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范阳 2024-12-29 22:57 上海
“我的目标是每年做三个正确决策”。
除了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当前全球经济体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地缘政治的根本性变化。这一趋势在科技与投资领域中尤为明显，政治优先于经济（politics over economy）逐渐取代了过去长期主导的经济优先于政治（economy over politics）。
延伸阅读：地缘政治时代的风险投资 | HBR专栏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一些科技和投资界人士开始参与政府事务，同时，具有地缘政治背景和跨国公司经验的人逐渐成为投资合伙人。在这个时代，理解宏观形势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前所未有。无论是投资机构、跨国企业，还是国际市场上的创业公司，都需要更好的“外交政策”与建立信任的 “价值观叙述”，倡导“合作共赢”而非“战略竞争”。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位 “地缘政治外交” 投资人——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也是伊万卡·特朗普的丈夫。我们这期内容来自著名商业与投资类播客《Invest Like The Best》最新一期（12月20日发布），这期播客时长长达 3 小时，是他们最长的一期，同时也是质量最高的一期之一。
Jared Kushner 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家庭以及他和 “总统岳父” 的商业利益），但是在这一期采访里又展现出清晰且温和的沟通能力，同时兼具商人与外交官的职业素养，和作为家庭男士对世界的愿景，就像他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名字寓意：Affinity Partners，塑造亲合力把更多方变成合伙人，创造共赢局面，包括中美之间。
我的共同内容制作人 Rhei（ iehrhei@gmail.com ）将原播客内容转译并制作成中文，分上下两期分享。上篇有非常多金句，来自于库什纳在纽约地产行业做投资以及政府部门担任顾问期间的经验与感悟，从他的叙述里也能看到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在经济上可能推出的新政策。
当然，库什纳的投资公司 Affinity Partners 也遭到了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投资业绩的不透明，尤其是其背后主要的投资方来自中东的几家主权财富基金，外界质疑这些投资之间的利益冲突与资源交换。
Affinity Partners 的 pitch deck 截图。
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启发。
政治与投资机械师
The Mechanic
《Invest Like The Best》播客：
Patrick Oshaughnessy 采访 Jared Kushner
转译&制作：Rhei
校订：范阳
发布日期：2024年12月20日
前言：
今天的嘉宾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我认识的同龄人中，他的经历可谓最丰富多彩。他曾多年经营库什纳公司（Kushner Companies），专注于纽约市及周边的房地产投资；还曾是《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的拥有者；后来担任特朗普总统首届任期内的高级顾问。如今，他运营着 Affinity Partners，一家私募股权公司，致力于利用他自己和他的团队在商业和政府中的独特经验，寻找和执行全球范围内的独特投资机会。
这是我们史上最长的播客之一，因为有太多话题值得探讨。我们聊到了房地产商业谈判、地缘政治、监狱改革计划、“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中东的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商业、投资、他的家庭以及介于这些主题之间的一切。贾里德告诉我，可以随便问他任何问题，而我也非常享受这次对话。希望你们喜欢我与贾里德·库什纳的对谈。
幸福是一种选择
Happiness Is A Choice
Patrick：你曾经和我分享过一段话，这段话从那之后几乎每天都在我的脑海里回荡。这段话的核心是“谢谢你的这次训练”（thank you for this training）。我很想听你解释一下这个理念是怎么来的，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也许可以谈谈这句话的起源。
Jared：这句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多故事。过去几年，我慢慢意识到，我能够克服挑战。现在，当遇到挑战时，我不会害怕，而是思考上帝想通过这件事教会我什么（I think through what is God trying to teach me）？
上帝想训练我去做什么（What is God training me for）？而不是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why is this happening）？
我发现，我生命中许多成功的经历都可以追溯到之前人生中的挑战或失败。通过解决问题，即使最终未必达到我最初的目标，事情依然以某种方式取得了好的结果。这种情况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生活。所以，这种心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当事情不如意时，与其沮丧或情绪化，不如将其视为一次教学或训练机会（this is a teaching lesson and a training opportunity）。
这也体现了我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普遍态度，那就是要有一种彻底的接受心态（radical acceptance）。不要为无法改变的事情担忧，而是专注于当下的问题，理解问题的本质，找到可能的解决方式，然后全力以赴，创造尽可能好的结果，而不是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人或事感到沮丧。
Patrick：你认为这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做出的一个相对简单、积极的选择吗？有没有一个时刻，你突然意识到，前方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世界在我身上发生” 或者 “感谢这一切的训练”，“我会尽我所能”。
这是一个瞬间的决定吗？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累的？你认为每个人都能做到吗？你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
Jared：我和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幸福是一种选择（happiness is a choice）。每天早上醒来，你可以选择关注自己的所有祝福：我们还活着，健康，有家人陪伴，有屋顶遮风挡雨，有食物，还有有趣的事情去做（You have a roof over your head, you have what to eat, you have exciting things to do）。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关注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和问题。
我在人生中学到，每个人都有一大堆问题（ everyone has problems），关键在于你允许这些问题占据你生活的程度（it's a function of how much you allow these problems to consume you）。很多时候，这需要你调整视角，为问题找到一个合适的框架，以便更好地应对（create the framework you want to bring to approach them）。
我认为，乐观和积极的心态比其对立面有趣得多（being optimistic and positive is way more fun than the alternative），而且通常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而消极和失败主义则会显现出相反的效果。或许这因人而异，但对我来说，最有效的框架是每天早上醒来，为自己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恩（the framework that works is to basically wake up every morning, be grateful for all the things I have）。我每天早晨都会祷告，感谢上帝赐予我的所有祝福。
尽管每天祷告的词句相同，但根据周围世界的变化，这些话有时会带来不同的意义，特别是面对某些挑战、机遇或成就时。
第五大道666号的教训
666 Fifth Avenue
Patrick：我想深入探讨一些具体的例子，了解你经历过的那些事件对你的塑造过程，尤其是一些在其他平台上未曾听你分享过的故事。我认为，将你视为一位纽约房地产投资者的产物很有意思。在你职业生涯的这一阶段，你参与了约 140 亿美元的交易。我想聚焦一个听起来很神秘的地址——第五大道666号，请你分享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教会了你什么。
Jared：它教会了我很多。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投资项目，历时多年。2007 年，我们在雷曼兄弟倒闭前签下了这笔交易。当时，纽约的办公楼市场非常火热。曼哈顿广场区的空置率只有约 4%，租金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资源非常稀缺，这个资产类型的投资前景看起来不错（There was a real scarcity and it looked like a very good investable asset class）。
当时，我父亲希望专注于投资写字楼市场，所以我们进入了这一领域，并购置了 666 号大楼。我们当时有一个投资逻辑，我认为这个逻辑本身是正确的（the right thesis），只是时机和资本结构选择上出了问题（We just had the wrong timing and the wrong capital structure）。这个投资逻辑是，在第五大道上，纽约零售地产的价值正在迅速攀升。很多旧租约可以通过重新定价大幅提升租金收益（a lot of the old leases that had been signed you could mark to market at tremendous uptick）。
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与太太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
当时，这栋楼的零售部分收入大约是每年 1200 万到 1500 万美元左右。我们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数字可以增长到 5000 万到 6000 万美元。如果以 20 到 25 倍的市盈率出售零售部分，就能够显著提升价值。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种资本结构，这种结构允许我们逐步将零售部分从写字楼中剥离出来，以单独的产权形式存在，并通过零售部分的收入偿还相关债务。
然而，当我们开始推进这些产权文件的准备工作时，不仅需要获得贷方的同意，还需要得到市政方面的批准，期间市场突然崩盘，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完成执行了最初的投资逻辑。这栋楼的购买价格是 18 亿美元，当时是全美单项资产交易价格的最高纪录（ the largest price ever paid for a single asset in the country）。
我们的投资假设是，这座 150 万平方英尺的建筑每平方英尺的价值大约在 1000 到 1200 美元之间，总价值在 15 亿到 18 亿美元左右，这符合当时甲级写字楼的市场价格。而零售部分如果能在三到四年内完成产权分割，其价值可能超过 10 亿美元，甚至达到 13 亿美元。因此，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核心投资逻辑。
然后，我们遭遇了非常糟糕的市场时机，不仅仅是我们，那时正是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时期，所有人都在经历困难。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在纽约缺乏丰富的经验，也没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面对这个局面，我的做法是每天早上醒来，不断尝试新方法（I woke up every day, just tried new things）。计划 A 失败了，就切换到计划 B；计划 B 也失败了，就尝试计划 C。最终，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当时我们引入了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和 Chera 家族，以 5.2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零售部分 50% 的股份。我们保留了这 50% 的权益，这让我们能够偿还大量债务，并提取一些现金，缓解了当时的财务压力。
