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唐克扬 2025-02-21 16:01 北京
我们不必为了追求完美而焦虑。
唐克扬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
2025年1月8日，由腾讯研究院和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主办的“2025 腾讯科技向善创新节 T-WEEK”正式播出。本次创新节以“拟合”为主题，包含近二十场主题演讲与圆桌论坛。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唐克扬进行《中轴线：隐藏在历史、文化与建筑的密码》的主题演讲，以下为唐克扬先生演讲全文：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的唐克扬。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中轴线这一话题。现在中轴线的话题愈来愈频繁地为城市里的人们所讨论。今年夏天，北京凭借中轴线成功申遗，获得了人类文化遗产的最高荣誉，这一事件使得城市实践者、规划学家、历史研究者以及城市史的爱好者们重新将目光投向了中轴线。
我们所想到的大部分城市的规划形式，确实与中轴线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如果你去到世界上大多数城市，你会发现拥有中轴线的城市还是占多数。中轴线，这个现代人创造的词汇，主要指的是城市的中央轴线，或者说是一条使得两侧城市形式基本对称的轴线。我观察到，许多中国城市，特别是那些原本没有火车站而后来新建了火车站的城市，都遵循着一种相似的规划逻辑。当你下了火车，走出火车站，通常会选择向左或向右进入城市，这样一来，中间的道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条与火车站建筑完美对齐的大道。这样的城市，尤其是新城市，往往都拥有一条壮观的中轴线大道，它成为了城市的名片和形象。而这种规划方式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古都的规划，比如我们的北京，就拥有一条在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壮丽中轴线。
我们前面提到，为了规划现代城市，特别是为了给城市中广泛存在的中轴线现象寻找依据，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在自然与人工世界中，对称的形式与不对称的形式，究竟哪一种更为普遍？通常，人们倾向于认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工创造的形式，对称都更为常见，因为它往往是最简单、最符合思维效益和经济原则的做法。从甲壳虫、贝壳上的花纹，到人类的某种组织形式，似乎都自然地趋向于对称。例如，当我们提到某个社会举办仪式时，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安排两类人分别站在两侧，中间设置一个主席台，这似乎都证明了宇宙中某种规律是倾向于支持对称性的。
1956年，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尽管我并非物理学的内行，但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他们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论证了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内存在不守恒的现象，并因此荣获了次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他们深奥的理论，但在一些通俗的物理学讲座中，比如另一位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费曼就讨论了对称性，并引证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理论。费曼阐释说，自然界中即便是名义上的对称，也往往存在着些微的不完美。也就是说，即使是看似严谨对称的东西，也难免有一部分是不对称的，即便是星球轨道所体现出的对称，也只是接近完美而已。费曼可能编了一个故事来阐释这一观点，关于此事的具体来源我并未查到，他提到了一座日本的门（Gate），这扇门可能指的是类似木构鸟居的门，并说这扇门的木构形式受到了中国木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是否准确，我们先按下不论。他强调这扇门制作得极为精巧，但遗憾的是，其中有一个木构件被颠倒放置了。费曼开玩笑地说，这可能是故意的，因为如果太完美，上帝都会感到嫉妒。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自然界中大部分看似对称的形式，其实都存在着些微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在他看来似乎是注定的。
