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诗予 2025-02-10 10:44 北京
文 / 刘诗予
我到得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一刻钟。国企大门的安保比我想象得森严，保安要登记，进门要过闸机。我站在保安室看不到的角落里犹豫了一会儿，决定还是给毕春朋发消息。
我到固废物流中心来是为了找他。之前来过这儿的朋友跟我说，别看是垃圾转运中心，其实干净得很，简直像日本的公园。我抱着这样的期待等在门口，偶尔有转运车从身边开过，不可避免地，还是漏出一点酸味，并不刺鼻，但有腐烂的味道。
那时北京刚入冬，从草桥地铁站出来，空气又冷又硬。固废物流中心离地铁站不远，马路上没什么车流，路面上架着灰色的立交桥，绿化带宽阔。那里看起来不像市区，没有高楼和商铺，偶尔有裹着黑灰色羽绒服的行人走过，灰白的空气里透露出崭新的味道，如同人造。
毕春朋刚下班，身上还穿着深蓝色的工人制服，正肩的翻领夹克，显得瘦高，他戴一副细框眼镜，从门口走过来时微微驼着背，眼睛看着地面。
“我这可能也没什么可以写的东西，”几天前他在微信上对我说，“您要做好失望的心理准备。”
我是和别人聊天时听说的他。一个开垃圾转运车的环卫工人，每天在网站上找天上的星星。朋友来找他聊过一次，他提起那次经历，只是笑着挠头。只要看一眼你就知道他是那种人，习惯了自己平凡，普通，毫不起眼，有时也渴望被他人的目光注视，但当那视线从身上移开时他会松一口气，好像那才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走去他的宿舍。下午四点，走廊里陆陆续续出现刚下班的工人。他打开一扇门，六人间，上下铺，住着五个人。十几平米的房间干净得出乎意料，床上只有被褥和凉席，一张方桌靠在窗前，垫着一块厚玻璃，几个九十年代样式的暖水壶放在桌上。铁制的柜子分成几格，顶上摆着盆桶，除此之外几乎看不到私人物品。
毕春朋今年33岁，他的同事们比他看起来年龄大。他们大都健壮，平头阔脸，皮肤黝黑，声音带着北方人的浑厚，衬得戴眼镜的毕春朋都有了几分书生气。宿舍里这会儿只有一个同事，看到毕春朋带进来一个年轻女孩，不出声地用眼神问他这是谁。
就是聊一下我看星星那事儿。他小声说，带着一个尴尬的笑容。
我很快发现，他找星星在这里是一件人尽皆知又心照不宣的事。他们对他有一种友善的旁观者心态，又隐隐有一丝因为不理解而带来的不屑。毕春朋平时不会主动和他们谈起这件事。有人专门来找他聊他的星星，这让他兴奋，也让他羞赧。
世界上有许多毫不重要的事情，对一些人来说发生了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但另一些人——出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却会记住一生。
1997年时天上出现了一颗很亮的星，发着耀眼的白光，拖着一道尾迹，旁边还有一条蓝色的光带。毕春朋那时六岁，家在河北邢台。整整半年，他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那颗星星。他问爸爸那是什么，爸爸说是扫把星，尾巴指着的方向会有倒霉的事情。那星星当时挂在天幕的西南边，尾巴指向东北。
要到二十多年后他才会再听人提起它。那时他在一个业余天文爱好者的群里听人聊天，发现原来自己看到的是海尔波普彗星，整个20世纪人类见过最亮的彗星之一。他六岁那年它经过近日点，下一次再来，要到两千五百多年后。
我问了许多1997年前出生的人，他们的记忆里都没有这颗彗星。
毕春朋来北京要到十年之后，2007年，十六岁，街上还在迎奥运。亲戚带他去酒店干大堂，也送过快递，2019年被人介绍来开转运车。他很小心地尽量避免提到垃圾两个字，只说自己来开车。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发车，沿着京开高速上二环，去西城区的垃圾站装车，再开回转运中心。其实的确与垃圾无关，车上有机器会自动装卸，不用他动手。他的衣服总是干净的，身上的气味也妥帖，一天开车四五趟，全部拉完就下班。
大概是2021年初吧，那时他已经开了两年转运车，微博热搜上说有个湖北的女孩找到了一颗超新星，他点进去看，发现是个叫“公众超新星搜寻”的项目，手机就可以登上网站，不用专业的设备，直接在别人发到网站上的图片里就能找超新星。
我坐在他宿舍的床边，低头看他拿自己的手机给我演示。那是一个业余天文台拍摄的宇宙照片，黑白图像让人想起电视机上的雪花屏，中间夹杂的几个亮点就是星星。那照片粗糙，模糊，毫无美感，绝不是你脑海里正想象的那种绚烂星云。毕春朋把手指按在图片上，就像修图时长按可以对比原图那样，很快出现了另一张相似的照片。同一位置，不同拍摄时间。他不断长按，每秒钟来回切换几次，希望能在两张照片里找出细微的区别。在无数个黑白噪点和几十个亮点里如果出现了一个新的亮点，那就是他要找的超新星。
