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国内的创新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既要满足临床需求，更要满足支付方的意愿。
立足国内的创新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既要满足临床需求，更要满足支付方的意愿。
“目前中国医药行业创新领域正处于一个调整收缩、收拾残局，寻找未来机会的阶段。”徐晓阳给出了如此判断。
这位资深行业老兵，曾历任天津达仁堂制药厂厂长、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裁、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北京百洋众信基金创始合伙人等关键职务，在行业内有着丰富的药企从业及投资经验。
面对2024年的医药行业，他以“迷茫”一词概括现状：三医协同的初衷有些沦为服务医保单极的现实，行业需要更高层级的统筹，医保支付能力成了行业发展的天花板。政策的多变和预期的不确定性，让政府和企业都陷入了迷茫之中。
然而，在这迷茫之中，亦可看见2025年的一些曙光：真正的创新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既要满足临床的需求，更要满足支付方的意愿。在差异化战略定位和布局上，虽困难重重，但中间的机会仍然值得我们去寻找和把握。
Q=E药经理人融媒体
A=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首席战略官 徐晓阳
Q：你认为近几年的中国医药市场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什么？
A：一是国谈，二是集采。国谈影响创新药支付变现，集采影响仿制药支付变现。支付端的问题往往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节奏和格局，我认为这在医药政策中影响最大。
Q：2024年，在你所关注的技术领域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产业赛道是什么？
A：从宏观角度来看，我觉得生物制药领域变化较大，近几年生物药在整个医药市场格局中所占比重的上升速度，超乎预期。至于印象最深刻的赛道，一是透皮制剂，该领域在过往并未受到过多关注，可在2024年有种异军突起之感。往深了看，透皮制剂的研发、注册、生产、质控、商业化似乎打开了天花板。二是3D打印药物，可能会对制药行业未来产生一定颠覆性。
Q：在创新药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的情况下，药企应如何做差异化战略定位和布局？面临哪些考验？
A：在当前环境下，差异化布局非常重要。我认为关键在于，要寻找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一是需要寻找满足支付方意愿的机会，主要是符合药物经济学的要求。如国谈及集采等政策对于哪些产品更为倾斜，在政策夹缝里找机会；国产替代、传承与创新中的经典名方和同名同方也是一大机遇。二是寻找满足临床需求的机会，如未来随着技术进步，传统橡皮膏很可能被逐步淘汰，取而代之的将是更加先进、安全的透皮制剂。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主要面临三大考验：一是政策多变难以预期、二是和竞品时间进度赛跑、三是创新成本与支付能力的平衡。这些都是严肃且现实的话题，药企自己也在算账。
Q：随着政策的放宽，越来越多的国内Biotech、Bigpharma之间达成合作、投资与并购，你认为这样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未来趋势会如何？
A：我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Biotech高歌猛进烧钱模式在IPO资本市场和产品商业化市场两头变现受阻，企业难以续命，创新难以为继；二是Big pharma大多都是上市公司，有一定的底气，很多都是仿制药企业看到了天花板，不得不向未知的创新药转型。有了现实需求，双方结合优势互补。
我认为这一未来趋势不会改变，但问题在于，中国的pharma并不大，虽然对市场准入的理解更为深刻和现实，但对于创新失败承受能力有限，他们对于选择哪些Biotech的管线合作相较谨慎；与此同时，Biotech以前大都烧钱烧惯了，还不适应这种要求命中率100%的“小里小气”的立项和研发模式。因此还需双方共同面对现实，并在互相磨合中寻找方向，比如2024年延伸出来的Newco模式便是一大表现。
Q：你认为目前国内药企国际化成果如何？大家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A：整体而言，国内药企国际化成果不理想。比如对于化药而言，国际化要么需要绝对创新，要么需要绝对成本领先，目前除了几个海外授权以外，国内药企成果乏善可陈，未来国际化方向包括加强与资本的合作+有“比较优势”的新产品海外注册+海外并购和本土化+“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拓展，这种组合策略来寻求突破。而中成药领域，受文化、药监和医疗制度的限制，国际化进程几乎停滞。
Q：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2024年医药产业”，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个词？为什么？
A：迷茫。三医协同变成了医保单极，需要更高层级的统筹，沦为医保的保供方，医保支付能力成了行业的天花板。看不到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政策，政府、企业都很迷茫。
Q：你认为中国的医药创新领域现处于何种阶段？对企业家、投资家、科学家等不同角色，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A：我认为，中国医药创新领域处于一个“调整收缩、收拾残局，寻找未来机会、还没有看清未来找到方向”的阶段。对企业家而言，主要需求生存，迎合支付方意愿，并需要考虑适度创新转型。对投资家而言，需处理好过去投资项目的退出难问题，并谨慎研判可能的机会。对科学家来说，则继续选择创新发展，其中绝对创新的项目可能按照对外授权的模式快速变现更加现实，对内应和Big Pharma合作，少烧钱，增加产品变现的确定性。
Q：你如何看待资本与产业的关系？2024年与以往有何变化？
A：最大的变化是对创新重新理解和定义。通过支持创新来获利是资本的天性，需要与产业双赢。在国外发展“以变现为目的”的定义没有变化，在国内按照“以变现为目的”的话，资本需要完全重新定义创新。
Q：你又如何评价过去十年医药行业的变化？有哪些经验与教训值得铭记？
A：过去十年，在三医协同的原则下，医药行业得到了一定的释放，也开始思考医药行业的本质，以及医保、医疗与医药行业究竟应该如何协同才能形成合力。其中，药审改革对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让仿制药回归正道；医保扩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统筹、医保目录调整提速，确实拉动了医药行业的快速增长，但目前国谈、集采又开始反噬行业靠创新增长的动力。再从医疗角度来看，合规、DRG改变了处方药的推广和应用模式。
