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2年的王澍之后，2025年3月4日刘家琨成为了第二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第54位获奖者。普利兹克奖评审辞中写道：“刘家琨的作品以其深刻的连贯性和稳定的素质，摆脱了各种美学或风格上的束缚，对新世界进行了想象和建构。”
虽然早在1982年就获得建筑学工程学士的学位，并成为转型时期第一批肩负重建国家重任的高校毕业生，但成都人刘家琨并不喜爱成都建筑研究院的工作。带着“当时我主要的长处是好像什么都不怕，另外我还能画画和写作”的勇猛，青年时代的刘家琨由于建筑任务去了西藏那曲和新疆库尔勒，白天画图纸，晚上写小说，并在当地留下了两件他从未见过的早期作品。
1980年代末，刘家琨曾被四川文学院借调从事文学创作，并发表了《高地》《灰色猫和有槐树的庭院》《明月构想》等作品。因刘家琨的早年经历，很多人对他的文学想象和建筑实现之间互通有无充满浪漫期待，但他本人希望保持建筑和文学的距离：“写小说和做建筑设计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我并没有刻意将两者结合起来。然而，或许是由于我的双重背景， 它们在我的作品中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我在设计中对于叙事性和诗意的追求。”
1993年，刘家琨在观看上海同窗的展览中受到启发“半路回家”，重新认同了自己是一个建筑人的身份。在1996年《明月构想》完成之后，他曾说：“在成立工作室之前，我把我特别想写的东西写了，然后就安心地做建筑设计。”1999年，他成立了家琨建筑师事务所。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就体现了他在个人作为建筑师野心上的退让，真实地尊重建筑所处环境和使用者本身的需求。
比如，在2002年建成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中要做建筑周边景观时，刘家琨认为：“本来那儿就有树，不要砍它，绕一绕、躲一躲那些已经有的树。那些竹林本来就有，所以没砍，在现场躲开这个躲开那个，躲一躲自然就会偏一偏。鹿野苑景观设计的思想就是不砍树，挺好的地方，就不砍树。”
这使得最终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藏身于一片原有的自然景观中，而非以某种“征服”周遭的状态存在于景观中。在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内部，则通过园林空间的塑造表达诗意和抒情，用丰富巧妙的动线和采光去体现石刻雕塑的禅意，体现了建筑师对文化、自然和历史的敬畏。
2008年汶川地震，刘家琨参与过多次救援，他表示“这是作为一个人的直接反应”。作为一个建筑师， 从灾后重建开始，刘家琨则展示了他的不同之处：真实地看到建筑使用的人，而非去塑造自己的“建筑风格”。
“再生砖”项目，展现出他对材料和技术的思考，不以风格为导向的设计方法。再生砖是他从2008年汶川地震的废墟中回收利用，并用当地麦秆纤维和水泥进行强化，生产出物理强度和经济效益均高于原生材料的砖块。这种“再生砖”被广泛用于诺华大楼、水井坊博物馆和西村大院等项目(后者是他体量最大的作品)。
胡慧姗纪念馆是为在地震中遇难的一个普通15岁女孩所设计。在思考许多之后，他最终设计了一个水泥墙、帐篷形的房子，内部则涂成了粉色，摆满了女孩生前的物品。在这个空间中，刘家琨选择让建筑师的身份退让出来，而只是为一个普通女孩做一个纪念她的房子。
在一次讲座中，他说道：“在这个项目上我想剔除掉所有技巧，包括我自身的存在也尽量剔除掉，才能朴素到底。”
恰是这种时刻对“把自我的实现置于使用者需求之上”的高度警醒，使得“没有风格”的刘家琨几乎每做一个建筑，都成为了周围居民最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去使用的地方——这与大多数网红建筑仅仅是靠“新奇”或“高级”的外观吸引人去打卡不同。
比如，位于成都的一个新建城市综合体西村大院就受到了本地居民的欢迎。通过架高到屋顶的人行道和中庭的体育活动空间和跑道，使其成为了周边居民日常可使用的公共空间；暴露建筑上的钢筋、水管和电线，却成为了建筑本身的美学。这种方式使得西村在后来成为了他的“低技策略”的代表作之一，其核心就是使用设计的策略将本土真实的（通常是低技术的、粗糙的）建造技术变成一种优势——即使这种技术并不能完成在欧洲常见的现代建筑那样的高质量。