有段时间，天文台拍的图片不多，一张图传到网站上过了24个小时、或者被超过10个人查看后就会消失。看图得靠抢。吃饭，睡前，开着车等红灯的时候，下班了躺在那凉席上的时候，毕春朋都会拿出手机刷图片。他筛选照片的速度极快，手起手落，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两秒就能判断这一组里有还是没有。
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看两三千张，平时也在五百张以上。网站是千禧年那种蓝色风格，有个版块列着排名：第一名，毕春鹏，累计查看80万张。第二名比他早开始六年，现在反而落后10万张。
带着一种荒诞感，我和毕春朋聊天时，他的同事一直躺在另一张下铺刷短视频。毕春朋不刷短视频，所有需要打发的时间，都被用来找星星。
我和毕春朋在窗边聊天，五点天已经黑透。我对太阳下山的时间很敏感，夏天有阵子，八点天还亮着，我会被一种巨大的安全感包裹。其实不过是地球在太阳的轨道上转动的位置在变，但人总忘记这一点。
毕春朋看起来是沉默的人，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如果不被打断，好像可以一直讲下去。他能给你讲天文望远镜的直径，新星、超新星和变星的区别，声音总在同一个节奏，不温不火，带着北方人的粘连，好像讲天文术语和讲今天垃圾站的排班没有区别。
那三种星星里，最重要的是超新星。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如果耗尽燃料，就会消失于一场爆炸。那场爆炸带来的光芒让原本看不见的星星骤然变亮，那就是超新星。它不是一颗星，而是宇宙中的一个瞬间。想想看，有一颗和太阳一样的星球在几亿光年外爆炸然后消失，它消失前的那个瞬间却被你——全世界也许只有你——看到了。
毕春朋第一次发现超新星距离他开始找星星已经过了快一年。也是冬天，网站的群聊里说天文台今晚天气好，晚上十一点就能出图。睡觉前他躺在床上刷了一会儿，有张图里多出来一个亮点。之前他也看到过，但大多是一些普通的变星，或者只是图片上的杂点。他点点那块地方，图片上自动标记了一个红圈，提交。过了几十分钟，群聊里开始说那个点也许是个可疑目标，要上报到专业机构。三天后，意大利的研究所观测了它的光谱，第四天宣布它是一颗超新星，编号SN 2021agco。
那颗超新星位于天猫座，UGC3855星系，距离我们大约1.3亿光年，而毕春朋是地球上第一个看到它的人。那天晚上他一直醒到天亮。
他发现的是一颗很特殊的超新星，北京天文馆那时的馆长、清华天文系教授王晓锋后来选中它研究，发表了一篇论文。毕春朋把论文下载到手机上看了好几遍，全英文的，只能用QQ浏览器自带的翻译读，还是读不懂。
“大概是说它熄灭得特别快，和别的都不一样。”他只能告诉我这些。用专业的话讲，应该说它光度上升和下降的速度快。我很喜欢他用的那个词，“熄灭”，念起来有一种怪异的幸福感，好像那星星跟他很熟，像他脑海里的一盏灯，他每天想起它，如同灯亮，灯灭。
过去四年，毕春朋一共看了八十多万张图片，画圈提交的有6000多张，其中被确证为真实目标的有20个，包括4个超新星和3个新星。也就是说，平均每看四万张图片，他才会找到一颗星星。找到之后上报，被证认，有人感兴趣就去研究，没人感兴趣，就成为放在那里的一个名称。
宇宙离我们很远，从各种意义上。航天局能够发射卫星和火箭，天文台能够架起望远镜，科学家在研究所里分析数据，在这层级结构的最末尾，当科学家没有时间寻找天体而把这项任务分发给普通人时，毕春朋才会出现。他和这一切的关联就发生在草桥固废物流中心，他的手机上。人抬头就能看到星星，但他的行动只不过发生在宇宙的神经末梢。我想起曾经听说验证码的故事，验证码的发明者曾经把一些难以识别的文献内容拆开当作验证内容，人们输入验证码，实际上是在用字母拼出一篇文献。
“也算是有些价值，”毕春朋低头，又补了一句，“但是现在专业机构在发展，其实价值也变低了。”公众超新星搜寻是业余天文台发起的项目，望远镜在新疆乌鲁木齐，直径只有半米。许多专业天文台设备更好，看得更清楚，很多时候毕春朋他们刚提交一个肉眼千辛万苦识别出的星星，专业天文台马上也提交了。
比起追求一个实际的意义，这更多只是一个爱好。“总要找点事情做，”他声音很小，像是在对自己说话。就像有人喜欢看视频，有人喜欢听小说，而他只是喜欢找星星。
