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孟山都公司研究人员约翰·弗朗茨研发了草甘膦（Glyphosate，商品名Roundup，专利2000年到期），这是一种广谱的有机磷除草剂，可用来杀死多种杂草，尤其是与作物竞争的一年生阔叶杂草。
之后，孟山都推出了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如转基因黄豆、棉花、油菜及玉米等，让农民配套使用草甘膦，能够杀死杂草而不会杀死作物，因而导致全球广泛采用草甘膦。不过，草甘膦的广泛使用曾让该除草剂陷入巨大危机和争议，有研究发现，该除草剂可能致癌。
农民在稻田里喷洒农药。视觉中国|图
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根据流行病学研究、动物实验，以及体外试验，将草甘膦归类为“可能的人类致癌物”（2A类）。不过，2015年11月，欧洲食品安全局公布了草甘膦的新评估报告，得出结论是，该物质不太有机会具有遗传毒性（损害DNA）或构成对人类致癌的威胁。但是，对食品风险的评估不适用暴露在喷洒了除草剂的环境周边的人，如园丁、农民、居民，因为直接暴露接触的剂量将远大于从食品中接触到的除草剂。换句话说，食物中的草甘膦残余量可能不具有遗传毒性和致癌性，但是暴露于喷洒该药物环境中的人和生物另当别论，有可能致癌和导致基因突变。
现在，一项新的研究揭示，草甘膦可能还有更严重的风险，可能对大脑造成持久性的伤害，增加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如阿尔茨海默病。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希望之城的一个研究团队2024年12月4日在《神经性炎症期刊》（Journal of Neuroinflammation）在线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即便短暂接触草甘膦，也会伤害大脑。草甘膦不仅会引发明显的脑部炎症，而且这些影响在直接接触结束后很长时间仍然存在。
任何物质是否有毒，决定作用是剂量。研究人员对小鼠使用了两种不同剂量的草甘膦进行试验，一种是高剂量，类似于早期研究中使用的水平；另一种是较低剂量，接近于人类当前可接受剂量的限度。
结果发现，暴露于草甘膦的小鼠出现了明显的脑部炎症，后者与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如老年性痴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炎症不仅限于接触草甘膦期间，而且在停止接触草甘膦长达6个月后依然存在。这提示，草甘膦对人和生物的影响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加深远和持久。
对小鼠的试验持续了13周，之后是一个6个月的恢复期。结果显示，即使是较低剂量的草甘膦也能在小鼠大脑中产生有害影响，并导致过早死亡和焦虑样行为。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了草甘膦的一种副产物氨甲基膦酸（AMPA），该物质会在大脑组织中累积，这或许是草甘膦损伤大脑并造成痴呆的原因，表明草甘膦及其代谢物对人类健康可能有潜在的严重风险，这是以前并不知晓或并未引起重视的。
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这项研究之前，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草甘膦及其主要代谢物AMPA可以在人体内长期存在并在大脑组织中蓄积，因此，需要对草甘膦现有的安全阈值进行重新评估。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行了草甘膦残留限量评估，经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审议，认定干大豆籽粒中草甘膦残留限量为20 毫克/千克，全球膳食评估结果认为这个限量不会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
当然，亚利桑那大学的上述研究只是在小鼠中进行的，尚不足以推及人类，因此，下一步需要对人进行研究，尤其是要针对那些有机会大量接触草甘膦的农业区的人员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草甘膦的使用不只是可能影响人和生物，还涉及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过去对草甘膦的环境和生态评估是，使用草甘膦后，该物质会强烈吸附于土壤中，残留物通常在土壤中不会移动，因此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有限。但是，草甘膦容易被土壤中的微生物降解为氨甲基膦酸（AMPA）。草甘膦在土壤中的半衰期为2-197天，因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草甘膦在土壤中的平均半衰期为47天，在水中的平均半衰期从数天到91天。
不过，一项试验表明，每公顷（15亩）土地使用4.15千克草甘膦，一年后检测该土地上生产的莴苣、胡萝卜、大麦，也含有残存的草甘膦。
从1996年推出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后，全球有160多个国家用于玉米、大豆、甜菜、苜蓿、棉花和小麦等作物生产，这些作物大部分种植在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等国，因为这些转基因作物可以耐受草甘膦，使后者只杀灭杂草。仅在美国，每年就使用约1.36亿千克草甘膦。
草甘膦的大量和广泛使用也促成了杂草的基因转移和耐受，根据国际调查抗除草剂杂草数据库的统计，至少有211种杂草对草甘膦产生了抗性。为了应对抗性杂草，现在农民不仅采用手工除草，用拖拉机在作物土壤之间翻转，而且还加大了草甘膦的用量，以及使用非草甘膦除草剂等。
目前，草甘膦生产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巴西、比利时和阿根廷，据阿谱尔信息研究公司（APO Research）的调研，2023 年全球草甘膦市场价值为36.14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