最重要的是，由于功能的多样性，以及给了商户们表达的自由，使得西村大院整个环境充满烟火气、热闹非凡。这也与中国当下的许多建筑区别开来，它们通过象形的方法去塑造建筑，如果是火锅，通常会从形状切入去设计，但其内部空间往往呈现出对使用者的拒绝。喜爱火锅的四川人刘家琨，却在西村大院的设计上，仍然使用现代建筑的材料和方法，使其最终呈现的是火锅所带来的感受以及四川本地市井生活的具身体验，而非去追求一个外形。这背后反映出建筑师本身对于文化的深刻理解，在设计中对于策略高度成熟的使用。
从业40年，刘家琨事务所在中国各地建造了30多个项目。涵盖了学术和文化机构、公共和商业空间。在中国建筑产业最多机遇的时候，他仍然选择将工作室的员工和项目限制在小体量中，因为“工作室要是变太大我就干不成设计了” 。
在与《第一财经》杂志记者谈到他的建筑理念时，刘家琨认为，“你可以说我是退让的，但退让不等于是退避的，也不是消失的” 。他也在所有的设计过程中去践行，并完成了这一点。
Yi=《第一财经》YiMagazine
L=刘家琨
Yi：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通过一个地方盘子的大小去感知这个区域的尺度，像新疆大盘鸡就特别大，新疆也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地方，苏杭地区是小碗小盏，你还用火锅来形容过西村大院，以这个逻辑，怎么去理解成都的尺度？
L：我举盘子大小这些，其实是关于风土人情的一个细节。因为不光是盘子，盘子里吃的东西也是地方特质，比如烹调方式和食材，这些都可以表达一个地方的特质和风土人情。如果要说成都，我觉得火锅算是一种象征性的食物：大家围坐在一起，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烫，基调又非常清楚，材料又很复杂，关键什么都能放进去，就是包容。混杂和包容，我是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地方性的象征性食物。
Yi：对，你有一个谦虚的说法，认为西村大院只是提供一个框架，像一个书架或者是一个火锅的锅底一样，主要的烟火气和内容是靠入驻的这些商户来填充的。
L：我也不觉得谦虚和谦卑，是一个反复思考以后的策略。西村大院里面有几百个商户，如果我每一个地方都来规定，即使有三头六臂，做出来的东西只有一种基因。所以反复思考以后，我主要是建立一个大的秩序。所以书架并不谦卑，它是一种大的策略，甚至算是一个阴谋。
当所有的商户入驻以后，他们本来就有自我表达的权利，然后在设定的秩序之下，他们组合在一起，就会具有真实的丰富性，而不是一个建筑师绞尽脑汁做的花样；它又统一在秩序之中，甚至能成为这些日常生活的纪念性。它还提升了一步，如果散的东西没有纪念性，它被组合在某种秩序之中，就变成了具有纪念性的，而这是日常生活、自由表达的纪念性。
Yi：你说的这种秩序，它的范围如何把控？如果自由度不够，这种真实的风物性和其他的能动性进来就会受到阻挠；但如果范围太阔，想要的秩序又不会存在或者会受到干扰。
L：其实也挺难的，看起来好像你最终定了一个样子，但掌握它的分寸，像你刚才说的，是困难的。它要足够强悍，不然秩序就垮掉了，但又不能太具侵略性，不然丰富性就被压制了。
因为它有这么大个院子，“大”实际上是笼罩性的，是每个个体都能感受的，都是直线、直角，然后框定了几条边，但这个边又不是封闭的边。它的封闭性足以形成违和感，不能把它锢死，如果锢死的话过于强悍，就会压制掉开放性，压制掉通透性。但因为这个状态是共享的，所以还需要管理方的村规民约，对吧？如果大家都只管自己，都要跳出来，其实秩序也会被破坏，但你也要留有余地，让大家有自我彰显的余地。所以这还是一个预判，但这个预判是否精确，还得需要时间的检验，现在看还好。
Yi：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你介绍了西村项目从极大尺度到最小尺度的划分，你如何决定这三种院落的尺寸，具体空间具体空间的大小上有什么依据？
L：大院反而很好决定，因为沿街修建。道路在哪儿，红线在哪儿，你就只能修到哪儿，所以它是一个外部（限定），有一个内心的意愿，就是要得到一个最大的院子。
另外一个最小（院子）其实就是人的尺度，我觉得也比较好办。有个夹壁墙，里面有卫生间，这些都是比较明确的尺度，然后夹壁墙出来以后，是一个合适的小院，就坐几个、十来个人也还是比较惯常的尺度。
中院就要推敲一下了，它在极大和极小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多度的。中院靠跑道划分，但我们划分的时候，会设定它可能的用途和氛围。比如中心是个运动场，沿边的有些可以算是一条街，像集市有一条竹林的街，也有纯竹林的院子。大小合适的尺度通过外围的大和里边的小，就会有个平衡。建筑是要不断地推敲，推敲的过程中有一些依据，有些依据是功能的，有些依据是人的尺度感受的。
