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美国第47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成为全球焦点，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总统本人的宣誓，而是坐在观众席最显要位置的一群亿万富豪们……
马斯克、贝索斯和扎克伯格三人的身家总和接近1万亿美元，他们的座位安排在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之前、特朗普家族成员之后。
这个场景传递着相当明确的信息：
华盛顿对商界的大门已经完全敞开，科技领袖开始走向权力中心。
正如《大西洋月刊》所评论的那样，“这次典礼不仅是一场政治庆典，更是技术寡头在权力核心登场的象征。”
一
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在仪式结束后被问及科技亿万富翁的出席情况时表示：“把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聚集在一起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来细数数这些“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埃隆·马斯克，无疑是这场权力盛宴中的C位明星，这得益于他在特朗普竞选时出工出力，单单是捐赠金额就高达2亿美元，毋庸置疑的榜一大哥。
当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到将美国宇航员送往火星时，马斯克挥舞着拳头的画面迅速传播。
当然比这条帖子更火的是，他对着特朗普的支持者说：“我只想说声谢谢，感谢你们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随后，马斯克用右手拍打胸口，手指张开，然后将右臂向上斜伸出，手指并拢，手掌朝下，引发滔天舆论。
博弈论告诉我们，当一个亿万富翁靠近权力中心时，其他人也不得不跟进，以免在这场游戏中被淘汰。
杰夫·贝索斯过去与特朗普有过政治上的分歧，但此次的亮相则显得格外克制。当记者问及他对特朗普演讲的看法时，他轻描淡写地回应：“哦，我不知道，我在找洗手间”，态度非常低调。
此前他在《纽约时报》的DealBook峰会上表示，他对特朗普第二任期“非常乐观”，他认为特朗普“比第一次更冷静、更成熟”，并希望帮助减少监管。
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陈也坐在观礼台上显眼的位置，顺便发了一个朋友圈，配文“乐观且庆祝”。显然，扎克伯格不仅在“刷存在感”，还在传递“Meta很听话”的信号。
此前面对共和党对社交媒体“审查制度”的批评，Meta迅速调整了内容政策，放弃了第三方事实核查，还削减了许多多元化和包容性倡议。
出席典礼的还有苹果的Tim Cook，他以个人名义向特朗普的就职基金捐赠了100万美元，而非以公司名义——这既是表忠心，也是一种巧妙的风险控制策略。库克对此的解释也相当直白：“特朗普的第一届政府帮我们打进了印度市场。”
至于OpenAI的山姆·阿尔特曼，他也以个人名义捐出了100万美元，并公开认同特朗普对“减少官僚主义障碍”的观点。
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全球顶级打工人，他领导的谷歌同样是特朗普就职基金的主要捐赠者之一；
福克斯新闻的鲁珀特·默多克，则与右派媒体领袖们一起坐镇，为特朗普的媒体战线提供后援。
对了，这场典礼中还有Tiktok的CEO周受资，虽然他的座位比较远，但所有人都没有办法不注意到他。这位TikTok的掌舵人试图通过参与这场政治盛会来“软化形象”，或许也是字节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试探性反击。
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总统就职典礼拿出来和这次一比，就会发现：
以往的典礼上，科技富豪是“隐形”的。
比如2008年奥巴马的首次就职典礼，虽然吸引了大量名流，但科技富豪的存在感极低，最多也就是谷歌创始人悄悄露个脸，连自拍都不敢发。到了2016年特朗普的第一届就职典礼，科技行业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就像一对“塑料兄弟”，勉强来了一些代表，但全程冷场，更多是一种“表面功夫”。
然而，2025年的这场典礼完全颠覆了传统：
这次不仅硅谷的大佬们蜂拥而至，还在座次安排上压倒了一票内阁提名和政界大佬。
二
那为什么硅谷科技富豪要靠近华盛顿的权力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策与风险。
亿万富翁们接近权力核心，在短期主要是为了获取政策红利和规避潜在风险。
特朗普政府将要推行的减税政策、放松监管，以及对特定产业的支持，都是他们所看重的。
以埃隆·马斯克为例，特朗普提倡美国在航天领域保持全球领导地位，这与马斯克的SpaceX业务高度契合。通过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马斯克不仅能争取到更多的NASA合同，还能获得政府对航天技术研发的支持。
再看Meta，该公司一直因内容审核和算法偏见受到批评。通过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扎克伯格希望降低在审查制度和反垄断调查中的压力。
同样，亚马逊因其市场主导地位而被指责为垄断，贝索斯则希望通过靠近权力，避免新的税收政策或反垄断压力，维持对市场规则的更大话语权，同时避免可能的罚款或拆分威胁。
从这个层面看，亿万富翁们的行为更像是商业谈判的一部分，他们通过靠近权力，将政治资源整合为企业发展的支点。
为这次就职典礼捐款的公司与个人，来源：美国公平税收
除了短期因素，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
那就是，科技与政治早已相互渗透，而这关系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就开始介入政治了。
关键节点是里根，当时美国的政治环境支持自由市场和技术创新，政府积极推动减税和放松对新兴行业的监管。硅谷敏锐地抓住机会，通过行业协会和游说争取政策支持和联邦科研资金。