世界上有一些词语清晰，具体，生活的时间越久，你越明白它们指向的是什么东西。另一些词语刚好相反。爱好这个词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模糊。大学入学时要自我介绍，名字，籍贯，爱好——拥有爱好甚至像拥有名字一样确凿。每个人的答案都大同小异：阅读，看电影，听歌，运动，好像一定要指向某种精神性的追求。他们说的我一个也不相信。
夏天时我总去世贸天阶，那里有一条街，也许是北京最像巴黎的地方，和毕春朋在的草桥很不一样。他在城市西南角，街道空旷，车流稀少，灰色的立交桥通往出城的高速。而那条街，它在北京的中心，摩天大楼有银黑色的外墙，西餐厅在街边支起阳伞，阳光洒在玻璃上，反射出暖光，是人们谈论闲暇这个词时会想到的那种颜色。我和同事总在那里喝咖啡，我们谈论文学，他人，总之是那些遥远的、让人要歌颂的东西。午后有时暴雨，水珠从窗外飞溅到身上，带来潮湿的感觉，但从不会真正淋湿。
差不多也是那时侯，我去了一趟湖南龙山，县城里有一群少年，二十出头的年纪，相信——也并不真的相信——自己会出人头地，为此他们汲汲地忙碌着。他们一餐能吃三碗米饭，和他们在一起我也总感到饥饿。我竭尽全力去感受他们身上那种比我更强烈的生命力，但我知道我们同样茫然，空旷，瞄准一个目标实际上是因为漫无目标。
饥饿，空旷，一整年我都被这种感受笼罩。我确信每个人都在过一种双重的生活，一重是为了在日常里活下去，另一重为的是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做好一件事，达成一个目标，它们指向前一种，看似困难，实则最轻而易举。爱好一件事则指向另一种。在那种生活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空洞，它的存在让我无法欺骗自己，我明白我是一个没有爱好的人。
去找毕春朋的前几天，我在读詹姆斯·鲍德温的《乔瓦尼的房间》，讲一个美国男人大卫在巴黎，爱上了——令他自己也感到惶恐——一个男酒保。潮水一样的激情，我在大卫身上感受到自己，在那种挣扎、痛苦和同等程度的幸福里，人的心才能被短暂填满。安妮·埃尔诺写，皮毛大衣、别墅、一种知识分子式的生活，都不是奢侈品，真正奢侈的是可以对某个男人或女人抱有一种激情。我想正因如此人们才不断恋爱，分手，追逐那种激情及其替代品。人总想与一些更高远、更古老的东西相连，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不得不回应身体里的呼唤。譬如没有缘由的爱好，譬如爱。
如果向他抛出那个庸俗、具体、无比清晰的问题——为什么要找星星——毕春朋不会给出什么想象不到的回答。一个业余兴趣，一个爱好，一个打发时间的选择。如果生命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找星星这件事，他只是这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但它出现了，当那种最微不足道的联系产生在他和宇宙之间，那就不再是普通，而是渺小。正是那种渺小反而带给他庞大的满足。“人总要找点事情做”，当他重复这句话时他在说的是，人总要找到自己的存在，或者说，人总要知道我是谁。
固废物流中心的食堂从五点开到六点半，我们六点去吃饭，只有最后一点剩菜。他的同事早就来催过两趟，看我们坐着不动，小声着急问他，你不吃饭了？毕春朋漫不经心地挥手，一会儿就去，一会儿就去。
那个同事看起来和他关系不错，有时毕春朋在工作的间隙刷图片，他瞟到了总会凑过来看。他也对找星星这件事有些兴趣，说也想弄，但总也找不到时间。他是带班，管的车多，工作更忙，毕春朋一边吃饭一边向我解释。
离开前我们一起走到大门边，天已经完全黑了，我问毕春朋平时会不会抬头看天上的星星。
“最近几天下午在西南能看到金星，是比较亮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月亮旁边是木星，当然月亮走得很快，停几天就移动走了。”北京能看到的星星不多，前段时间有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毕春朋特意买了一副小望远镜看它，很小的那种，一两百一副。
很多星星他说不上名字，只是尝试找找那些听说过的，看能辨认出哪个星座。亮星比较多的是猎户座，最适合冬天看。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四，是夏季大三角。冬天也有大三角，猎户座的参宿四，小犬座的南河三，还有最亮的天狼星。晚上天刚黑，猎户座从东边升起，下半夜来到正南。我们随着他的话移动身体的方向，东边，南边，好像不是站在北京，而是身处太阳系。
撰文 / 刘诗予
插画 / 新月
版式 / 新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