通过接下来的三到四年，我们将零售部分的价值提升到了超过 10 亿美元。Chera 家族和凯雷集团表现出色，我们获得了 50% 的利润分成，也回收了原始投资的大量现金。至于写字楼部分，由于租户流失，情况更加复杂。
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租赁，并引入了冯多纳地产公司（Vornado）参与交易，重新设计了资本架构，延长了贷款期限。最终，这笔交易取得了相对满意的结果。但那时我只有 25 到 26 岁，面对的是来自各方的“掠食者”，包括 LNR、iStar、Cerberus、Colony、Vornado 和 Apollo 等机构。他们都试图从我手中夺走这栋楼。
一个重大转折点是，我去见了汤姆·巴拉克（Tom Barrack）。我的岳父向我介绍了他，并告诉我：“汤姆是个狠角色。” 我一开始很害怕，因为汤姆以强硬著称。然而，当我与他坐下来时，我坦率地说明了情况：“我们还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周旋，但如果什么都不做，楼的价值会继续下滑。我认为，债权人和我们都应该行动起来。大楼需要更多资金支持，我们可以注资，但需要调整债务条款。”
范阳注：汤玛斯·巴瑞克（Tom Barrack）是私募地产基金柯罗尼资本（Colony Capital）的创始人，世界上最出色的地产投资人之一，特朗普的多年朋友，投资策略专注于对不良贷款资产的周期性套利。
这一对话成为整个项目的关键转折点，汤姆成为了我的重要支持者（Tom became a great advocate）。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经历让我后来在国会的工作也受益匪浅。当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投票权和不同的问题：有人基金即将到期，有人有面子问题。我需要解决每个人的具体需求，才能完成更大的重新整合的目标（I had to kind of satisfy each person's micro issue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greater restructuring）。
Patrick：那种压力是什么样的？当时你二十出头或二十多岁中期，还没经历过那么多事情。这是你第一次在这样的大规模项目中感受到这种压力吗？回头看，那种压力是什么感觉？你是怎么面对并处理它的？
Jared：我习惯了压力。几年前，我父亲因为公司遇到了一些不幸的情况，需要暂时离开。而我不得不接手公司。当时公司正受到检察官的围攻，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
Josh, Charles and Jared Kushner
所以我开玩笑说，我职业生涯的前六年里，每天都像是在被踢腹部或者踢裆部，有时候两样都碰上。这六年对我来说非常艰难。我认为，在某个时候，你会慢慢习惯。正如我之前说的，你可以醒来后专注于处理所有的问题，也可以选择承认问题的存在 (you could wake up and you can focus on all your problems, or you can just acknowledge that these are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你不需要问：“为什么我会陷入这种境地（Why am I in this situation）？” 而是说：“我就在这种境地里（I'm in this situation）。” 所以我必须选择找到一个建设性的办法，我必须选择努力创造一个好的结果。我的思维方式一直是聚焦于如何创造双赢的局面（my mindset was always very much focused on create win-wins）。
我需要说服谈判桌对面更有筹码的人去做我想让他们做的事情（How could I convince somebody who has more leverage across the table to do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这并不是依赖于他们的同情或恐惧，而是通过迎合他们的利益（ it was really by catering to their interests more than their sympathy or their fears），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愿意做出符合我认为的最佳结果的决定。
来自纽约房地产市场的教训
Lessons From NYC's Real Estate Market
Patrick：我很好奇，在纽约这个竞争激烈、高风险的房地产市场工作，以及在这个领域进行投资的经历，可以教会你哪些其它地方无法传授的东西。所以我想问问你的经验。我还记得你曾提到，在职业生涯早期，你的很多想法比手头的14亿美元投资资金要宏大得多（across a lot of that 14 billion, you had bigger ideas than necessarily you had capital to match the specific idea），因此你必须与对手方的激励机制和需求合作，寻找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it wa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work with the incentives and the desires of your counterparties to find creative ways forward）。我想听听这些经历，以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纽约房地产市场的独特之处，以及当时如何在资源不够的情况下实现你的想法。
Jared：纽约房地产市场可能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这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风格迥异的人（It's filled with a lot of characters and colorful people）。有些是了不起的人，有些是糟糕透顶的人，你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去应对。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遇到了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我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于，我更加专注于下一笔交易，而不是纠结于最后一分钱（I was able to differentiate myself ultimately by being somebody who focused on the next deal instead of the last dollar）。
尤其是与 666 号大楼相关的经历中，我发现大多数人都非常短视（most people were very shortsighted）。但汤姆（Tom）非常出色，这让我意识到，做一个真诚、诚实的人，不要像很多人那样行事（I should just try to be a good person to people, be honest, don't operate the way that a lot of others were operating），我认为正是这种态度让人与众不同。人们才真的想和我做生意，这也帮助我重新聚焦于我想要实现的目标。
从那笔交易中，我学到了无数的教训。我发现，在生活中，当事情顺利时，你学到的东西很少，但当事情出错时，你会学到很多（I find in life, you learn very little when things go right. You learn a lot when things go wrong）。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结构化资本的知识（I learned a lot about how to structure your capital），也意识到在没有特别高的信念时，做过于集中的押注可能并不明智（I learned that it wasn't maybe the most prudent thing to make big concentrated bets unless you have super high conviction）。
但是，你应该学会找到方法，为交易创造不对称的风险收益结构。我在纽约买的第一栋楼之一是拉法叶街 200 号（200 Lafayette Street），位于马尔伯里街（Mulberry）。它属于一位老先生，他实际上是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的丈夫。当时，我甚至没对这栋楼做任何检查，因为屋顶漏雨，水直接流到了地下室。这是一栋老旧的制衣厂建筑，但非常漂亮。当时，我正和乔希（Josh Kushner）以及 Thrive Capital 合作，帮助许多创业者。
范阳注：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弟弟——乔希·库什纳（Josh Kushner）， 和他的太太 KK ( Karlie Kloss)。
我认为乔希在 Thrive 的理念是：“如何以我希望自己当初被帮助的方式来帮助其他创业者（How can I help entrepreneurs like I wish I was helped）。” 当时，我帮助许多他的公司解决房地产需求。我发现，很多房东非常傲慢，没有真正考虑租户的需求。人们只想要的是一个设计时尚的楼宇，有地方放自行车，拥有快速 Wi-Fi，以及简单化的人际互动体验。
我开始意识到，这些租户想要的位置包括 SoHo 和布鲁克林。他们愿意支付比市场更高的租金，只要你能提供他们想要的环境，并使一切变得简单。这栋拉法叶街 200 号的建筑地段极佳，具备所有可以开发的潜力。我和业主见了面，成功说服他把这个交易机会交给我。
起初，我想引入一个机构合作伙伴，但当时我们家族从未与机构合作过。我联系了许多传统基金，但他们都不愿意和我合作。后来我遇到了 CIM 的艾维·舍梅什（Avi Shemesh）。记得他陪我走在楼里，问我：“楼层有多大？” 我回答：“17,200 平方英尺。” 他说：“这适合我们要吸引的租户吗？” 我答道：“这就是我们现有的条件能提供的。”
他又问：“你多久能完成翻修？” 我说：“不到一年。”他回应说：“但我的人都告诉我，这至少需要 18 个月。” 我说：“我每天都会待在这里，我相信我能在一年内完成。” 他站在屋顶上对我说：“贾里德，我不是投资这栋楼，而是投资你（Jared, I'm not going to invest in this building. I'm investing in you）。” 这成为了我在纽约的第一个真正机构合作项目（institutional partnership）。
我们买下了这栋楼，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尽管遭遇了飓风桑迪的延误，我还是在大约 9 个月内完成了全面翻修，租出了整栋楼。一年后，我们以约 1.6 亿美元的价格售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为我接下来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我与经纪人、零售商以及各类承包商打交道。从中我学到的一课是：我曾对电梯供应商很强硬，而一位名叫格雷格·库内奥（Greg Cuneo）的意大利老先生提醒我：“记住，每个人都得吃饭（everyone's got to eat）。”
他说，如果你总想着让自己赚到，对对方压价太狠，这些人就会把你的项目放在优先级最后（if you negotiate with this guy too hard and you make too good of a deal, he's going to prioritize your job last）。你不需要谈到最好的价格，而是要找到最适合的人为你工作（So you don't want to get the best deal. You want to have the best person doing the work for you），并付给他们合理的价格。这样，他们才会有动力为你提供出色的服务。
这些微小但重要的教训为我早期的成长奠定了基础。我始终专注于长远利益，坚持正确的原则，因此机会开始不断增加。我们开发了一套非常成功的模式，了解科技公司租户喜欢的位置，购买老旧的仓库楼宇，并按照他们的需求进行现代化改造，提供一流的基础设施。我们买了许多这样的楼，为我们家族和合作的投资者创造了大量价值。
Patrick：“每个人都得吃饭” 让我想知道，纽约的房地产投资者在谈判中是否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人？如果说纽约的环境和资产类别特别残酷（it's an especially cutthroat hardcore place and asset class），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能让你发现纽约房地产谈判的独特之处？
Jared：我会说，在谈判中存在两种极端表现。根据这些，我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因为每次谈判中，我不仅在谈判，也在学习对方是如何与我谈判的（I wasn't just negotiating. I was actually learning from how the people across the table negotiated with me）。有些人会对每一个条款和每一个细节进行过度谈判（over-negotiated every clause），仿佛是在解开核代码。