费曼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思想家，我在大学时读过他的一些书。他经常从日常生活中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出发，揭示出深刻的问题。在他的一本书中，他谈到了对称的问题，不仅指出了对称的不完美，还提出了对称的指定性这一概念。费曼通过照镜子这一日常现象，引出了为什么镜像只是左右对称，而不是上下对称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让人稍加思考就会觉得有趣且合理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的大头像，除了左右颠倒之外，上下并没有颠倒。
这个问题与我们谈论的城市的中轴线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观察到，城市中大部分对称的建筑和布局都是左右对称的，如街道、建筑布局以及气派的大门等。左右对称相对于中心对称。左右对称具有数学上的轴线。如果把这条轴线两边的部分对折过来，它们是完全重合的，称之为轴对称。与此相对的是中心对称，它可能表现为旋转的对称。例如，在足球上，如果按照某个看不见的轴旋转一定的角度，如30度、120度或180度，它的某些部分会重合，这是另一种对称形式。
那么我们的城市为什么通常不是这种旋转对称的呢？城市一般是方形的或放射状的，中间有一条轴线，但偏偏没有设计成圆球状的城市。在某些城市中，确实存在一种星状的城市布局，例如巴黎。尽管巴黎在某些方面呈现出这种布局的特点，但大部分时候，它的城市建筑仍然主要沿道路两侧布置，城市的方向性依然很强，在城市的特定方位，会有特定的建筑，因此巴黎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圆圈状城市，而是左右对称城市的一种变体。
有些建筑师或规划思想家提出了构建绝对以圆心为组织形式的、中心对称的城市的想法。这种城市形式与巴黎的区别在于，它没有明显的方向性。无论从哪个方向，都可以趋近于城市的核心。通常，城市最重要的建筑也位于这个核心中。
在中国，有被称为八卦村的地方，其布局就类似于这种中心对称的城市形式。在国外，上个世纪初也有人提出了“花园城市”的理想概念。从几何意义上来说，人们从未放弃过对圆形这种完美形式的追求。与正方形的左右对称城市相比，圆形城市不太介意明显的东南西北方向问题，因此通常被认为更符合自然规律，也更具经济性和效率。
亚瑟王的圆桌会议并非现代意义上强调权威的董事会，而是一种强调与骑士间的平等关系的聚会形式。尽管圆桌本身可能象征着公平，但在现实环境中，由于建筑、语境和方向感等因素的影响，圆桌聚会往往会演变成地位不平等的几何空间秩序。这种所谓的圆形完美性往往会被现实中的各种方向性和人们对特定方位感的强调所打破。同样地，历史上存在的“花园城市”也或多或少地被现实中的某种偏倚打破了，小众的中心对称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完美的中心对称。
回溯到远古时代的城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对称和不对称的问题，以及中轴对称和向心对称的差别。虽然有些古老的城市，如巴格达，可能具有圆形特征，但很少有城市去模仿它的形式。上古时期的城市形式与现今的方方正正、画格子式的模式有所不同。部落首领开会的地点和部落聚落的布局虽然相对公平，没有强烈的等级感，但仍然会考虑安全问题，如方位的介意，比如从前面来的人是办事的，后面来的人可能是刺客。这种通俗的方式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对方位感的重视。越往前的城市形式越少有绝对的东南西北方位划分，但多少还是突出了某种方位感，特别是中国人很关注的东南西北问题。在购房或城市规划时，人们仍然会考虑如何面南背北，背后有山，前面有河流流过，这被称为风水，是基于方位感的空间认知。由于这种认知中存在优先和次要的方位，以及光照、起居形式的优劣，因此不可能完全忽略更有组织的、更简单的城市形式。这样一来，中轴线的必要性就出现了。
例如，在汉代的长安城，有粗放的东南西北划分，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北朝时期的北魏洛阳，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清楚的中轴问题。汉代长安城因其城墙轮廓参差不齐，类似天上的北斗星宿，因此被称为北斗城。而北魏洛阳的内城则基本呈长方形，局部稍有突出，比例约为9:6，被称为96城。洛阳城的主要特点是，在南边正中偏中的位置设有一座主要用于礼仪的城门——昌和门，类似于北京城最南边的城门永定门。洛阳城已初步展现出近代城市中常见的对称性，但这种对称性是基于对称与不对称之间的妥协和博弈而产生的。它大体上是对称的，有一条轴线，但并不完全对等。洛阳昌和门的左右两侧东西长度明显不同，它讲究的是“对半劈”意念上的对等，而非数学意义上的绝对对等。这种对等更多体现在意义和理念上，是一种仪式上的对等。当人们进入洛阳城的南门时，会走过一条极具礼仪感的大路，两旁可能有仪仗或具有仪式感的装饰，如铜头街两旁的金属或石雕神兽、石人石马等，营造出强烈的礼仪氛围。
然而，从城市演变的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东南西北的方向并非绝对。现代人若画一个简单的城市示意图，往往会将其视为一个四四方方的格子，每个方向都被轴线中分得十分精准。但实际上，越往古代追溯，城市中的形式偏差就越大。最初，我们可能认为这是由于古代技术不够发达所致，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例如，我曾去过的陕北统万城，其城市的中轴线虽然存在，但却偏离了绝对正南正北的方向，这就是一个有趣的“误差”。
