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一时洛阳纸贵的新书《康熙的红票》，借“红票”这一奇特的历史遗物，讲了一个有趣但略有些冷门的公案：在近代开国以前，中国官方对西方远非无知无感。西洋传教士活跃在中国宫廷中，和康熙皇帝维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们不仅是皇帝的自然科学教师，还是信息员和策略师；他们并非政治家，但影响力却溢出了北京，甚至改变了整个欧亚的地缘局势，以及促成了中国皇帝向罗马教廷的隔空喊话……史料的细节藏着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不可谓不神奇。
（《康熙的红票》书影）
不过，以上现象或曰叙事，总是特异而短暂的。毕竟，在康熙去世仅半个世纪后，乾隆和马戛尔尼对“叩头礼节”的著名争议即爆发，前后反差也不可谓不剧烈。这究竟是历史必然的转折，还是随机的摇摆？是什么样的逻辑驱动了开放和交流的起落，其中又蕴含了什么样的历史可能与不可能？这些问题的答案，既在本书当中，也在本书之外。我们不妨展开些许讨论。
传教士在华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晚明时期的利玛窦来华。利玛窦发展出一套“本土化”的策略，为后世传教士所沿袭，其核心是：“提供自然科学知识+高度本土化的教义改造”。借由此，传教士成功地与汉人士大夫和朝廷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而进入明清易代的时期，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是火器在战争中的崛起，传教士们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彰显：他们掌握着西洋火器制造技术和贸易渠道。
因而不难理解，在明清易代的局势变得更加清晰之后，传教士和满人发现，彼此的关系也是双向的：对满人而言，看重的是传教士作为技术渠道的价值，逆转明朝的火器优势是满人赢下战争的必要前提；而对于传教士，传教的许可的最终来源仍是最高权力，这需要他们将影响力渗透到新朝宫廷中。从顺治朝到康熙朝，这般“双向奔赴”整体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清军的火器应用，郎世宁《呼尔满大捷》）
其过程大致如此：少年康熙在人生早期就继承了顺治时代传教士的影响，对西学产生了个人兴趣。而康熙和传教士的政治合作，则起于整肃鳌拜余党的一项政治工程——为“历狱”翻案。此案因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被鳌拜主导的保守派诬告谋反而起，也因南怀仁的反击而终，前后历时三年。在其过程中，南怀仁对天文历法的专业性，成为了年轻皇帝扳倒保守派关键的助力。而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传教士半只脚踏入了政治的漩涡。
不过，对传教士而言，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局面，而是维持皇帝对传教活动的肯定。因而，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角色限制为皇帝和贵族们的私人顾问，避免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成功的——最直接的就是在“历狱”之后，他们对天象和历法只限于观测，而把解读的环节让给了中国人。
而传教士是如何在清朝的政治体系中找到了这样一种角色呢？这便要提到，满人的“包衣奴才”制度发挥了特别的缓冲作用。从制度史的视角看，中国总是习惯在一套体系下运行两套平行的制度，这样的安排往往提供了额外的制度弹性：在清代，类似的弹性则来自臣下“皇帝的奴才”和“朝廷的大臣”的两个身份。在管理上，奴才归内务府管辖，而大臣则归属国家机关，不同的身份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程序。而给臣下固定某种身份，或允许他们在不同的身份中转换，则是皇帝统治策略的一部分。
孔飞力在《叫魂》中提到一个经典的案例，乾隆通过内务府的“密折制度”隐形地引导地方官员和政治风向；而在《康熙的红票》中，内务府提供的制度弹性在于：