但我也遇到过一位开发商，他直接发回了合同，并说：“我可以接受你的合同，只要你在这三个问题上满足我的要求，我就签字（I'll be okay with your whole contract. These are my three issues. And if you give me those three issues in the way I want it, I'll just sign your contract）。” 这种方式让我觉得更合理。如果你真的想买，就表现得像个买家。很多细节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重要（a lot of these provisions didn't matter that much）。
所以关键在于理解自己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如果你想买，就尽可能让卖家觉得轻松，不要让律师把事情搞得过于复杂，或者因为不重要的细节卡住整个交易。
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倾听更多
Why Everyone Should Listen More
Patrick：我问的不仅是关于纽约房地产，而是你整个生活经验中——你学到了哪些关于发现人们重视什么以及他们想要什么的最有效方法？
Jared：你只需要倾听。如果你倾听，人们通常会告诉你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什么（If you listen to people, they tend to tell you what's important to them）。
Patrick：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擅长倾听？
Jared：可能是因为不自信（Probably insecurity）。人们通常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去面对不同的情况，或者是因为自负。但我发现，如果你想和某人完成一笔交易，重点不在于强加你的意愿，而是找到如何在满足他们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你的需求（if you're trying to do a transaction with somebody, it's not about trying to impose what you want. It's about trying to give them what they want while also getting what you want）。我总是试图去做那些不是“切分蛋糕给我自己一块儿”的交易，而是找到如何让一个蛋糕变得更大的方法。
幸运的是，当你乘飞机俯瞰下方，总能看到无数的建筑。总有人离婚，总有人老去，总有人管理不善，所以总会有很多交易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养成了严格的纪律，知道该放弃那些不合适的交易。如果你与卖家没有良好的化学反应，或者你觉得无法实现预期回报，就要果断放手。
改造一栋楼需要大量工作，管理一栋楼也是如此。所以你要确保达成一笔公平的交易，保留收益，而不是因为付出过高的代价给一个你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而失去收益。这就是我交易方法的基本框架。但如果你倾听，人们会告诉你他们的需求。
在政府工作中我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政府里我接触的大多数人以前几乎没有谈判经验。如果你想想政府中的专业人士，他们更像历史学家或主题专家。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质疑你：“你谈判过什么？你拥有自己的房子吗？你有抵押贷款吗？”
我对政府机构里大多数人缺乏谈判技巧感到震惊。这很遗憾，因为政府的谈判利害关系极高，远高于房地产交易或企业交易中那点金钱。
很多人会用戏剧化的方式进行谈判，像是从电影或书本中学来的方法，而忽视了谈判本质上是人与人的互动与努力（a human to human effort）。你们只需要坐在一起，作为普通人去解决问题。
我从政府或纽约的交易中建立的很多关系，让人们认为与我打交道是很公平的。我很守信用，从不试图进行对立我们双方立场的谈判（I was very fair to deal with, I was very honorable, I never tried to negotiate me against you）。我总是说：“让我们坐到桌子同一边，明确我们的共同目标，然后合作找到解决办法（let's identify what our common objectives are and then let's work together to find solutions to accomplish those objectives）。”
归根结底，即使是在纽约房地产市场，如果某人要价 100 元，这个价格可以从四五个不同的人那里拿到。我总是努力成为他们感觉最好的那个，并建立起这样的声誉：我说过的事情一定会去做（I always tried to be the one who they felt the best about and who built a reputation as when I say I'm going to do something, I do it）。一个不玩花招，不会敷衍拖延，并且能够兑现承诺的人。这种声誉极大地帮助了我，在我逐渐在这个行业发展地越来越好。
Patrick：我们的共同朋友大卫·森拉（David Senra）（范阳注：Founders 播客的主理人）常说，关系主宰世界（relationships run the world）。我在你的书中读到了一段非常打动我的故事，这是一个“蝴蝶扇动翅膀”的时刻（“butterfly flapping its wings” moment）：里克·格森（Rick Gerson）为你引荐了一些人，或许最终促成了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这让我印象深刻。
你提到，当你首次前往中东时，虽然并没有太多外交政策经验，也不是中东历史学家，但你以一种独特的倾听方式进行交流，这种方式得到了认可。你能否讲述一下这个故事，以更深入地阐释倾听的力量，即使在你对某些领域并非专家时？
Jared：首先，里克·格森（Rick Gerson）是个非常特别的朋友，他是一位很真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赢得了这么多的信任。我觉得自己人生中的一大财富就是有幸拥有像里克这样的好朋友，我非常尊重他们的方方面面，也非常珍视他们。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第一次出国旅行之一，当时我去了阿联酋（UAE）。我见到了 MBZ（现任阿联酋总统）。当时他是阿联酋王储，但实际上是国家的实际领导人。在那次会面中，我花了第一个小时问了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次见面的目标是向他验证我初步的框架，看看我如何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伊朗等更广泛的地区问题和各种挑战。
阿联酋现任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ed Bin Zayed Al-Nahyan）。
要知道，当时的中东局势非常混乱。叙利亚正经历一场内战，已有 50 万人死亡。阿萨德对反对派使用化学武器。利比亚和也门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伊朗刚刚与奥巴马达成协议，他们得到了大量资金，并在核武器上迈进了一大步。
ISIS 也在肆虐，占据了相当于俄亥俄州大小的 “哈里发”领土，残酷地统治着 800 万人。这一切是一个大混乱。许多美国盟友因奥巴马与伊朗的协议感到被背叛。这是我们很长时间内见过的最糟糕的情况。
在与阿联酋总统 MBZ 的会谈中，我向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有很多权力和工具。你作为一位长期在此地位的重要领导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睿智的领导人之一。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一开始他似乎并不理解这个问题，直到几轮“问题迭代”后，他才开始给出答案。
那次讨论非常棒，我分享了自己的初步想法，也从他的反馈中汲取了很多信息。这场持续两个半小时的会谈结束时，他对我说：“贾里德，我认为你将为这个地区带来和平。” 我问：“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他回答：“美国通常派来三种人。第一种人在会谈中会睡着。第二种人会拿着便条卡来传递消息，但没有权威或能力进行实际上有用的对话。第三种是高级官员，他们通常试图说服我去做一些不符合我利益的事情。而你是我记忆中第一个真正提问的高级官员（You're the first senior person that's come from the US that I can remember who actually asked questions）。” 当时他的这番话让我感到震惊，同时也有些沮丧。但这就是我唯一知道的方式。并不是因为我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我对中东事务毫无经验，对外交事务也没什么经验。
因此，我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找到那些对情况有切身利益的人，向他们询问他们的看法（find the smartest people who have vested interests in the situation and start asking them their perspectives on what they think should be done）。这并不是需要成为核物理学家的复杂方法，而是基本的“学科入门101”常识。但让我惊讶的是，这种方式居然很少见。
我认为，这种方法为我赢得了该地区许多领导人的巨大信任和理解，并最终促成了我们实现的诸多突破。实际上，这与我在纽约房地产中采用的做法是一致的。
在从事外交工作时，我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会与对方坐下来，共同尝试理解彼此的目标是什么，面临的挑战有哪些（I was sitting with somebody. We were trying to get a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objectives were, what the challenges were），并确定一个理想的最终状态，然后研究如何向前推进，完成目标。
我认为我在中东使用的理念与以往的做法有所不同。我更注重共同的未来利益，而不是重新审视旧有问题（I was focused more on mutual future interests instead of relitigating old problems）。如果你花时间去争论 75 年前谁对谁错，虽然这可能是一种有趣的智力活动，但并不会让任何人的生活变得更好（it's a very interesting intellectual exercise, but it's not going to make anyone's lives better）。
现代中东的大部分秩序，尤其是过去的秩序，是由将军和美国外交官通过强调力量和平衡建立起来的。然而，这只会导致一方增强实力，而另一方试图超越，接着是持续的军备竞赛（ it's a constant arms buildup）。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信任一个始终需要比别人保持更强优势的对手（nobody trusts somebody if they're just constantly needing to have a stronger edge over the other）。
作为来自商业领域的人，我看到的是，如果你希望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首先需要一个安全的基础，同时还需要让人们感到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if you want people to have better lives, you need a foundation of security, but you need people to feel like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better lives）。
这种改进只能通过经济投资、经济联系，以及如何为人们创造一个可以共同改善生活的范式来实现（that can only be done through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through economic ties and figuring out how people can have a paradigm where they can have better lives together）。这是我的直觉，也是我四年中真正追求的目标。最终，这种方法带来了许多重要的突破。
我认为，这才是未来外交工作应采用的正确公式，而不是单纯地比拼军事力量。军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要实现一个可持续的目标状态，还需要让人们拥有基本的安全感，并且让他们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比他们更好的生活条件。
通过领导力实现变革
Enabling Change Through Leadership