如今在北京购买四合院时，人们常说正北方的房子面南背北。然而，在古代城市中，如统万城，其房屋方向未必是正南正北，而是稍微偏向东北西南。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统万城，很多城市都有类似情况。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每个人的分析都有所不同。但显然，这与地球本身的特性有关。古代人意识不到地球的存在，只知大地平坦、有东南西北之分，太阳东升西落。然而，在真实的地球上，由于地球轴心倾斜，太阳轨迹会发生变化。在北半球，夏季太阳偏东北升起，冬季则偏东南升起。因此，正东方并不存在，也很难仅凭直觉判断。
我们看到的世界地图和城市平面图都是近似表达，范围越大，越偏离真实。大范围的世界地图是一个不准确的投影，是一个拟合的投影，看上去像折纸被压扁一样，边缘不规则，不是一个规矩的四边形。古代人可能用四四方方的小范围正方形代替了真实的天文地理数据，所以我们常认为有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就连最接近这一理想模型的北京城，其南北轴也稍微偏了几度，这在地图上清晰可见。因此，或许在现代人心目中，东西南北已成为绝对概念，但在古代，这种概念可能并不存在。如今，由于现代技术的帮助，我们可以做到绝对的东西南北划分，这四个坐标系已深深烙印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在北方地区，人们出门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最近且笔直的路，尽量减少偏斜误差。然而，古代人的方位感与现代人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有大概率的东西南北区分，但这种方位感是相对的。例如，北半球的中国人以及可能包括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内最初主要认识的是东方方向，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之后，再根据东西方向来决定南北方向。秦始皇兵马俑陵园的空间导向是面东背西的，这显示了古代人对东方方向的重视。然而，这与后世建筑的大面秩序存在矛盾。例如，皇帝在紫禁城接待宾客时面南背北，但晚上睡觉时他必须选择一个朝向。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皇帝真的在中轴线上的礼仪性空间里睡觉，他的身体的面向就会与礼仪位置产生矛盾。因为古代的榻既有睡觉的功能，也有生活起居、接待宾客的功能，所以这种矛盾是人与生俱来的，即存在礼仪的方位感和作为生物个体的方位感间的矛盾。
这个话题为什么和中轴线相关呢？中轴线代表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属性和礼仪假设，它要求主体在空间内自处时必须严格遵守。这种要求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如同我现在接受采访时，如果位置坐偏了，我会感到不舒服。许多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由于长期受到教育的影响，可能会形成一种强迫症。比如我小时候，家人就教育我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写字时必须坐正。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在写字桌前稍微往左或往右坐一点，都会产生强迫症般的焦虑。家人有时甚至会因此责备我，导致我在自我要求下更加焦虑。如果坐姿或手的位置不对，我甚至会觉得写字都不顺畅了。这种要求有时会导致人的社会属性、文明属性与生物学属性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产生心理上的问题。然而，在城市建设中，这个问题必须被摆到台面上来做个决定：到底是为了礼仪目的建造宫殿、房屋，还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然意义上的舒适感？朝东的房和朝南的房都有阳光，但阳光与礼仪无关，而日照的长短、是否舒适暖和则是另一个话题。此外，还与每天所处的位置、建筑房屋的类型以及工程学问题有关。当这两个问题被扯到一起时，就会特别纠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不太会深入思考建筑设计的细节，但当涉及到国家层面的重大建筑决策时，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例如，一些著名的建筑在特定的日子，如冬至或夏至，会通过精心设计的小窗户让阳光照射到特定的位置，如佛像或宝座上，营造出一种神奇而古老的体验。这种设计对于注重放松和娱乐的普通人来说可能显得过于沉重和不可理解，因为它需要人们在特定的时刻保持紧张和期待。