Yi： 西村大院新建了一条跑道，在此之前，这里有过一个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为什么在设计的时候仍然延续了体育用地的核心，它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共空间？
L：因为西村的用地是周围2800亩居住用地的公共配套用地。作为一个公共配套用地，当然除了植物散步区，还有休闲体育这么一个功能，是大家乐于使用、对周边居民都很有好处的一个功能设置。之前的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主要是这两个项目都有点士绅化（中产阶级化），它只能服务于很少的人。网球2个人，双打4个人，高尔夫球也就几个人一个练习场，没几个人打，它的普及性是不够的。在我们的设定里，篮球场、小足球场的设计，一下就让可参与的人多了。所以它的服务（阶层）就降下来了，变成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的一个市民性的体育项目。跑道更不用说了，跑道反正就是开放的，谁都可以去。现在开放我看也没有那么多人了，都是比较正常的，有些在那儿散步，也有些在那儿跑步。刚建完开放时，西村大院创始业主杜坚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全跑道上他们估计了下有9000人，乌泱乌泱的，有点吓人。
Yi： 你如何看待建筑的创作者、投资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权利关系?
L：投资者和使用者有时候分为两方，有时候就是一方，不管怎样，建筑师都是被雇佣的一方。一个建筑师的创意如果被否决，后果是挫败感或时间精力的浪费，而投资失败则可能搭上身家。以西村大院为例，我作为建筑师纵有千般创意，如果没有杜坚的理解、信任、支持甚至冒险，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仅如此，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我作为建筑师拿出创意去等待批准，那些创意很多也是在我们相互的交流碰撞中激发的。一个好的建筑，是双方倾力合作的结果。
Yi：与早期的工业园项目东郊记忆相比，历时多年后重新做了杭钢公园的项目，有没有一些新的感悟？
L：情况不一样。东郊记忆是一个密集型的厂区，工厂的道路是横平竖直的、效率很高的状态，已经非常成熟。房子比较多，密度高，地就不那么大，但正是因为房子比较多，所以需要新建的要求也比较少。主要是梳理保留、打通，有一些节奏变化，有一些修修补补。
杭钢钢铁厂在郊外，有山，又有很大的空地，比较散。而且因为有那么大的地，在保留遗存的状况下，它有挺多的新建要求。如果新建的多了，就势必和原先的遗存之间有怎么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当然，我的感悟是，不管新建多新建少，你做这个事情，目标是什么更重要。你如果认同工业遗存是珍贵的，逻辑上就是保留越多越好。核心还是这就是遗存为主的一个地方，建筑师得看清这一点，坚持这一点，不要还非要自我彰显地去做一个什么形象，那就是对主要资源的破坏。
东郊记忆本来就是多，它是压倒性的，而在杭钢很空旷，新建又多，两个项目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在杭钢，我们是尽量降低自己新建部分的姿态，把新建部分变成一个展台去衬托遗存。
Yi：从手法上来说，杭钢跟松阳三庙的手法接近：不动它现在有的东西，但通过“连廊”的方式，让它有一些串联，这算是你近几年的一个偏好吗？
L：也不是近几年。松阳项目是因为周围各个年代的建筑，才构成了那片区域最丰富最有意义的景观。这个项目采用了一个单层连廊的方式，把它们都串起来，这个方式是可行的。那么，把既有的遗存当作展品，把新建的东西当作展台，放低自己，让它们新旧共生，我觉得这样一个策略在松阳做过一次之后是很有潜力的。接下来遇到杭钢这个项目，我当然用了这样一个核心的理念，虽然尺度、空间的开阔性都完全不一样，但理念是相通的。
Yi：成都的几个项目，比如西村大院和水井街酒坊博物馆都用到了再生砖。很多建筑事务所会把材料开发变成一个独立的项目，但你好像没有给它特别大的声量，反而是隐藏在一些建筑项目之中，甚至刻意在某些项目中（胡慧姗纪念馆）不去用它。这是一个特意取舍的结果吗？