这十年“三医协同”的发展模式，提高了新药从注册-市场准入-临床使用的效率，刺激了资本的进场，也大大提高了国产仿制药的替代。从更好地满足临床需求、患者可获得医保可支付、医药行业发展的角度看，取得了三赢。但是从存量市场的改革，到如何发展增量市场，建立新的三医协同的生态圈，各方陷入了困境。
Q：如果站在当前时间节点，有哪些事情确定性更大？你怎样去看待未来几年产业发展？
A：按照进医保目录的标准、国谈的标准、集采的标准、中成药采购联盟的标准，最大的确定性是为了存活续命。医药行业研发创新变现的周期很长、利益相关方很多、产业链也很长，这几年从对未来最敏感的资本开始一路传导下来，都是下行状态，未来几年，三医如何更好协同的大原则如果没有重大调整，行业持续萎缩是大势所趋。
Q：你对整个医药行业2025年有何期许？希望看到哪些积极变化和发展趋势？
A：把全产业链支持创新药的政策落到实处，且符合中国国情。而落实到位的关键在于，注册、医保、定价、集采之间的政策协同。我认为，可以加大对创新药的支持力度，希望超越医保-医疗-医药，从更高层次的部门或机构统筹医药行业创新，不要陷入“囚徒困境”。
特别期望看到的是：各界对以下三点能形成共识。
- 对医药行业属性的理解。药品具备商品和特殊商品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医药行业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业，研制、生产、流通、使用的过程中，市场经济规律起着主导的作用，符合所有的商品的属性，甚至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另一方面，从药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使用监管的专业性、疗效与副作用共存的风险性、使用方（患者）-决策方（医生）-支付方（医保）的利益不对称性看，药品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很多市场规律不适合这个行业，当然很多行政指令也同样不适合这个行业。鼓励竞争和鼓励创新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都需要兼顾。为了“三医协同”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基于对医药行业的高度理解，有超越“三医”层面的、更高层次的统筹指导。日本在“三医协同”方面做的比较彻底，从药品注册、市场准入到医疗合规、支付药价，都由厚生劳动省一个部门管理，甚至日本医药产业的发展愿景：“为实现安全安心的生活而制定医药产业政策。医疗和经济发展两全”，也是厚生劳动省制定的，保证了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和可预期性，真正做到了全链条支持新药创新。同样，欧洲统一10年后一个专门小组评估了欧洲“三医协同”的情况后，由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委员会公告（2003年7月1日）“为了患者的福利——一个更加强大的欧洲制药工业（A Stronger European-base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atient）”。这个小组认为：定价政策造成各成员国病人不能及时得到新药；新药价格不是医疗保健费用增长的主要因素； OTC 没有必要实行价格控制；欧洲的价格政策不鼓励创新。最后的结论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生产、管理和维持创新的能力方面正在落后，药品R&D活动正在向北美集中。价格制定应该能够鼓励R&D，同时鼓励仿制及OTC的价格竞争。并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也是一个超越单一部门利益和权限的高层级统筹协调。真正为了患者长期可持续的利益，我们也需要超越部门利益的综合统筹协调。创新是全球医药行业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规律，也是保证“三医协同”最基本的动力，中国也不例外。因为还有很多疾病无药可治（如肿瘤、罕见病）、新的疾病不断出现（如非典、新冠）、耐药性和不良反应必然会伴随出现（如抗体药物自身抗体ADA）、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发展对新药产生新的需求（如疼痛、焦虑、抑郁、公共卫生）、人口老年化导致疾病谱发生重大变化（如阿尔兹海默症）等等。更重要的是，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如果只把精力放在存量市场的“各种卷”，等于把未来的增量市场拱手让给MNC。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医药行业的发展都不只是医药行业自己的事情，更不能为了解决眼前问题或满足一方利益牺牲所有相关方的长远利益。仿制药的可及性和稳定供应是任何国家都必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可否认，我国在这个方向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社会对新药的需求是不可逆转的刚性，创新需要大量的投资、失败和时间，这些都是成本。药物经济学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既包括对仿制药减量成本的向下比，也包括对创新药增量收益的向上比，缺一不可。违背这个基本规律必然会破坏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最终累及所有相关方。
Q：从政策层面看，你预计2025年医药监管政策会有哪些重点方向的调整或推进？
A：MAH制度既要支持创新，也要支持降低成本，不能因为集采制度而一刀切。对中药濒危药材替代等对行业影响大的问题，要解放思想，出台政策靠市场机制迅速推进。
Q：你觉得对于当前的中国医药市场，未来几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A：内卷。数量多，产能过剩，高水平重复。传统仿制药企业没有转型，过于依赖一品独大的中成药企业，可能会出现危机。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企业最终脱颖而出，但也是一个“卷王”而已。
Q：你觉得一个良好的有助于创新药的生态应该是什么样子？
A：我认为良好的创新生态应包括几大方面，一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路径通畅；二是资本获利通道通畅，如IPO、产品变现、被并购路径通畅；三是注册通畅，包括监管、MAH；四是市场准入通畅；五是创新药定价友好；六是医院学术推广合规且通畅。
Q：长远来看，你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制药产业会是何种形态？不同药企在生态圈中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A：从医药行业发展的规律看，化药未来仿制药与创新药数量占比有可能达到7：3，但在金额占比上，创新药将占据主导地位达60%，而仿制药仅占40%。另外小分子、中成药和大分子在金额占比上将呈现5:3:2；本土药企与外资药企在市场份额上的比例预计为7:3。
一审| 黄佳
二审| 李芳晨
三审| 李静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