游戏,非常焦虑,非常担忧。孩子考了90分,她焦虑为什么不是95分;这门课考了95分,她又开始焦虑,那门课怎么办。总之,不管我怎么说,你家孩子已经非常优秀了,要多鼓励,家长还是担心,孩子“不管就完了”。
这位妈妈本身是“女强人”类型,一天会给自己安排很多事情,她希望孩子在学习上能像她在工作中一样努力。看到孩子没有“合理”利用这些课余时间来学习,她就会感到非常焦虑。她对孩子的这种高要求让母子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经常会爆发非常激烈的冲突。
在我自己看来,国际学校就培养方式来说,学生自由的时间就是会更多一点。家长既然已经帮孩子选了走“国际赛道”,就没有必要总是跟参加国内高考的孩子去对比了。
焦虑也来自于传导,我们机构里有学生,还没上中学就来签约了,因为班里其他同学也报。但其实,孩子们的情况各不一样,有的是准备去美国读高中,所以需要早一些规划,但有的是准备去国外念本科,这种从高中开始规划是比较正常的节奏。但家长的心态是:其他的孩子都报名了,我的孩子不报名,万一孩子没申请上好大学,长大后怪我怎么办?还是早规划早放心。
根据我的观察,反而是等孩子上了高二,国际学校的课业压力也加大,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了,家长就不再那么担忧了。
《小别离》剧照
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能更多地与学生直接沟通,而家长则尽量放手,让孩子锻炼他们的自主性。我每月至少要跟学生沟通两次,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针对他们的性格和课业情况,制定阶段性提升计划,将沟通内容反馈给家长。但在现实中,与家长的沟通频次往往更高,家长经常因为担忧主动联系我,希望我们帮助孩子解决各种问题。
基本上,都是学生妈妈在跟我们沟通。在我们共同的微信沟通群里,爸爸通常不说话,都是妈妈在回复消息。这些妈妈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工作,同时也要照顾不止一个孩子,所以有时候给我留言都是晚上10点以后。
我入职时,我所在的机构才刚开始做低龄留学规划。这几年,我接手的学生虽然越来越多,但从整个行业来看,低龄留学规划的需求在下降。可能是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愿意投入低龄留学规划的家庭变少了。有些家长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变化,近几年选择去美国留学的学生也比以前少了。
如何给低龄学生做规划
给这些中学生规划的时候,我们会提供国际课程的选课建议。中国学生的标化成绩普遍偏高,所以很多大学很看重申请人的多元化背景,例如学术能力,个人兴趣,社会实践,志愿活动等,帮他们丰富这方面的内容,是我的核心工作。
大多数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对未来的专业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只能根据孩子的喜好,去给他们定制一些活动,比如学生自己家里做xx生意的,就让他策划“xx企业参访活动” ,有学生家开工厂,我们就跟家长商量,能不能开设一条青少年产品的生产线,让学生参与设计和生产。如果有学生爱好艺术,那我们可能就要帮她策划个人展览。
我们机构里,来做低龄留学规划的家长,基本都是经商的。你能感受到,他们特别希望孩子能够弥补自己学历的空白,所以相比于学什么专业,他们更看重学校的名气。毕竟这些家庭的孩子,可能无论学什么,最终都会回国经营家族企业。
当然,也有很高学历的家长,为孩子就规划得更详细了。但不管是哪一类家长,他们都常常表达一个共同的诉求——希望孩子变得积极向上、“爱学习”。家长们总是担忧孩子太宅了,抗拒外出,作息也一团糟,熬夜玩游戏,学习需要反复催促。自己沟通无效,他们就希望第三方,能影响孩子的学习态度和习惯。
《我的高中时代》剧照
在我们机构报名的家长,很少有对自己的孩子满意的,基本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才会想着报中介去解决问题。
跟我沟通时,学生们会刻意回避父母谈到的这些情况,比如声称自己的睡眠时间足够,也没有经常玩游戏。一方面,孩子可能担心,如果说实话,我会说教,再反馈给父母。另一方面,这些行为在他们的同龄人中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就拿玩游戏来说,这一代孩子从小就接触电子产品,游戏也是他们的社交方式之一。他们经常跟朋友连线组队打游戏,如果父母严格限制游戏时间,他们会感到与同龄人格格不入,觉得“没有面子”。
我有一个上高中的学生,她的家长就经常私信我,能不能劝女儿早睡,少打游戏。她之前跟孩子发生过激烈矛盾,又学过一些教育课程,课程里说不要打压孩子,她就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提要求了,希望我能以 “老师”的身份劝劝孩子。但现在的孩子,什么都懂,讲大道理是没用的。我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约她吃饭,找她聊天,再顺势提一提作息和游戏的事情,她才没有抗拒。
但实际上,如果家长的态度不先转变,我们很难改变孩子。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学生,他当时上初中,家长他计划让他上一所淘汰制高中。但当时孩子的个人状态不太好,我们就建议换一所风宽松一点的高中。但家长坚信,“管一管就能行”,还是去了原来的高中。
《极速悖论》剧照
后来,这个孩子只读了一学期就休学了,情绪状态也发展到需要药物干预的程度。我们还要继续帮他规划,中间的种种沟通就不赘述了,后来孩子状态稍微好转,可以重新上学了,他妈妈坚持送他回原学校。两三周后,他又休学了。
第二次休学后,我再见到这个学生时,他变得很内向,低着头避免和人对视。我问他问题,他只是点头、摇头,或者干脆像木头人一样,毫无反应。家长很着急,也诊断出情绪问题。
来我们机构的这些家长,都很舍得给孩子花钱,但就是说一句鼓励的话,让孩子自己决定一些生活上的小事,他们却往往很难做到。家长总是希望我们改变孩子,但假如涉及到自身要改变,就变得很艰难。
学生刚签约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价值排序,让学生在一堆关键词中,挑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几个价值。比如,有一位学生选择了“人际关系”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她说她最在意亲密的朋友,那就意味着,她非常在意别人对她的看法,朋友对她很重要。
这个学生的家长在经济上非常舍得投入。无论是比赛、培训还是辅导课,只要孩子想参加,她都会爽快付钱。她并不看好出国留学,觉得有这个费用,还不如给孩子买套房子。但孩子自己想去,她也不反对,但她也不真正支持,比如女儿申什么学校,去哪里,她觉得都可以,“随她去吧”那种态度。
可能是长期缺乏来自父母的认可,这个学生把朋友的看法和评价看得非常重要。她太希望“被看见”了。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出国留学并不能现实所谓的阶级跃升,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它更像是一个开拓眼界的机会,让我去理解了不同的文化,变得更加包容。
在我接触的家长中,他们对留学的期待也相对现实。大多数人也并不指望孩子通过留学取得多么大的成就,而是把它作为一条相对轻松的路径——相比高考的激烈竞争,留学能让孩子进入一所更好的学校。
虽然是做留学规划的,但我自己其实很警惕“规划”这两个字。用统一的标准去规划学生,即使是所谓的“国际化培养方式”,最终也很容易变形,变成另一种刻板的标准化模式。比如,国外学校重视领导力,我们就建议学生去参加团队协作的比赛;需要公益经历,就策划公益活动;强调全球视野,就安排他们参加国际论坛。
这些目标本身是好的,比如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全球视野、领导力等等,每个学生都应该朝着这些方向努力。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合培养领导力,也不是所有人都真正热衷于公益或国际交流。但在目前的环境下,很多学生还是不得不去积累这些“必要经历”,几年下来,可能最终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文中于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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