Patrick：关于你在中东开展的工作，尤其是《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我有很多问题想问。这不仅通过你讲述让我感到非常有趣，我自己独立了解后也觉得十分引人入胜。但我最大的总体性问题还是关于领导力。你不得不应对一个非常复杂的局势，接触到许多才华横溢、风格迥异的领导者，他们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利益群体之中。能否深入讲讲领导力在推动这种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变化让我觉得几乎没有人会反对和平与进步的目标——当然，可能确实有人反对，但大多数人似乎都支持这些基本理念。
稍后我会问一些关于善与恶的大问题，但现在看起来，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得到类似的基本成果。然而，推动这些成果的实现却难度极高。这让我感觉你的方法本质上非常以人为中心，高度关注倾听其他领导者的想法，同时努力将他们团结成一个合作的群体（ your approach is fundamentally a human one that is very focused on enabling and listening to other leaders and then working together as a group）。
能否谈谈你在推动这种复杂历史局势变化的过程中，对领导力的认识和经验？
Jared：首先，你需要认识到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普通人。我认为我有这种认识，可能是因为我的两位主要导师教会了我许多。第一位是我的父亲，我从他经营企业的方式中学到了如何通过以身作则来领导。他让人们看到，他不会要求别人做超过他自己努力的事情（he wouldn't ask people to work harder than he worked），并明确指出目标在哪里以及如何实现。
第二位是特朗普总统，他的管理方式也让我大受启发。他的方法非常不拘一格，但也极具成效。
我敬佩我岳父（特朗普总统）的一点是，他敢于直面艰难挑战。例如，中东问题是多数领导人可能会低调处理的问题，但他却直接面对。无论是中东问题，还是朝鲜问题，他都选择主动出击，而不是回避。我喜欢他这种不畏挑战的态度。
关于中东领导人，当我接手时，局势非常混乱，他们对伊朗若继续沿着现有轨迹发展会产生的后果感到担忧。他们逐渐意识到，以往采取的许多传统策略可能并不完全正确。
因此，这也成为一种新的认识的开端：我们需要一个经济计划，需要为人们带来希望和机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赖更多的压制手段（ we needed an economic project and we needed to give our people hope and opportunity instead of just holding them back with more of a repressive nature）。
阿拉伯之春可以被看作一个转折点，领导人意识到如果不给人民希望和机会，他们可能会爆发。相反，他们需要专注于经济，而不是极端主义。这种认识成为我们认为有更好机会的基础。由于他们目睹了过去模式的失败，他们对新的做事方法更加开放（they'd seen the failure in the previous model, there was more open mindedness to the new approach）。
那时，沙特的副王储（现任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登场。他是一位前商人，对如何让他的国家进步怀有雄心壮志。卡塔尔的新埃米尔（Emir）塔米姆（Tamim）以及我紧密合作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也有意将他们的国家带向现代化，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因此，人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我们还有更大的潜力。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一切都将功亏一篑。与此同时，政治家普遍对改变现状感到害怕，因为他们习惯于现状，并能清楚地指出其不足，但变革会带来风险。如果改变现状，可能会引发不确定性，而他们知道如何在现有状态下生存，却不确定能否在新状态中存活。
因此，我们的努力集中在找出可以接受的范式上（a lot of what we tried to do was figure out how to identify what the paradigms were that would be acceptable）。在某些情况下，特朗普总统直接打破现状，迫使人们尝试新的状态（he would just eliminate the status quo and then force people to try different status quo's）。
然后我们与他们合作，研究如何创造更好的现状，同时避免最坏的可能性。一旦推动变革的动机形成，我发现领导人们往往能展现出极大的勇气（once you create that impetus for change, then I found that leaders had a lot of courage in order to get there）。
这些中东领导人中的许多人确实对他们希望为社会实现的目标有着明确的愿景，但他们不得不克服许多传统障碍。我所能做的是作为他们的倾诉对象，以一种可信赖的方式支持他们（what I was able to do was to be a sounding board for them in a trusting way）。他们知道，如果我们的谈话内容泄露，他们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如果他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发生改变，他们需要从一个强有力的立场出发，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迅速进行（if your policy has been one thing for such a long time,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change that policy. You want to do it with an element of surprise, and you want to do it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因此，我认为，通过与他们建立信任，理解他们的真实愿望，并与他们合作逐步改变局势，这是我们能够实现许多成果的关键所在（building trust with them, understanding what their true desires were, and then work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m on how they could migrate their situations was a very critical element of what we were able to accomplish）。
地缘政治格局
The Geopolitical Map
Patrick：我今天还想问许多关于政府与世界各国商业社区关系的问题，以及双方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的经验教训。既然如此，我得从一个问题开始。我们今天谈话的时间很特别，是在阿萨德（Assad）被逐出大马士革的第二天。作为一个时间点，我很想听听你对目前地缘政治格局的看法，也就是 2024 年 12 月的这个阶段。形势变化得如此之快，我知道这些问题可能很快就会过时，但考虑到你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厚经验，我很想知道你认为当今最重要和有趣的要素是什么（what you think are those most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elements today）？
Jared：我认为目前有几个关键要素。随着特朗普总统的回归，全球似乎对能够再次拥有真正的领导力感到兴奋。大家知道特朗普的第二任期（Trump 2.0）将与第一次不同。他对所有问题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会像上次那样有过多的适应阶段。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在政府的各个领域都非常出色。
我开玩笑地对苏珊说，我非常羡慕她能有这么多优秀的团队成员。很显然，他们能够做出非凡的成绩。我认为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首要任务是保护国家安全，尤其是边境安全。上一届政府在任期结束时成功实现了边境安全，而拜登政府取消了我们所有的努力，导致了当前的灾难局面。因此，保护国土安全是重中之重，我相信很快就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在我参与政府工作时，有朋友告诉我，“你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You'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因为我负责修建边境墙，并研究如何加强边境安全。当时，一些纽约的朋友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但我认为公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现在，人们更加广泛地理解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这不仅关乎国家安全，还能防止人口贩运（human trafficking）的发生。许多被带过来的女性遭受虐待，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迅速解决。
在地缘政治方面，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显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当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会对全球安全造成风险。因此，需要尽快解决这一冲突。同时，这也能阻止俄罗斯在其他地区搞小动作。叙利亚的倒台削弱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一些影响力。
但如果你考虑伊朗的问题，过去六个月特别是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其他地区采取的行动，伊朗的实力受到了大幅削弱。我认为当前还有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伊朗的问题上次在特朗普总统卸任时基本已经解决了，因为他实施的制裁使伊朗几乎破产。然而，拜登团队担心全球油价问题，于是停止执行制裁。伊朗因此出售了超过 1500 亿美元的石油，这使他们重新充实了国库，并且从那时起再次开始铀浓缩（enriching uranium）活动。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如果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得到解决，我认为伊朗的问题会变得更易于处理。你希望把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联系起来，这在特朗普总统卸任时几乎已经准备就绪。很遗憾，在过去几年里这没有实现。但我相信，如果由特朗普总统主导，他能够很快将其实现。
然后还有中美之间的大问题，中美关系显然涉及贸易问题（ trade issues），但也有一些全球竞争的问题需要解决。我认为有些领域允许我们进行竞争，而在一些利益交叠的领域，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合作，可能会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there's some areas where if America and China overlaps and cooperates, there could be big benefits）。我认为，世界总体上已经对冲突感到疲惫（the world generally is tired from conflict）。整个世界都能从一个专注于内部建设的十年中受益，各国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专注于人工智能（I think the whole world could benefit from a decade of rebuilding where people focus internally on building their countries and their societies. And their infrastructure and their economies focus on AI）。如果这些问题能在正确的框架下迅速解决，我认为可能会迎来一个惊人的繁荣时代，只要领导得当。
Patrick：如果一切顺利，各种问题都按照最理想的方向解决，你个人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全球繁荣局面？哪些因素在你看来是至关重要的？
