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

“人工智能的竞争，不仅是技术竞争、产业竞争，还是政策环境的竞争。”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打造有利于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环境，以此为目标引导相关部门形成合力。

龚克进一步指出，一是要打破界限，包括学科专业界限、行业产业界限和所有制界限，适应人工智能“跨界融合”的发展特征；二是重视人工智能原生产业，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网联交通等产业发展打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环境，为潜在风险做足准备、完善容错机制，出现了问题要改错再前进而不是停下来；三是要处理好应用和安全的关系，构建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监管制度，借鉴汽车产业发展经验，实现应用与安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四是要重视底层技术创新与工业应用服务发展，补齐智能底层技术和智能化生产服务短板，促进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正表示，要做好顶层设计、体系化布局，集中力量提升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将人工智能与大场景结合，充分发挥我国的工程化、规模化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垂直领域的深度应用将成为我国实现“弯道超车”的突破口。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战略咨询部研究员白联磊认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一定风险，更需要重视提升产业能力，持续发力全方位扩大内需。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科技与标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陶青阳建议通过建立产融创新联合体，梯度攻克一批根技术和重点产品，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核心的产业链供应链；此外，以通用化、标准化的方式打破数据壁垒，打造高质量数据集。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场景优势明显。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

“强长板是我们充分利用在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保持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贾庆国表示，应对“卡脖子”问题，除了补短板之外，更需要强长板，将做得好的事情做到极致，形成无法替代的优势。

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谢超认为，将应用层的场景优势转化为真实的购买力，反哺模型层和算力层的创新，是我国塑造人工智能加速发展优势的可行路径，其间需要打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组合拳”。

百度自动驾驶安全与政策首席专家吴琼表示，无人驾驶技术与场景结合将衍生出新产品、新服务，创造新的价值增量。充分发挥我国场景应用优势，加速颠覆性技术的产业化转换，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只有通过持续的、规模化的应用，才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激发技术与产业的迭代创新。

“新华数字经济沙龙”系列研讨活动旨在搭建高端智库交流平台，与业界人士共同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前沿、创新实践、典型经验以及数字经济领域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展开“头脑风暴”，集智聚力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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