代表公司就是英特尔——1987年英特尔参与组建了SEMATECH，与政府合作、用国家力量提升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
进入90年代，硅谷逐渐从硬件制造转向以软件和互联网服务为核心。
克林顿政府的科技政策进一步放松了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这一时期，像微软、雅虎和谷歌这样的企业开始逐步通过游说和政治捐款增强话语权。
特别是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后，硅谷意识到：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时，政策和监管风险可能成为最大的威胁；纷纷主动在政治领域布局，以减少潜在风险。
2010年代标志着硅谷全面进入“政治时代”，科技巨头开始全面崛起，并且与政治深度渗透。这一时期，以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崛起彻底改变了政治宣传和选举方式。
比如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Facebook成为选举宣传的核心工具，剑桥分析被爆出非法获取了8700万Facebook用户的个人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为特朗普竞选团队设计了高度精准的选民画像，帮助制定和投放个性化的政治广告，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
2016年的大选还见证了Twitter作为舆论战主战场的作用。
特朗普用Twitter改变了政治沟通的方式，史称“推特治国”。
到了2020年代，科技巨头们已经不满足于被动接受政府政策，而是深度参与政治进程，更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政治战场的部分规则和节奏。这种掌控不仅体现在科技巨头对政策和立法的影响力上，也体现在它们如何塑造舆论、主导信息流动，参与甚至主导未来全球游戏规则的设计。
这也是那些硅谷科技富豪最深层次的动机——塑造规则与控制未来。
三
硅谷素来以挑战传统闻名。那些开创性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喜欢打破规则，比如传统的行业边界、僵化的市场规范，甚至是社会结构。
然而，当这种挑战触及到“规则制定”的层面时，他们选择站在经济右派一边，形成了今天的“技术右派”思潮。
被认为是右派的硅谷大佬们
“硅谷风投教父”彼得·蒂尔，就是“技术右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多次公开质疑民主制度的效率。他认为，技术精英和资本的集中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权力分散会导致创新停滞。
粗略地说，“技术右派”核心观点包括：
1. 对技术的绝对信仰
技术被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技术的力量是万能的。贫困、环境、疾病，甚至是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而民主协商、政策改革这些复杂且低效的社会进程，完全可以被技术手段所取代。
马斯克的火星殖民计划、蒂尔的“海上城邦”计划正是这种理念的极致体现——如果地球的规则无法适应他们的创新，那就创造一个新世界，一个不受传统政府限制、由技术和市场主导的“新世界”。
“海上城邦”计划（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
2. 精英主义倾向
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而在技术右派看来，普通民众的参与常常导致“低效和情绪化”的决策，真正的社会进步应交由那些具有远见和能力的少数精英掌舵，倾向于让“精英”掌握更多的资源和决策权。
3. 支持权力集中
这种思潮背后的驱动力，正是硅谷技术与资本的深度结合，以及技术精英对自我能力的强烈信心。
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凯文·凯利指出，
技术系统通过自我组织和自我强化的反馈机制，表现出类似生命系统的特征，推动自身不断进化和发展。
这意味着，当亿万富翁利用技术巩固自身地位时，他们同时也在加速技术力量，使其变得越来越强。相应地，技术则成为他们的“升维工具”，帮助他们从单纯的经济竞争者，进化为全球化的权力塑造者，又能进一步加强技术的力量，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正反馈。
然而，这种技术与权力的协同，会否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比如，技术右派认为算法能够替代民主决策，算法本身并非没有偏见。如果权力被掌控在技术精英的手中，他们的价值观是否会通过算法被放大，从而影响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比如，科技巨头在市场上构建的垄断地位，已经开始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了，这是否会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单一化？
再比如，当精英主义成为唯一标准，那些因经济、教育或社会环境限制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是否会被边缘化，是否永远都没有机会？是否会进一步加剧阶层固化？马斯克的火星计划中，谁会成为第一批“太空移民”？是所有人都有一张船票，还是只有精英们能够登上飞船？
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2025年，这场充满技术色彩的权力交接仪式，或许是新秩序诞生的开端。
但我们始终相信，历史的进程由精英推动，也由大众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