Jared：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这非常关键。有时当这些体系失衡时，会导致国家之间不必要的紧张关系。因此，首要任务是为全球制定一套规则，并确保所有国家都遵守（creating a set of rules for the world that everyone's going to follow and that they actually do follow,）。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促进合作。人们应该专注于共同利益，而不是重提过去的问题。这些战争以及对弹药的投资并没有真正惠及公民。如果我们能将这些资金和精力重新分配，让年轻人参与到生产性活动中，比如构建产品、创办企业，从而推动人类进步，这才是更好的框架。
但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it takes a strong leader）。我在华盛顿时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妥协没有太多支持者。这些冲突往往非常激烈。当埃隆·马斯克提出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时，他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事实上，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领导者并结束冲突，就需要找到妥协点，从而使冲突得以平息（you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create compromises so that these conflicts can end）。从总体上看，这些冲突并不利于世界。我认为解决它们将为所有人带来巨大的好处。
Patrick：“公平”（fair）是一个关键且重要的词。你认为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当今互联的世界和经济中，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是公平？
Jared： 我认为公平意味着所有人都遵守同一套规则和原则。在全球贸易领域，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任期中与中国的很多工作就是为了让他们承认自己没有遵守现有规则。
你可以选择直接惩罚，比如加征关税（我们确实做了），但还有更多工作需要完成。最终，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愿望是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他相信，只要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美国的产业就能够超越全球并表现得非常出色。顺便说一下，他并不希望其它国家表现不好，他只是希望美国表现得更好，同时其它国家也能取得进步。
建立 Affinity （亲合力资本）
Building Affinity
Patrick：过去几年里，你主要从事投资工作。我很想听你详细讲述 Affinity 的发展历程，以及你在战略、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的思考是如何逐步成型和改进的。也许最合适的开场方式是，请你介绍一下我们该如何看待 Affinity Capital 亲合力资本这家公司？它是谁，它的设计目的是什么，以及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Jared: 我们之前谈到了我在纽约房地产行业的经历，也提到了我们在科技公司和其它领域的投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从一个困难时期起步，之后经历了大约七年的辉煌时期，公司成长迅速，我也很享受那段时间。然后，我被引向了政府工作，这同样非常令人兴奋。
2015 年，我陪同我的岳父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走访，亲眼看到他在全国各地所见的现状，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启发。我感受到国家对变革的渴望。于是，我参与了竞选，与他密切合作，随后受他启发进入华盛顿，着手解决一些非常艰难的问题。
作为一名商人进入政府，我发现如果能从商业的角度看待全球问题，可以创造出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结果。离开政府后，我更加理解了世界，接触到全球趋势，并了解了各地的商业运作方式（I was exposed to all these global trends, the way that business was done in different places）。
当我从事商业工作时，我将一家区域性公司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企业。但后来我意识到，将商业经验与对地缘政治和全球趋势的理解相结合，并将这种视角带入商业世界，会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冒险。将我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积累的经验融入全球商业领域，可以打造一家非常独特的公司。
因此，我决定尝试做一些我认为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将传统的商业和投资专长与地缘政治及战略规划的专长相结合（ I set out to do something that I didn't think had been done before, where I was combining different expertise, both traditional business and investing expertise, along with geopolitical and navigation expertise）。这家公司的核心是我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对全球趋势的深刻理解（at the core of it was really our ability to do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and understanding global trends）。这就是我尝试建立事业的基础。
我想建立一家与我的价值观和兴趣相一致的公司。第一条原则是：始终保持好奇心，去学习世界上不同的事物，并试图从最基本的角度理解事物（Always be curious, learn about the different things in the world and try to learn about things from a very base perspective）。在白宫工作期间，我发现信息存在着大量的不对称（a lot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我身处世界上被报道最多的建筑物中，但他们写的大部分内容却并不准确。
我觉得商业媒体中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所以，如果你亲自与人们交流并了解他们的工作，你就能发现一些被低估的机会。因此，保持好奇心，对你寻找的东西采取非常实证的态度（be very empirical in what you look for）。寻找那些与传统思维不同的领域（look for areas where you see things that the conventional thinking is different）。
努力建立信任（Work to build trust）。我认为，获得信任是我在之前两段职业生涯中成功的关键，无论是在房地产业务还是政府工作中。如果你能成为 CEO 和公司信任的人，他们会愿意与你分享他们的梦想和挑战。如果你能与他们头脑风暴，而且不会将信息泄露给媒体，同时还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创意、解决方案甚至人脉，这会让你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注重协作，与其他公司合作。我们的大多数交易都是与其他公司合作完成的。我一直说，Affinity 不与任何人竞争，而是与所有人协作并相辅相成（ with Affinity that we're competitive to no one, but collaborative with everyone and complimentary）。因此，我们与所有顶级公司合作，共同投资。他们带来了我们没有的技能，而我们则带来了他们所欠缺的技能和关系。正如我们喜欢说的，希望一加一能等于十一（ one plus one hopefully equals eleven）。
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尽量成为付出者、问题解决者以及合作者。我认为，这些是我作为基础价值观带给公司的不同元素。我们开始探索全球市场。那是在 2021 年，但当时的世界与我预期的稍有不同。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起步，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件正确的事（ it took us a while to get started and that turned out to be a great thing）。
我认为我们的投资者特别欣赏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投资方式上的耐心态度。起初，我们主要是做优先股投资（preferred equity deals）。那时候市场上的价格非常疯狂。2021 年，有很多朋友，他们在投资上赚了数十亿美元，经常邀请我参与他们的共同投资。他们会跟我解释说，“Jared，这次交易的估值是 15 倍营收，而不是 20 倍营收。” 而我的反应是：“什么是营收倍数（What the hell's a revenue multiple）？”
当时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观点完全错误，只是觉得自己可能还没有赶上现代投资方式的节奏。但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很快就出现了调整。随着市场转变，大家的关注点迅速集中到避免投资那些现金流为负的公司上。但随后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公司，虽然它们技术上是现金流为负，但增长速度非常快。
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投资，可以帮助这些公司实现盈利化转型。而事实上，这些投资成为了我们在这个领域中最成功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与我们最初的投资理念非常契合：寻找能够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平台型公司，致力于长期价值投资（we basically are looking for global platforms, global problem solvers, and looking for companies that we think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over the long term and that we can be long-term investor）。
我坚信，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在推动世界繁荣和进步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在政府工作时，我就意识到，政府可以制定政策，但仅靠政策无法带来繁荣或进步。需要私营部门介入，创造就业、建立公司，并执行那些对社会提升至关重要的业务（You need the private sector to come in and to figure out how to create the jobs, create the companies, and execute the different businesses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order to lift society）。
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些基本思考（the foundational thinking）。我们组建了一支非常独特的团队，进行了许多独特的投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极具智力上的刺激（ it's been intellectually very stimulating），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对目前所取得的成果，我感到非常自豪。
寻找全球投资机会
Finding Global Opportunities
Patrick：你曾跟我分享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全球约有 1 万家上市公司，它们的运作都非常高效，以盈利为目标作为北极星。然而，全球却有 250 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运作普遍效率较低，其核心目标也各不相同，未必是以盈利为导向。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有趣的机会：理解国家之间的差异，再结合企业的有效运作模式，去发现并打造独特的投资机会。这种理念显然与我接触的大多数投资者的认知不同（therein lies an interesting opportunity to sort of understand the latter and then work with the former to find and build uniqu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which certainly is unique relative to most investors I talk to）。