在建筑设计中，中轴线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具有两种意义。它既可以作为城市的精神轴线，体现城市的秩序和心理秩序，也可以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如上班下班的必经之路。然而，这两种功能有时会产生冲突。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建筑在这方面有所不同，当然这也与我们讨论的建筑类型有关。我们讨论中国古代建筑时主要关注礼仪性建筑，如宗庙、祠堂、宫殿等，这些建筑往往都是正式且保存至今的。而西方建筑则因为其多样性，包括了许多生活建筑，这些建筑可能并不都是特别正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建筑在朝向和开间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中国古代建筑大多采用东西方向的面阔设计，即东西方向的边长较长，南北方向较窄。而西方建筑，如帕特农神庙，则主要面向窄边，窄边有8根柱子，正好形成一个空档，允许人们从建筑正中进入。而长边则有17根柱子，由于奇数个柱子无法形成空档，因此无法进入。
通过对比现存的大部分中国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中轴线的设计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建筑往往强调中轴线的连贯性和可达性，允许人们从建筑的起点一路畅通无阻地走到终点。然而，当建筑为奇数开间时，中轴线的几何中分点可能会落在一根柱子上，这虽然不影响中轴线的连通性，但却限制了其实用性。这种设计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师的巧妙构思和独特技巧。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柱子数量与等级制度紧密相连。特定数量和排列的柱子往往代表着特定的身份和地位。例如，九开间的建筑如太和殿，是高等级官员或皇室成员才能使用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建造这样的建筑将被视为僭越行为，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特点。相比之下，西方建筑在中轴线设计方面则相对宽松。它们可能会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建筑的朝向、柱子数量和布局等，而不会受到严格的等级制度限制。
这一话题非常有趣，它将我们原本对中轴线仅作为形式主义观察的视角，引入到了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领域。若建筑和城市仅供观赏之用，正如我们在古代建筑与城市中所见，有些城市的中心区域是严禁行人通过的，这一情形至今依旧。以北京的太和殿为例，其正中区域如今多设有护栏，人们根本无法靠近，因为那片区域本就并非为行走而设。用于生活的城市与用于观赏、体验及礼仪的城市，在本质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分，这正是中轴线议题中一个引人深思的分岔。如果我们仅从抽象的视角来审视，比如从无人机上俯瞰北京城，与古代人在真实的城市街道中穿梭体验，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北京中轴线的意义在古代更多地体现在那些较为罕见的大型礼仪场所上。如同康熙南巡大典的绘画所展示的，乾隆、康熙时期的南巡画卷中，中轴线的意义尤为显著，因为那里排列着连绵不绝的仪仗队伍。
在这个意义上，中轴线其实并未过多地体现“C位”的概念，因为C位并非为普通人所设，只有皇帝才能踏足。这正是“允执厥中”文化的体现，在故宫中，你或许能看到这样的牌匾，而大多数人或许并不知晓其深意。它大致传达的是一种古代政治哲学的理念，即处理事务时应保持不偏不倚，并非指毫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允许左与右、不同的意见及宗教流派共存，但不应偏向任何一方。这种思想在中轴线的议题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其实并不需要使用中轴线，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用。中轴线并非为了实用而设，它是为了确立一种政治和心理的秩序。对于城市而言，它是脊梁骨般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去触摸或使用它。更多时候，中轴线的意义是通过其两侧的关系动态地展现出来的。比如，一个人时而走在左边的东门，时而走在右边的西门，这种行走方式体现了中古城市政治空间的一种秩序。官员们如果进了左边的门，再从右边的门出来，可能就反映了他们境遇的变化。因此，在古代诗文中，我们常能看到“左迁”的说法，意思是从左边的门出来，它其实是一种官员官职变迁的象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且背后蕴含着许多精彩的故事。
