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日本经济连续保持了15年的高速增长，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彼时，“消费即美德”的美式生活方式在日本十分流行，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后，还会追求一些更高层次的消费，比如购买家庭必备三件套——“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以及面包机、收音机等家电耐用消费品。
日本“一亿总中流”的国民意识，就是出现在1960年代。在当时“终身雇佣制”的大背景下，九成左右的日本国民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整个社会仿佛形成了一个全民中产的状态。
1980年，日本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349，处于二战后的低点之一，那个时期的日本，社会贫富差距很小，民众的幸福指数很高。
但等到1990年代，经济发展的浪潮褪去后，日本社会就陷入了漫长的停滞与收缩。政府公共支出削减，企业为了自保抛弃终身雇佣，大学扩招导致学历贬值，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收入出现结构性的塌陷，社会贫富差距愈拉愈大。
就是在这“失去的三十年”，日本历史的宏大叙事全然瓦解，传统的阶级上升通道彻底关闭，社会催生出了与“昭和男儿”价值观与人生观截然不同的“平成青年”。
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和无情》这本书中，称他们是被剥夺未来想象的“希望难民”，甚至在社会制度僵化和代际自私下成为了日本社会的弱势群体。
老人优先的船上，年轻人被要求默默划桨。
平成青年也是日本最早承认“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的一代。
无论是三浦展的《下流社会》《第四消费时代》，还是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等社会学著作，亦或是NHK拍摄的《穷忙族》《无缘社会》等纪录片，都表明了日本年轻一代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甚至拮据。
但令社会观察学者们惊讶的是，贫困的日本年轻人并没有为此愤怒。
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出人意料地高达78.4%，其中九成高中生自认为“幸福”。这种对生活的满足感甚至延伸到了政治选择上——在2019年的选举中，20~29岁的年轻选民多数倾向于支持执政党。
对此，《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站的站长也不禁发问：“日本年轻人所处的环境如此不幸，他们为什么并不反抗？换句话说，他们是怎样克服贫穷的？”
实际上，这种集体性的妥协，也折射出了平成时代年轻人特有的生存策略。
“努力必有回报”的信仰破产
1996年，东京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首次跌破90%，这个转折点恰逢“76世代”步入社会。这群吃着便利店关东煮、听着X-JAPAN摇滚乐长大，甚至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折腾开面包店的一群人，对重复父辈们的人生轨迹毫无兴致，只想满足自己的内心所求。
因为即便是像父辈曾经那样，用功读书、名校毕业、进入名企、加班到深夜，也无法复刻父辈的稳定上升通道，难以企及他们在1970年代购置的3LDK住宅。
有学者提出，从1990年代起，日本青年就开始走向“自足化”。
所谓自足化，是一个描述个体或群体心态的社会学概念，主要是指一种“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生活态度。这种心态强调的是满足个人感受和当下的生活品质为核心，追求即时的幸福感，而不是将重心放在通过当下的努力，换取未来的回报上。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工具化”心态，强调通过当下的努力来换取未来的回报。
平成时代经济泡沫破灭后，年轻人并不相信“明天会更好”，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很低。加上阶层固化，“努力必有回报”的信仰破产，导致他们更倾向于在可控范围内实现“低成本幸福”，而不是追求虚幻的“物质成功”。
获得2016年芥川奖的小说《便利店人间》，女主角古仓惠子的生活就是低欲望与极简主义的真实写照。她没房没车，没谈过恋爱，始终抱着不婚不育、不换工作的心态，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在便利店打工，一干就是18年。18年来的生活日复一日，平淡且单调，但她却觉得这样简单地过好每一天就挺好。这也正是如今大多数日本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生活水准“绝对值”较高
尽管 1991 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但整个 90 年代的日本，都长期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仅次于美国，直到 2010 年才被中国反超。
所以，整个日本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完善，国民受教育程度也高，犯罪率低，生活水准的“绝对值”很高。
“76世代”的父母又普遍是“团块世代”，因此他们大多出身于3LDK家庭，小的时候正值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期，生活条件很是优渥。
倘若结婚前跟父母住在一起，生活成本支出极低，无外乎就是吃饭多双筷子，娱乐的话一部手机就足矣。
而日本的物价因为20多年的通缩，一直保持着比较低的水平。加上日本的富人尽量低调，穷人又尽量体面，所以社会的贫富差距至少在表面看不太出来，大家都挺云淡风轻。
2022年，日本 NHK 电视台与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做了一项调查，虽然56%的受访者表示“过着中产以下的生活”，“一亿总中流”的现象在瓦解，但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还是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并不是穷人。
更具系统性的文化支撑
与韩国的“N抛世代”处境不同的是，日本“悟世代”的小确幸更具系统性的文化支撑。
日本有5.5万家便利店，平均每2300人就拥有一家，24小时提供基础生活服务。从加热便当、复印文件到缴纳水电费、收发快递，甚至临时洗手间和ATM取现，能做到面面俱到，基本上可以消解一个人面对生活突发情况的需求焦虑。
还有各种季节限定性的商品，来满足一些“微小的仪式感”。而疫情期间便利店坚持营业，一度被日本民众视为是“社会正常运转的象征”。
其次，日本的自动贩卖机网络全世界密度最高，从热汤、雨伞到内衣、书籍，覆盖98%的生活应急场景。北海道甚至出现“无人贩卖所”，这些都是建立在社会高信任度基础上的极致便利，减少人际沟通的成本。
还有一些空间设计上的友好，比如胶囊旅馆设置的单人用餐隔板，一兰拉面发明的“味集中座位”，共享办公室推出的“沉默工作间”……
也就是说，日本年轻人独自生活的成本很低，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个体化的生活，这也倒逼了市场服务不断去创新，社会系统进一步完善。所以，这种原子化的生活方式也很体面。
“逃避可耻但有用”的生存智慧
从昭和时代的全民中产到平成青年的低欲望生存，日本社会用半个世纪走过了从繁荣到停滞的路。老一辈批判“平成废物”“缺乏野心”，但这更像是一代人“逃避可耻但有用”的生存智慧。
正如这届年轻人最早在日本贴吧“2ch”里将自己定位成“悟世代”：
我们不是没有欲望不愿努力，我们只是悟到了不去盲目追求不需要的东西，不去做无谓的努力而已。
当经济腾飞的浪潮退去，努力未必能换来更好的生活，索性放下对物质的执着，寻找自己的活法。
从茶道的一期一会，到便利店饭团的精致包装，是将“瞬间价值”作为新的精神的锚点。用打折的优衣库对付物质焦虑，用公寓独居抵抗阶层压力，看似退缩的选择背后，实则是普通人能找到的最好出路。
就像被暴雨打湿翅膀的鸟儿不再执着高飞，转而去寻找避雨的屋檐——当向上的梯子被抽走时，学会在平地上站稳脚跟，何尝不是一种生存哲学。
更何况，他们没有愤怒，选择了集体性妥协，对于社会而言，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