或许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更为直观。我知道你在墨西哥进行了一项重要投资，耗时很长。能不能以此为例，说明这种结合主权国家的支持、商业实体、全球化视角的人才（this blend between sovereign nations, businesses, people going global and your unique experience），以及你的独特经验如何促成了一笔其他人可能无法完成的投资？
Jared：这个项目目前正处于最后阶段，所以我不能透露所有细节，但可以大致说明一下。我们已经为这项投资努力了大约 18 个月，这是在墨西哥一家领先的基础设施公司进行的一笔参与型优先股投资（doing a participating preferred equity investment）。我们的投资逻辑是，墨西哥正在受益于供应链近岸化（the near shoring）。显然，COVID 疫情期间制造业供应链遭遇了巨大冲击。美国希望更多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能靠近本土生产，而不是远在亚洲。
通过减少运输成本、提高可靠性，这种模式可以带来成本节约。但为了实现这一点，墨西哥的基础设施还远远落后，无法应对涌入该国的大量投资。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一家优秀的公司和一个出色的赞助商。现在，我们正处于最终的投资阶段。
至于特朗普总统的政策重点，例如遏制移民和削弱贩毒集团的势力，我认为这些从长远来看对墨西哥经济是利好的。如果双方能合作，这会进一步强化墨西哥经济；但如果合作不顺，经济可能会受到巨大冲击。所以这是一个当前的风险点。
我认为，墨西哥是一个很多企业已经撤离的市场，但这里仍然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对美国来说，拥有一个强大的墨西哥符合我们的利益。一个弱势经济将导致更多非法移民涌向北方。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加强南部边境管理，让繁荣流入墨西哥。通过建立平衡的贸易关系——正如我们在 USMCA（美墨加协议）中尝试推动的那样——如果两国能协作，经济上会形成互补。
Patrick：像这样的交易，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正常的尽职调查过程中，你会和公司、客户、行业专家等沟通。这种投资可能需要你与各种人群接触，有很多活动部件需要确保投资的非对称性（a good asymmetric investment）。你能分享一下，在这样的投资风格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Jared：我不会称之为“最难”，反而认为这是最有趣的部分之一。我的一位合伙人 Luis Videgaray，曾是墨西哥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我们一起谈判了 USMCA 贸易协定。之后，他去了 MIT 担任 AI 教授，现在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帮助我们推进 AI 相关工作。他在全球经济方面有非常深厚的知识，是一位经济学博士。
团队中还有 Kevin Hassett，他即将成为特朗普总统的国家经济顾问。通过这些经济顾问，我们可以分析宏观经济趋势，并评估各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在政府工作时，我曾参与过一个最有趣的项目：为巴勒斯坦制定商业计划。我们研究了二战后所有有工业计划的经济体，例如新加坡、韩国、日本、波兰和乌克兰。波兰和乌克兰的计划非常相似，但波兰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乌克兰受困于腐败。
因此，政府的改革和政策能否为私营部门创造正确的激励，是决定国家走向的关键。在 Affinity，我们将视野放眼全球。这使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面对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时，有能力寻找其它符合投资目标的市场，并且比其他人预先看到这些国家是否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
鉴于我认为拜登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有时并不完全理性，例如过度的监管、更倾向于社会和环境目标而非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那些政策与我们投资的产品更契合的市场（we would look for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where we thought the policy aligned with the products that we were investing in）。
一个例子是我们选择了巴西。在巴西，有两个因素促使我们进行了一项投资。我们与 Mubadala 合作，购买了所有当地的汉堡王和 Popeyes 门店。随后，我们又从破产清算中买下了赛百味和星巴克。在那个时候，我们之所以能以如此有吸引力的价格买下这些资产，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疫情后，大多数门店都在商场内，而商场关闭导致现金流大幅下降，公司估值远低于我们预期的未来价值。其次，巴西的利率从约 2% 飙升至 14%，这使得许多投资者撤离了这个国家。我们仔细考虑了从投资到退出期间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并采用了非常保守的估算。然而，我们依然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些产品的表现将符合巴西的经济趋势。
我们几乎没有使用杠杆。我们的购买价格仅为现金流的 5 倍出头。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是一项能够持续复利增长的投资。而且现在随着这些现金流的涌入，我们可以将资金分配到不同的产品中，要么回购门店，要么投资于新建门店。
这项业务模式虽然没有太多创新，但有趣的是，我曾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少数具有 AI 护城河的公司之一。而负责这笔交易的同事指出，公司管理层实际上利用 AI、摄像头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将食物浪费减少了 35%，这直接提升了公司的利润率。因此，即便是这样的公司，我们也找到了应用 AI 的方式，这非常有趣。所以，我们并不害怕进入巴西市场。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成为一项非常出色的投资。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对以色列进行了一项重大投资。这是在夏季、北方战争爆发前完成的。我们投资了一家名为 Phoenix 的公司，购买了其 4.9% 的股份，并获得了一个固定价格的期权，价格为 37.5 谢克尔。目前该股价已超过 50 谢克尔，我们又购买了额外的 4.9%，未来将持有这家公司 10% 的股份。
在以色列，这家公司可以说是顶级蓝筹股。当时，我们认为以色列市场被严重低估，主要是因为全球对以色列的普遍负面情绪。但以色列的经济非常强劲且具有韧性。这家公司非常优秀。从市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北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高，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即便如此，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情况导致其交易价格非常有吸引力，这给了我们一个入手的机会。从那以后，这项投资的价值增长了很多。
Patrick：在这三个投资案例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关于不确定环境和变化中价格错配的机会。这让我很好奇，关于你的新兴市场投资理念，尤其是在你涉足房地产之前。
你曾开玩笑说：“什么是 20 倍营收倍数？”房地产的资产定价显然非常不同。
Jared：房地产需要现金流。如果没有现金流，你就无法支付贷款，也无法支付账单。
贾里德的投资原则
Jared's Investing Principles
Patrick：是的，我们的朋友亚历克斯·斯隆（Alex Sloane）有一个枕头，上面写着：“幸福就是正向自由现金流（happiness is positive, free cash flow）。” 你花了大量时间帮助你哥哥乔希建立了 Thrive，他现在可能是世界上与房地产完全相反的投资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主要专注于快速成长的科技公司。听起来，Affinity 正在形成一种融合了你从不同经历中学到的各种要素的新投资风格(the style that's emerging at Affinity is probably ingredients from all these different things that you've learned in your own new unique recipe)。
我很好奇，在你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体验后，如何总结出你的投资哲学？当然，这还包括你在政府的经历。这种哲学听起来相当独特。我听到了一些价值投资的痕迹，比如关注错误定价，同时也看到你关注重要国家中的大趋势。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投资哲学，特别是它如何从这些多样化的背景中形成？
Jared：首先，我的投资哲学仍在不断演变。做投资最酷的地方之一就是，它与我在华盛顿的经历非常相似。当时我会大量阅读那些在我之前成功的投资者的经验。你可以接触到很多非常富有且成功的人，他们会参加像你这样的播客节目，写书，分享他们的秘诀，告诉你他们为何成功，你可以从中学习。
当我刚开始创业时，雷·达里奥（Ray Dalio）给了我一个非常棒的建议。他问我：“贾里德，你的投资原则是什么（what are your investing principles）？” 我当时回答说，我其实没有专门把它们写下来。于是他说：“每当你评估一个交易时，开始想一想这个交易吸引你的地方和不吸引你的地方，并把它们写下来。”
最终，我们在Affinity总结出了自己的投资框架。我们有九条投资原则，但前四条是核心原则：
1. 大趋势
我们寻找宏观层面的重大趋势（big macro trends）。我从房地产投资中学到，比如我可以买新泽西的一栋办公楼，也可以买纽约的一栋办公楼。买纽约的会赚得更多，尽管工作量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市场环境更好。因此，我们会寻找那些能够推动多个行业增长的宏观趋势。
2.团队
我们希望支持优秀的人才和团队。我最近与另一位投资者交流，他告诉我，如果他们需要告诉管理层如何运营公司，那就不值得投资。所以，投资于杰出的人才和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我们不提供任何帮助，他们也应该能够做得很好。当然，我们的目标是能增加价值，但这是次要的。
3.护城河
我们寻找拥有护城河或结构性优势的业务。这些企业通过努力创造了独特的竞争角度，这使得它们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能表现良好。
4.为何是我们？
这是我们最近加入的一条原则。投资机会很多，但我们要问，为什么是我们来做这笔投资，而不是别人（why are we doing this investment versus somebody else）？全球每年的 GDP 超过 100 万亿美元，而我们的基金并不算大。我们每年只需投资大约 10 亿美元，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挑剔地选择投向哪里以及与谁合作。
其余的原则包括我们是否有合适的保护机制、价格、治理，以及我们是否能增加价值等。但这四条是核心，它们帮助我们框定投资方向，同时保持灵活性，因为环境总是在变化。比如，我们对 AI 的看法就和一年前大不相同。一年前我们认为 AI 是个大机会，但并不一定具有投资价值，而现在显然不同了（We thought it was a big opportunity a year ago, but it wasn't as investable necessarily as it is today）。
我们还与其他公司合作，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最兴奋的领域，并共同投资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成长潜力的机会。
Patrick：在投资领域存在一种光谱，你提到特朗普在务实主义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光谱（this spectrum for Trump between pragmatism and ideology），这让我想到一种有趣的风格差异。有些人偏向光谱的一端，有些人则居于中间或另一端。你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光谱中的位置？你是更偏向务实，依据当下情况做出最佳判断，还是更倾向于一种固定的世界观和框架（a more fixed view of how things are, how things should be）？