在六朝的陵墓中，有一个现象被巫鸿老师在其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纪念碑性著作中提及。他特别指出，南朝皇帝，尤其是南齐那些已消逝皇族的陵墓墓表上，存在着一种称为“反书”的现象。具体而言，这些陵墓的神道两侧，如同今日的石瓮、石人、石马般，矗立着对称的华表式建筑石柱。然而，这种对称并非仅仅形式上的，它更在于通过一种巧妙的反转，让观者意识到对称的意义。这种反转体现在文字上，即墓表上的文字被刻意地镜像处理。在古代，由于镜子技术尚未如今日般发达，要实现这种反书效果，需要匠人刻意花费一番心思。当他这样书写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在，当你看到文字是反着的，自然会有一种仿佛在照镜子般的感觉。正确的文字在想象中的镜子对面呈现出反向的形态，正如我们在观看视频时，一眼就能看出那些文字颠倒过来的视频并非处于正常语境之中。这种颠倒的文字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对子的体现。在明孝陵以及一些其他陵墓中，我们也能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这些陵墓的中轴线并非依靠一条直线来实现绝对的对称。虽然城市或陵园被一分为二，已经体现出了某种对称，但有时候由于地形的限制、建造成本的考虑，或是出于一种特殊的设计安排，设计者并没有刻意追求两部分的僵硬对称。相反，他们通过一种巧妙的设计，让你在前进的过程中，不禁向左看一眼，再向右看一眼。你会发现，这两边的元素其实是相互呼应但又是反向的。这种对称设计激发了你在城市中、在这个空间中移动的愿望。它就像音乐中的某种节拍，两种乐器互相应和，当你听到左边的锣声和右边的鼓声时，就会不由自主地继续前行。
所以，关于中轴线的理解，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呢？表面上看，它可能只是一个呆板的构图，比如正方形或长方形中间被整齐地切了一刀。但实际上，即便在没有明确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漫山遍野的陵园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来源于道路两边元素的反向对应——字迹相反、石像意义相反、文臣武将相对而立。这种设计带来了一种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设计之前的动态美感。我曾经在南京的明孝陵中，特别是在那条被称为石像路的道路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石像路的石道上，有一个小小的石柱，高度只有二三十公分左右，显然历史悠久，且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证明其并非普通之物。很多南京市民在与我交谈时都提到，这是一个下马桩，意思是普通人到此不能继续前行。然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下马桩的礼仪意义并非源于有人真的要将马拴在那里，这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实际上，它的真正作用是提醒人们不要从中间穿过。如果你在两个柱子之间的空档中行走，那将是对逝者的不敬。这个小小的石柱，最早可能是木制的，后来逐渐演变成石制的。它的形状和“门”字（繁体中的“門”字，内含“臬”作为偏旁）非常相似，而“臬”字本身也有标杆、准则的含义。因此，这个石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它的标志性和纪念性意义，它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中轴线的重要性。这种设计自古以来就存在，反而在近代，如太和殿前，两根柱子之间空出了一个空档，导致不知旧理的游客在以前没有栅栏的情况下，可能会误踩上石刻。
这个现象从上古时期就有，那个被称为“臬”的标志，不仅提醒我们神道的意义，更在于它通过划分空间，左右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对称中的对称。你必须从一侧行走，选择站在某一边，而无法在正中穿行，因为若是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反而会使这种对称感更加强烈。相反，如果你只是一味地沿着一条直线道路行走，中轴线对你的意义可能就不会那么显著，因为直线容易让人感到疲劳。反而是曲线更能体现出对称的含义。
如今，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年轻人中兴起了一种活动，叫做City Walk。这个词汇尚未被刻意翻译成中文，可能也因此让一些老一辈的人觉得有些崇洋媚外。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最近，还有很多年轻人选择骑自行车在城市中穿梭。城市不仅仅是用来看的。以前我们说的逛街，就已经体现了从古典城市到现代城市的一种进步。人们不再仅仅是为了工作、生活或服役的目的而匆忙赶路，而是有了一些空闲时间，可以在城市中漫无目的地闲游。而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有意识地在城市中行走的风尚，即City Walk。它是人们对空间的一种下意识的主动体验，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规则暂且不论。显然，这与在山谷中欣赏风景的旅行是不同的。因为城市给所有行走在其中的人制定了各种各样的隐形规矩，由于有了特定的道路，我们只能按照特定的方式行走。