它一方面提供了传教士在宫廷中存在的空间，他们被当作皇帝本人的仆人，而非国家大臣，尽可能地隔绝了他们受到政治非议的风险，同时保障了他们为皇帝直接服务的渠道；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在外交事务上采取灵活实用立场的余地，后世在乾隆朝引发争议的“下跪礼节”问题，在康熙一代同样出现，但康熙通过内务府提供的“非官方接待场合”来规避礼部官员的“照章办事”，这些与西洋使节的私人会谈，往往轻松且务实。
讲到这里，我很容易想到清朝皇帝别具灵活性的另一个表征，即“多顶皇冠”的角色：他是满蒙汉藏回各族的皇帝，也必须对各族群的文化和信仰作出表面上的尊重，采取实用主义的怀柔姿态，以维护多元帝国的合法性。因而，在康熙决定采取“天主教和中国习俗并不抵触”的态度背后，可能多少也有怀柔的政治习惯。
不过，政治上包容带来了直接的回报，尤其在外交领域，传教士扩展了皇帝的策略边界：他们带来的欧洲的消息，使得康熙能够以更为实用的外交思路看待欧洲诸国，尤其在对俄罗斯的策略上，考虑到俄罗斯在欧洲战略扩张的目标，把握住了达成《尼布楚条约》的政治机会，这也解除了康熙对噶尔丹动武的外交顾虑。而传教士也参与了《尼布楚条约》的谈判过程，这些站在清朝立场上的西洋人用行动表明了，他们的忠诚并非基于信仰而是主人利益，这形成了正向的信任循环。
当然，至于“康熙的红票”这一物件本身的显要性，则要弱于以上的历史背景。“红票”本身是康熙对教宗的一封公开信，目的在询问康熙使团的下落。此事涉及天主教会对在华传教“中国礼仪”的争议——即是否要遵循“利玛窦规则”，包容中国人祖宗祭祀、推崇儒学等习惯。教宗对此作出了否定的裁定，但其遣使来华传达此信息时，引发了传教士内部的争议。
康熙无意深入这场争议，也无意因此就做出政治决断，然而作为他奴才的传教士们身陷其中，自然还是需要顾及。因而他在多番争议后遣使罗马，希望能与教宗直接沟通，而教宗随后再次遣使，则在礼仪问题上达成了妥协。这本身是一件不算太大的事，不过横跨亚欧大陆的喊话，确实成为历史中的“奇观”。
（“红票”实物）
总体来说，康熙朝打开了一个窗口：在中西技术和经济差异拉大之前，双方在政治和文化进行了相对平等的交流，但交流的影响和结果则各不相同。有鉴于康熙皇帝的信任，传教士投桃报李地向欧洲发回了信息，塑造了一个政治理想化的中国和“开明专制”的康熙，将欧洲的汉学热推向更高潮，与正在发生的启蒙运动共振。这股热潮还需要等到马戛尔尼等英国人带回去的中国见闻所打破。
我们在《停滞的帝国》的书评中提到过这个故事：英国人尝试打破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解释权和贸易的垄断，在康熙朝落幕半个世纪以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程。
而在中国，康熙对传教士们的偏好则局限在宫廷中，文化的交流未向全社会扩散，对西方文明的重新审视，还需要到炮舰叩门以后。传教士自身的命运，先一步地预示了结局。他们无法总是置身政治之外，进入雍正朝，皇帝自身对佛教的青睐以及对传教士们在“九子夺嫡”过程中潜在政治站位的忌惮，导致了传教士们迅速从最高权力身旁跌落，他们最终离开了内务府，也失去了在中国继续传教的权利。
至此，观众终于可以说，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支持也好，反对也罢，只是体制的一体两面。故事的最终，我们愈加能明确：康熙本人确实是一个足够特别的皇帝，他似乎打开了历史的一扇门，但没能改变“地心引力”。
《康熙的红票》一书多次强调，其主要目的在于还原一个历史故事，而非做出评判。但在其行文中，我仍然感到作者希望引导读者形成一种判断，即：康熙朝的中国，一度站在近代化的门前。果真如此吗？从这场“偶然的开放”的落幕到英国炮舰叩门，前后仅一百余年的时间，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
国家的竞争似乎总是如此：在多数时间，制度的弱势暗中积累，身在局中的人可能有“难分伯仲”的错觉，但一旦进入“筛选器”的阶段，厚积薄发，胜负便加速分出。其中势能，或许不是“临门一脚”的个人之力可以左右的。确实，在讲述历史轨迹的过程中，我们很难平衡偶然和必然、终点和路径，但可以说：历史倾向于往“最小压力”演化，要本质性地改变其倾斜，必然需要社会共识和巨大的政治行动。这一点，在读历史的过程中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