你是否认为这种划分可以描述你的风格——以务实态度面对世界的需求并通过投资解决问题？
Jared：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谦逊。要不断重新审视自己的假设，问自己昨天的信念是否依然适用。我最近读到一句很棒的话，有人说：“我不会为我的信念而牺牲，因为我的信念可能是错的（I wouldn't die for my beliefs because my beliefs might be wrong）。” 我经常反思自己过去曾经相信的事情。
当我进入华盛顿时，我经常对周围的人感到羡慕，因为他们似乎对所有事情都充满自信，而我并没有这种感觉。有些我深入研究过的领域让我充满信心，但我总是努力挑战自己的强烈信念，确保没有遗漏什么，这是非常关键的。
作为一名投资者，还有一个有点奇怪但非常实用的规则。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一年前对我说过：在做投资决策之前，留意自己的直觉感受（think about how you feel in your stomach before you make an investment）。然后，无论结果是超出预期、低于预期，还是与预期一致，你总能在决策前通过直觉感受到一些信号。
在过去四年中，我运营自己的公司，按照我想要的方向前进。我的经验是，当我犯错时，往往是因为做出决策的速度比我准备好的速度更快（when I've made decisions quicker than I was ready to make decisions）。所以现在，我变得非常有纪律性（ I'm tremendously disciplined ）。如果我对一个决策没有足够的把握，或者感觉它的概率是 50-50 或 60-40，我会尽量推迟决策。
从投资角度看，我们每年会评估上百甚至上千个项目。通过明确我们的关注点以及不关注的内容，可以更快地筛选出不合适的机会。
构建关系和信任
Building Relationships and Trust
Patrick：书中有一段提到特勤局称你为“机械师”（the mechanic），这真是个有趣的绰号。背后的故事是你总是在幕后解决问题。在政府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想你选择了保持低调。
你谈到过很多次，确保与全球对手们的对话中从不泄密（making sure nothing ever leaked in the conversations you were having with your counterparties around the world）。你为自己保持安静而感到自豪。我觉得很有趣，你曾提到你有特朗普家族中最低的支持率，仅为 10%。但即使如此，仍然有 3000 万人认可你所做的事情。
Jared：那是在我接受采访或发表任何言论之前。所以我很惊讶居然有 10% 的人喜欢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时没有理由喜欢我，我什么都没说。
Patrick：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似乎是一个主题，尤其是在政府工作期间，还有你书中提到的一些其他故事里。你愿意长期保持沉默，倾听、学习、了解情况，弄清楚人们的需求，然后开始制造解决方案，像个“机械师”一样（to sort of listen and learn and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figure out what people want, and then start to manufacture, to be a mechanic, to start coming up with solutions）。
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 Affinity 的最佳交易，是制造出来的，还是被动获得的（How much do you think today so far in Affinity, the best deals you've done have been manufactured versus received）？有时我会想到这个交易流程：是去寻找交易完成它们，还是通过插手去塑造周围的世界，从而获得交易（or there's deals that come because you insert yourself and start to shape the world around you）？
Jared：我认为严格来说，一切都是“制造”出来的，因为你把自己置于能够接收机会的位置（I think everything by definition is manufactured because you put yourself in the positions to receive things）。这是你创建的系统设计的一部分，让人们主动向你展示机会（that's part of the system design that you create, that things are being shown to you.）。我会说，过去一年半我们达到了惊人的步伐，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确切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并且能够将这一点传递给外界（we really feel like we know what we're looking for and we're able to project that to the world）。
我们建立了大量的关系和信任。我们现在看到的机会的质量非常高，这也可能与市场变得更好有关。而且我认为，通过在早期非常谨慎，避免早早失败离场，我们赢得了合作伙伴的信任，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可信度背书。
我们的目标是每年做出三次正确的决策。你会经历很多会议，去很多地方，分析很多事情，观察趋势，阅读很多资料，认识很多人。但最终，成功的关键是每年做出三次正确的决策（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 be successful, I have to make three good decisions a year）。这种简化实际上减轻了实现目标的压力。
当你从这个层面思考时，你会明白：一切都是围绕如何让自己处于能够做出最佳决策的环境中，并确保这些决策基于最佳机会（how do I put myself in the position to make the best decisions possible and to be making those decisions on the best opportunities possible）。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你几乎需要创造一个“反向真空”（reverse vacuum），向人们清晰地解释你在做什么、你是谁、你在寻找什么、你能够带来的价值，以及与你合作对他们来说有哪些好处。这过程花了一些时间，但我们最终成功实现了这一点。现在我们看到的机会非常惊人，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Patrick：在理想状态下，你希望所有最好的合作方在有事情时都能想起你并联系你。你希望这种“信号”最终是什么样的？
Jared：我认为这正在自然发生。与我们合作的人有很好的体验，他们意识到我们不会占用他们很多时间（people who work with us have good experience with us），我们能很快给出答案。当我们作为交易中的合作伙伴时，如果他们面临独特的问题或机会，他们会联系到我们，而我们通常能够找到解决方法。
Patrick：这种效果显然会不断积累产生复利，变得越来越显著。你认为这种声誉主要来源于你和团队独特的经验、关系网络，还是因为你们具备 “机械师” 式的解决问题能力？你希望这种声誉成为 Affinity 的核心标志之一吗？
Jared：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常被扔进深水区（I was thrown into a pool in the deep end），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应对复杂问题。但我成功地解决了很多问题，结果是，工作越好，任务也越多（then the reward for work is more work）。命运似乎总是把我扔进更多的“深水区”，我总能找到出路，并在各项努力中取得卓越成绩。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这种自信让我能够选择自己想要挑战的事情，并寻找那些值得花费时间的、有个人意义的挑战。更多的人也逐渐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出色的合作伙伴，这可以通过当前的交易流体现出来，这是未来表现的指标。最终，我们将根据基金的回报率来被客观评价。我相信，如果我们以最佳方式执行，可以通过整合这些不同的要素取得卓越回报。
“曲速行动” 计划
Operation Warp Speed
Patrick：我想深入了解你在处理艰难局势时的技能。我们谈过一些情境，还可以谈更多。你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在书中有一句非常棒的话，是你父亲对你说的。他说：“跑上坡时，不要看坡顶，只看脚下（when you're running up a hill, to not look up the hill, just look at your feet）。”不知为何，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你的特点。你似乎特别擅长专注于脚下的每一步。你能否分享更多？在面对最棘手的问题时，你采取了什么步骤？你的日常是怎样的？有哪些重复的做法能帮助你度过难关？我想问的是，你的“脚步”是什么（What are the footsteps）？
Jared：每种情况都不尽相同。你提到的那个故事是在我的书里写的。那是我 17 岁时和父亲一起为马拉松训练的经历。我们在中央公园北端的一个坡上，我记得很艰难。父亲对我说：“人生中遇到大的挑战时，不要抬头看山顶，只看脚下，一步一步走。很快，你就会到达山顶。”
这句话后来对我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非常有帮助，不仅仅是跑步中的挑战。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白宫面对新冠疫情时，那可能是我们面对过的最困难的挑战之一。那时，情况极其严峻，因为全世界都依赖我们，而失败的后果就是有人会因此丧命。
我们当时的处境是政府对当前的事态完全没有准备。疾控中心（CDC）的检测出了很多问题，人们都说，如果你们无法解决这些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就会有人死亡。我常说，解决问题的三个基本限制是：第一，想象力（imagination）；第二，资金（money）；第三，现实（gravity）。
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尽最大努力发挥想象力。因为在那样的危机时刻，政府基本上有无限的资金，而最大的限制来自现实——你需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制造实体物品，以满足新的需求，否则将对人们的生命造成直接影响。
我弟弟也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我联系了一些最聪明的朋友，我们召集了亚当·波勒、纳特·特纳、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和阿德米拉尔·吉罗尔（Admiral Giroir）这些人，大家几乎是扎营在白宫里，开始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奇迹般地，我们比预想的更快地找到了解决方案。
Patrick：你在书中写到，新冠疫情初期的那段时间，包括操作飞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是你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两段时间之一。能否具体谈谈那段经历？挑一个最具压力的时刻，分享一下你当时一步步走过来的方法。给我们设定一下场景：当时发生了什么？你如何获取信息？然后你和团队做了什么来推进进展？
Jared：每天都有更多的问题涌现。我记得副总统第一天让我参与到任务小组时，我们在情报室讨论检测。他问我：“贾里德，你怎么看？我们应该传递怎样的信息？”我回答：“恕我直言，先生，你们的问题不是信息传递的问题，而是事实的问题（you don't have a messaging problem. You have a fact problem）。”
我们当时迅速跳入行动，找出所需的元素、现有的供应，迅速建立清单并以快速节奏推进。我们基本上把所有官僚程序排除在外，尽快做出决策。
有一个关键时刻推动了飞速行动的成功。当时大约晚上 10 点，肯·格里芬（Ken Griffin）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贾里德，如果你手头有几种处于三期试验的疫苗，最好的投资是同时开始制造它们。如果其中一种成功，你将在生产上领先六个月的提前量。”
当时，我还在努力解决口罩和检测的问题，所以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件事，但我把它记在了心里。那时我们正在建立检测系统，并且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我们召集团队，找到所有必要的物资，开始推进工作。我们想到一个主意：如何将所有的检测点设在 CVS、Walgreens、沃尔玛 等连锁店？因为这些店铺遍布各个社区，也许我们可以让它们协助完成检测，通过私营部门实现目标。