阿兰·雅克布斯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伟大的街道》。在书中，他提到了中国北京曾经存在的一条路——从白石桥到颐和园的大路，经过友谊宾馆前的那条路。这条路的古今变迁非常完美地体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观点。其实，在过去，这是一条供旅行者行走的道路，如今它已成为了海淀区的一个门面，因为这条路正是海淀区最重要的中关村大街的一部分，两旁繁华的产业林立。二三十年前，当我们还在上学时，这条大路中间还种着一排白杨树。路的两边，一边是前往颐和园方向的行人，另一边则是往另一个方向的人流，还有自行车道。在城市中行走，最大的不同就是必须服从于城市的逻辑。一旦路中间种了树，就只能按照既定路线行走，别无选择。在古代，这几乎是前往颐和园的唯一道路。与山谷旅行相比，城市行走有着明显的不同。我指的是那些人迹罕至的山谷，而非已成为旅游景区的山谷。在山谷中旅行时，人们往往不太容易有明确的方向感，尽管有河流组成溪谷引导前行，但方向感依然模糊。这是因为自然中人的认路逻辑与城市中由中轴线界定的刻意秩序存在差异。城市中，人们建立了一种专属的礼仪秩序，会下意识地认为北方是正规的，南方则相对外来，社会地位较低；西边来的可能是商客，东边来的则是本土的商人和求取功名的人。这是长安城的秩序。在山谷旅行时，人们往往不太关注正南正北的方向，而更多地关注大致的朝向。因此，古代城市中大部分的城门都已被人遗忘，只有少数几个仍有印象。例如，汉代的城门中，有一个被称为青门的东门，“青”实际上指的是草色青青的青，寓意春天万物复苏、朝阳升起。这个门后来也被称为春明门，名字一直延续到后世。唐代的长安城东南方向的门也叫春明门。到了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时期，我们现在还有的地名叫朝阳门，也是因为它位于东边。当你问很多北京人，他们大概能从自然现象中联想到这个门的方位朝向的。对于不太关心文史的人来说，其他城门很容易判断错，尤其是第一次来的游客，但朝阳门不太会被误会。
因此，自然中的旅行与City Walk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在山谷中行走时，你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对称的方向展开空间体验。当没有太阳指引方向时，你周围的环境仿佛构成了一个圆形，让你感觉自己正行走在一个圆圈的中央，唯一的问题只是选择哪个方向走出这个山脉。在卫星地图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山脉的走向，但在野外徒步时，周围的群山却给人一种环抱的错觉，仿佛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一个山的圆圈所包围。这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寻路机制：一种是基于人的生物学本能，另一种则是遵循人为界定的礼仪和秩序。尤其是在寻找除了东之外的其他方向（南、北、西）时，你可能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在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中，勒·柯布西耶曾明确提出过这一问题。他在年轻时游历雅典卫城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尽管很多人也注意到了，但很少有人去质疑或进一步发掘。他最终将其总结为“漫步”的可能性，认为现代城市中应该允许人们漫步，即使在设计小房子时，也没有必要强行搞出一条轴线或明确的动线来。所谓“漫步”，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空间的秩序自然而然地形成。轴线或主要交通通道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建立这种空间的意义，它们未必需要绝对对称。以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为例，它既不是正南正北，也不是一个各方向都均等的建筑，而是有一个固定的朝向。尽管建筑本身依然严谨，成为西方古典建筑的一个样本，但帕特农神庙与雅典卫城整体的布局并没有形成我们想象中的正南正北彼此对齐的关系。它们也不会形成整齐的大方格，而是会形成一些莫名其妙的角度。
我曾经在阅读关于希腊建筑的书籍时，试图寻找希腊人规划城市的原理和规律，是否存在一种法则。但书的作者明确指出，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规律。希腊人不会像罗马人那样画大方格，把建筑严格按照东西南北的政教体系放置在格子中，并且方向一致。这让我感到释然，因为我发现无论是自然形式还是人工形式，都不存在绝对对称。因此，我们不必为了追求完美而焦虑。
除了杨振宁、李政道等人所强调的细微不完美之外，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由于人天生有左撇子和右撇子之分，很少有人两只手都使用得同样好。这种对称中的不对称现象在人体中普遍存在。例如，人的心脏在左边，而某些内脏在右边。尽管人体大体上是对称的（左右对称），但其内脏的组织形式、功能甚至机能却并非对称。这恰好验证了柯布西耶的观点：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的存在，人们才产生了往前移动的冲动。如果前方都是源源不断的相同目标、同一条直线或同一条路，左右两边都是相似的事物，人们很快就会丧失继续前行的本能。这恰好是大自然冥冥之中为我们设定的一种非常有趣的秩序，它既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对称性，又在某些时候表现出不对称性，这种现象几乎无处不在。