L：再生砖样品做成的时候，也有人鼓动我办厂，我是四川人啊，我要拿这些东西办个厂还赚些钱，有点说不过去，我也不敢。所以我们后来和一个厂合作，提供技术研发，他们来生产。他们作为生产方，我在这个事情上总不能贪心吧？所以我想清楚了，一分钱都不要沾，去做研发也是我们自愿，然后他们办起来这个厂，我作为一个做研发的，仍然是作为客户（去采购）。别人委托我做的房子，我也会给甲方推荐这个材料，甲方觉得好的话，它还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客户到厂里边去买材料。
我做了这几个项目，当然它就在项目上彰显出来了。因为再生砖也不是只做在建筑上的，包括做铺地、底层沥水，还有做内隔墙抹了灰根本看不见，等等。只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材料，又在业主也同意的情况下，拿这个材料在做建筑，我加入了更多的表现，所以它就在项目上比较彰显。另外一点是，这样一个材料的推出，它应该是在市场上的一个自然状态，不是要去“敲锣打鼓”，它就是一个再生的生态环保材料，而不是要过于营销。
环保再生的材料都面临成本问题，现在当然还可以做再生砖，但我也不希望有那样的废墟，现在中国的拆迁不像以前了，没有那么多。这个材料应该是自然的、作为一个生产的原料，如果你特意去找，这种状态就和当时的语境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没了便宜的原材料不生产它就是很自然的，等到有了原材料再生产它也是顺理成章的。
Yi：在当下建筑教育过程中，建筑师更多学到的是个人的实现，但在你的建筑中，我们能看到自我是退让的，也会考虑到它真正是为谁服务，在这两者之间，你怎么去平衡？
L：有，那是策略不一样。有两种建筑师，其实你们已经可以脑补了，有很多是自己的风格满世界都可以放，而我是根据“因地制宜”这样一个方法，其实就要看“地”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它就会有不同的资源。
你可以说我是退让的，但退让不等于是退避的，也不是消失的。一个建筑师，活儿交到你手里，你自己想回避掉，把自己剔除掉是办不到的，它怎么样也会有你的痕迹。我觉得风格化是一把双刃剑，别人可以马上识别到你，也可能绑定你，让你到处都是这样的，势必会因为风格而出现某种封闭，可能失去特定地方的一些特质，所以这还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方法或者叫战术。
Yi：建筑学很喜欢以“人的尺度”来做一个解说，你如何去训练这种对人真正的尺度的感知，怎么让人们进入这个建筑的时候是舒服的。
L：尺度很难讲很难教，都是要自己来感受，久了以后会形成一个记忆，有点像肌肉记忆，变成你觉得什么样尺度合适的。因为所有的尺度其实都在和人发生关系，要不然它没有一个基准。这个尺度你从人体工学上可以得到，从你平常做房子的基本常识性状态中也能得到。在西村这个项目上是需要特别处理，因为西村是个巨构（大体量的建筑）。如果你不特别在意地去处理这个事情，巨构肯定就会带来非人性的一面。
Yi：你既是建筑师，又当过一段时间的作家，关于现在这种建筑行业语言的看法，包括一些行业用词的表达，你怎么看？你曾经吐槽过“整体打造”这种词儿？
L：挑字眼儿嘛，有啊。我比较不喜欢，我就直接说了。媒体最喜欢问你“最什么”，其实有些时候不需要“最”，因为各有各的好，你很难去“最”。我最不礼貌的一次，因为被连问了好多“最”，我就说一定非要说一个吗？又不是要选一个人来结婚。对吧？但我也有点理解，好像是有一个“最”就很明确，但是你给出的这个“最”其实是很不准确的，你跟自己内心很不准确，对好多个（角度）的评判也不准确，所以我希望我们这篇里边不要“最”。
“整体打造”这样的词儿因为是营销用语，有时候统一的营销语言造成了统一的营销思路，它不是一个正常描述，有点像房地产带起来的营销用语，无所不用其极的那种。语言的改造有时候会改造你整个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些套语。
Yi：你之前讲过会控制自己工作室的规模和最终项目的产出数量。得奖后可能会有更多的项目找上你，还会继续控制产量吗？
L：我会控制这个量。我们现在就20多个人，我觉得是合适的。如果人太少，有些活儿就干不了；如果人太多的话，我就变成了一个管理者，而不是创作者。工作室会变成大规模设计公司里人和人互相都不认识的状态，我的身份和公司的性质就变了。我喜欢设计，这是我想干的事，工作室要是变太大，我就干不成设计了。所以我还是会控制，而且不一定得了奖你就有很多活儿了，不必然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