于是我们开始直接联系这些公司的 CEO。他们说：“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危机。只要需要我们站出来，尽管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计划在四五天内，从零开始建立约 400 个检测点。他们都来到白宫与我们一起商讨。有一天，其中一位 CEO 提议说：“我们能否不在店内进行检测，改到停车场？因为我们不想让人们以为感染 COVID 的患者都在进我们的商店。”
我们答应了这个提议。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于是我们决定将检测点移到停车场。卫生部的医疗团队全力以赴推进这项工作。然而，其中一位 CEO 又问：“政府能否提供某种责任豁免？”我回答说：“你们要明白，我没有权力给你们这样的豁免。我只是需要你们来做这件事。” 他的回应是：“那么我们退出。”
但沃尔玛的 Doug McMillon 表态说：“如果这是国家的需求，我们就去做。我们承担这个责任。”他的表态似乎让其他人感到些许压力，最后大家都同意继续推进。差不多 48 小时内，我们找到了让 FDA 批准检测的办法，确定了检测点的位置，有了人力支持，还建立了分发机制。
然而，就在一切看起来很顺利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Brad Smith 和 Giroir 海军上将在一个周六下午来到我办公室。当时我们感觉很好，因为真的以为局势得到了控制。但他们告诉我：“我们有个问题。” 我问：“什么问题？” 他们回答：“全国只有 120 万个拭子（We have 1.2 million swabs in the country）。” 我问：“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说：“这意味着我们只能设立 37 个检测点。”
我简直不敢相信， 现在的瓶颈竟然是缺少最基础的棉签。后来，我们发现意大利的一家工厂还有库存，于是派军方的 C-17 运输机迅速将这些物资运回美国。我们竭尽全力获取所需物资，但供应链问题确实是个巨大的限制。
从那时起，我意识到， 最大的瓶颈往往是那些最不起眼的低成本物资。后来，Ken Griffin 给我打电话，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购买或生产任何可能需要的疫苗相关物资。我们很早就开始了这项工作，这让我们比其他国家有了明显优势。
最终，这一系列努力促成了“曲速行动”计划（Warp Speed）的诞生。我们与军方合作，解决生产问题。最难的部分是决定投入 120 亿美元生产疫苗，每种疫苗耗资 20 亿美元。关键问题是，押注哪些疫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基本上在寻找能为我们领导这项工作的人。我们有四个最终候选人。只有一个人在面试时说他们能在一年内完成。最后我们选择了 Dr. Moncef Slaoui 来领导这项工作。他是当时疫苗研发领域的权威，声称如果没有干扰，他可以在一年内完成疫苗研发，而其他专家预测需要两到三年。他成功地证明了自己是对的。
“曲速行动”计划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我们在 FDA 和 NIH 的严格要求下达成所有安全标准，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完成了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但随着拜登政府的疫苗政策开始强制化，这一切变得更有争议。我们最初的目标是为想要接种的人提供疫苗，并优先分配给高风险群体。
回顾这段经历， 我感到非常自豪。这一切的成果，都是因为我们面对问题时一步步找到了解决办法。如果我们当时浪费时间恐慌或者自怜自艾（if we spent time being panicked or focused on feeling bad for ourselves），这一切都不会实现。
关于官僚主义与政府工作
On Bureaucracy and Working in Government
Patrick：杰夫·贝佐斯提出的“两个披萨够一个团队吃”（the two-pizza team）理念非常令人惊叹。如果一个团队需要超过两份披萨才能喂饱，那就开始变得难以高效完成工作。小团队往往能够取得更多进展。你讲述的故事，以及书中提到的许多内容，常常都是少数几个人密切合作完成任务的例子。这种团队沟通层次少，专注于完成工作（There's not a lot of layer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y're just trying to get things done）。
大选后让人最兴奋的领域之一是政府效率部门（DOGE）。当然，埃隆·马斯克深度参与了这个项目，还有他在 Twitter（现为 X）解雇 80% 员工的著名故事，但平台运转基本如常。这个问题源于你提到“官僚主义”(bureaucracy)这个词。
我很好奇，在你的经验中，官僚主义是否有好的一面？如果有，它何时有用？你如何看待在下一届政府中，以高效方式推动事务发展？同时，关于普遍的臃肿和官僚作风，这种负面含义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官僚主义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吗？还是我们需要更广泛地采用“双披萨心态”，以便在大项目中实现持续的实质性进展？
Jared: 我相信一定有官僚主义有益的例子。对于政府来说……我的发现是，很多职业公务员实际上是非常出色的人。但问题在于，他们往往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被赋予实现目标的权力。没有人会因为削减成本或提高效率而获得奖励（nobody gets prizes for cutting costs or for trying to create more efficiency）。
因此，这种激励机制加上对可能导致问题或干扰的事情的高度风险厌恶，使得几乎没有人愿意承担困难的挑战。我认为，埃隆和 Vivek 在 DOGE 中将发现的低效程度会远超埃隆在 X 中看到的。而且，他们通过广泛的公众支持推动政府运行更加高效，我相信这将带来巨大的斗争，同时也会有巨大的发现。
他们的公开透明的方式，会让更多人意识到我们政府运转得多么低效。这是一个勇敢的尝试。坦率地说，只有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与众不同的总统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布什和里根执政期间，也曾经有过效率委员会的先例，但那些通常由“正统”人士通过“正统”流程提出“正统”建议（by proper people who did proper processes and then made proper recommendations）。
而这次，我感觉将会是更游击战式（guerrilla-style）的尝试。这将揭示许多有趣的东西，我相信，从长远来看，这对国家的好处将是非同寻常的。如果看看阿根廷的 Milei 所做的事情，那是迄今为止最令人兴奋的转型之一。我认为美国还没到阿根廷那样的糟糕程度，但应用同样的原则清理、简化和精简我们的政府，重新审视联邦体系的目标，以及它随着时间推移所变成的样子……这可能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净化”，让我们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that could lead to a revolutionary cleansing for our country that will make our economy, will make our citizens just way better off）。
当然，他们肯定会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就说明他们没有全力以赴寻找每一个低效的地方。但这也体现了一种企业家的心态。在商业中，我们因冒险而受到奖励。无论是我创办公司还是支持一个创业者，我都希望专注于那些可能失败的事情，因为我们有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政府中，目标却是尽量不失败，因此人们通常不愿承担有雄心的项目，也不像私营部门那样受到赞誉。
我非常喜欢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一个特点，也认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会比第一届强 100 倍，那就是特朗普是一名实用主义的商人，他带着很多企业家进入了华盛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想激励私营部门的人士去尽他们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能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利用我成功的经验，避免我的错误，并把成功的事情扩大十倍（10x the things that worked well）。
我看到很多高素质的人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人们谈到进入政府工作的财务牺牲，我会对他们说：“你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工作，挣得比以前少，而且获得的认可也更少。你愿意吗？”很多人热爱这个国家，心怀感激，于是愿意去做。
但最大的个人牺牲是这种工作会变得无所不包，将你从孩子和家人身边夺走（the biggest personal sacrifice people make is just the way it becomes all-encompassing and it takes you away from your children and your family）。因此，我对那些现在愿意挺身而出加入政府的人怀有无尽的感激和敬意。我认为这将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团队，他们将在未来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Patrick：你有过任何休息时间吗？我想到了政府工作的两极化。一方面，政府工作常被认为是朝九晚四的悠闲工作，比如邮政工作，虽然不想批评它，但显然不是最辛苦的工作。而听你描述你在政府中的工作时，感觉它从未停下来过。
听起来这更像是一种王者运动，而非普通工作，甚至比增长最快的企业还要疯狂和紧张。这是你的真实体验吗？如果将你在政府中的四年与纯商业中最紧张的四年相比，这两种工作在强度、需要的专注时间以及工作感受上有什么异同？
Jared：这是全力以赴或完全不干的选择（It's 100 or zero）。首先，我的工作和责任包括一些固定职责，但大部分时间，我的工作是处理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或独特的机会。因为我为我的岳父工作，我不希望他失败，所以经常深入到那些出问题的地方，试图让事情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全球范围内总是存在无尽的问题，总有事情在争夺你的时间。而且，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工作。有一次，大约在第二年中，他问我关于约翰·凯利（John Kelly）的状况：“你觉得他累了吗？”我回答：“先生，我们都累了，只有您不累。”
他全天候工作，是我见过精力最充沛的人之一（He just works 24-7. He's got more energy than anyone I've ever worked with）。他显著提高了政府的运转节奏。我觉得这次，他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加自信。他将拥有一支优秀的团队。因此，这将是一场全天候、不间断的变革努力（it's going to be really around the clock, nonstop effort towards bringing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当时我的工作确实是 24 小时不停歇的。我错过了与孩子们相处的很多时间，为此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我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这在很多方面是一次绝对非凡的经历。然而，在我现在的商业工作中，我仍然非常努力，但可以优先考虑与孩子共度的时间。我每天早上为他们做早餐。
他们早上 6:40 离开家，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能抽时间陪伴他们，晚上如果我不出差，也能和他们一起共度时光。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奢侈品，而在政府工作时，我无法享受到这份特权。而且，当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我能全心全意陪伴他们（when I'm with them, I'm able to be present with them），这是我在政府工作期间无法做到的事情。
下篇，未完待续。
播客收听链接：
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6PmvhvcBIiVcAJVEjBYJTJ?si=BzqhKebeT6a4OCL-cAYnag&t=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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