在我以往写书的过程中，我曾特意提到，研究文学时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名义上的对称，比如我们创作诗歌，特别是在中国的汉字文化中，写一首七律或七绝时，会讲究对仗。因此，在对句的形式上，会出现如“红配绿”、“天配地”、“君配臣”等对称的意象。然而，这种对称中也蕴含着差异性。以王维写的唐代长安的诗句为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流”，其中“九天”对“万国”，“阊阖”对“衣冠”，在字句形式上形成了对称。但对于文学评论家而言，他们可能会认为过于对称的诗句，如王维的这句，由于是应制诗，作为一种官方作文，显得特别乏味且呆板。真正有意义的对仗，如杜甫所写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虽然诗句本身在形式上是对称的，每七个字对应下面的七个字，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在相对位置上都形成了对称，但他实际上描写的是一件持续发生的事件，包含了多个步骤和动态的情感。有些对仗可能是为了对称而对称，比如“陶然亭对张之洞”，这两个事物之间其实毫无联系的可能性，但它们在形式上却形成了特别妥帖、特别平衡的对称。但杜甫的这句诗是流水对的一个绝佳例子，它表达了一种持续的心情，宛如流水般蜿蜒不绝，充满了动感。同时，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它又像是在一个中轴线两边排列的对仗，像一对石人石马，一对仪仗一样，给人一种轰轰烈烈往前进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现象之间，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既对称又不对称的现象。
下面我们来探讨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大家最为关心的或许是中轴线是如何形成的。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需要从更早的事物说起。我曾向许多人解释过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北京城，其形状呈现为一个凸字形。北半边的城墙，在其存在的时代，东西略窄，南北略宽，这实际上体现了内城与外城的区别。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北京城是一个向心对称的例子，如同同心圆一般，现在我们特别明显的二环、三环、四环，以及五环比四环多一环的结构，就是这一设计思想的延续。然而，最早的城市设计思想并没有那么简单。以元大都为例，如果我们能看到元大都的平面图，就会发现它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你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圆，因为正方形内接一个圆时，它在各个方向上是均等的，东西南北并无偏移。在元大都的正中，几乎是几何中点的位置，有一座现在已经消失的建筑，叫做中心阁。这个名字就很能反映这个事情的实质，即在这个城市里曾经存在一个中心的问题。
在北方的一些城市中，还保留着类似的现象。它们在城市中也有所谓的轴线，但轴线在正中的时候突然中断了，貌似是东西南北两个轴线相交产生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很重要，所以一般会把最重要的鼓楼或钟楼中的一种建筑放在正中，也有放其他建筑的，这都是为了体现中心的重要性。
那么，到底是中心重要，还是中轴线的一个中点重要呢？中轴线涉及到一个方向的问题，从南到北，北端最末端的建筑，无论是视线还是地位都是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但是元大都显然不是这样，至少它并不完全遵循这种秩序。而这种秩序，也是我们后面传承的明清北京所继承的元大都宫殿的一部分，至少两者在机制上是互相重叠的关系。明清北京城存在一个强调南北的重要性，紫禁城从百官上朝到秋后问斩等政务礼仪活动，都存在着一个从南趋北、进入建筑空间的过程，给人一种很强烈的方位感。然而，元大都却是一个以中心重要性为主的建筑布局。至于这个中心到底在哪里，或者中心上的建筑有什么特色、规制，至今还没有真正的结论。有些人倾向于认为中心的建筑就是现在的鼓楼，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从大概的位置来看，这个中心点就在鼓楼那个方位，只是有一些距离上的偏差，可能并不严格在那个点上。但是，我们又在鼓楼的西边看到了旧鼓楼大街，这就特别有意思了。在北方城市中，我们一般会看到一个东西向和南北向轴线的交点，我们认为这是中心点，这其实是根据轴线来确定的。然而在北京这样的例子中，就算是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其实是偏在中轴线的西边，但它依然有一个中心点。这两个东西可能是两套体系，并不是说一定要同时存在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们叫旧鼓楼大街其实叫错了，可能真正的南北中轴线其实并不在街道上面。这种误差，由于距离并不短，从东到西的旧鼓楼大街实际上偏离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这至少让我们思考，可能在近代中国城市的方位感、空间感确立之前，最早的北京城的空间秩序也许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样。至少这两者是有差别的。
因此，特别有意思的是，从蒙古人建立的元大都开始，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明清北京，以及在中国范围内至今仍最为遵从的一种古代城市帝都的空间秩序。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呢？
我们现今知道，明清北京之所以在南部增设了一圈更大的城垣，即前门以南直至后来复建的永定门城楼这段被称为外城的部分，是在内城的基础上额外包裹了一层。然而，由于财力或实力等原因，这一扩建工程在包裹了南部后便停止了，导致了一个不太完美的同心圆结构，其中内城完整，而外城仅在南侧延伸。这样的设计使得明清北京城的方位感更为强烈，南北方向的意义尤为凸显。因为其中轴线起始于永定门，而非原先的前门，一路向北，穿越正阳门城楼与箭楼，直至现今北京所展现的中轴线秩序——从永定门到正阳门箭楼，再到正阳门城楼、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一直延伸至神武门。但中轴线的旅程并未在此结束，它继续穿过故宫博物院的大门，延展至景山、地安门、鼓楼、钟楼，直至北京城的最北端。在申遗时，这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漫长的空间序列无疑是北京城的一大特色。然而，如何理解这一特色的现实意义，仍有待我们，包括观众和我们自己，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这条中轴线，在更大程度上，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秩序。在古代，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无法穿越中轴线的，即使中间并无物理屏障，但由于礼治的禁锢，人们依然无法通行。这条中轴线，对于普通人而言，既不可见又可知，只有在特殊的礼仪场合中，身份地位特殊的人才能目睹中轴线上发生的事情。因此，它是一条可知而不可见的主线。
在现代城市中，中轴线实际上是城市精气神之所在，是古典秩序的一种象征。我注意到，在韩国和日本，人们在礼仪场合非常注重不要走上轴线，尽管轴线实际上也是一条路，没有栅栏阻挡，但人们仍能意识到轴线的神圣性。然而，我们的游客有时却未必会在意这一点，他们不仅擅自踏上轴线行走，还大呼小叫，显得非常放松。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或重申古典城市中的一种秩序感，甚至在重新发掘其礼仪意义的前提下，找回我们民族文化中空间秩序的精神意义所在。
但另一方面，它与线下那种轻松愉快的日常生活又存在着某种矛盾。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我们的一生或一天中，都会经历这样的交错时刻：有时我们需要庄重，比如在婚礼上，可能一句话都不敢说错，生怕出洋相；但大部分时候我们又很随意，随意到希望最好能不要过于拘谨。因此，如何在新的建筑中完美地、妥善地处理庄重与随意的关系，对很多人来说都具有实际价值。因为我们的建筑大多在这两种极端之间互相撕扯，有时会产生一种焦虑感。如果没有庄重感，就没有轴线，建筑就显得普通无奇，因为现代技术建造的材料和房子都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安全感。但一旦有了庄重感，建筑有时又会让人觉得特别呆板，或者缺乏参与其中的可能性。
我记得曾经有人向我咨询关于某个重要图书馆的事宜，他提出想在其中策划一个类似于网红打卡地的地方，比如设置一个咖啡厅。我对此有些哑然失笑，又不好直接说得太直白，不能说建筑设计得不好。我只是委婉地提议，问他是否见过全世界范围内有哪个网红建筑是左右对称、上下对称、前后也对称的。这样的空间即使存在，能让人放松吗？更何况，如果要在里面摆放咖啡厅的设备，应该怎么摆才合适呢？因为它已经如此对称了，连摆放设备都会成为问题。你会发现自己日常使用的需求与这种对称的语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后来也没有再追问这个问题。因为建筑已经建成这样，再想缓和建筑的实体与其使用功能之间的矛盾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也许应该走上柯布西耶当年走过的那条路，尽管固定的遗产还在那里，秩序也是清晰的，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条有意义的、能够使人遐想的街道，正如李白所言“青天大道如青天”，但在这条大道上，我们如何自处？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融入这样的秩序，并将这一秩序继续向前推进？这就是我觉得谈论中轴线这个话题的意义所在。除了增加文旅的票房和增强对古典传统的教育之外，它还有一些很现实的意义。
我们就漫谈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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