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15日，36氪WAVES新浪潮2024大会在北京郎园station·仓酷顺利举办。WAVES是浪潮的意思，也正是当下年轻人勇于追梦，敢于创造精神的缩影。此次WAVES大会聚焦四大板块：理想与现实、科技与人文、探索与深耕、传统与变革，每一个板块都指向年轻人关注的热议话题。都说人生是旷野，但是实践发现人生更像是海面，时而风平浪静、波光粼粼，时而巨浪滔天、风浪不止。Waver们没有在浪潮中随波逐流，而是靠自己的力量迎浪而上。
36氪作为一家和创投行业共同成长起来的商业媒体，一直和那些年轻的血脉一起探索边界、洞察未来。此次峰会，我们聚焦于创投，但又不止步于创投，我们和不同领域的人一起谈感想，和不同年龄的人聊未来，共创多元场景下的创投party，打造商界独一无二的视听盛宴。
在Day2上午，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 李丰、九合创投创始人 王啸、红杉中国合伙人 张涵 、蓝驰创投管理合伙人 朱天宇、金沙江联合资本主管合伙人 潘晓峰围绕“底气与信心”进行了探讨。本场圆桌由暗涌Waves主笔陈之琰主持。
圆桌现场照片
以下是圆桌速记，经36氪编辑：
陈之琰：欢迎大家第二天来到WAVES大会，这场的主题是“底气和信心”，今天大家可以感受到非常多的挑战和艰难、问号，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怎样拥有它，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圆桌找到答案。先请各位介绍一下自己，以及咱们的机构和主要的投资方向。
李丰：我是峰瑞资本的李丰，我们主要做中早期的投资，方向包括生物科技、工业科技、ToC的消费及互联网。过去几年，我们的投资节奏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疫情放开后，从起伏跌宕的2023年至今，我们平均每个月投资1.5-2个项目，方向占比上可能稍微多了一点点科技。
王啸：我是九合创投创始人王啸，我们投了近300家公司，80%以上都是公司第一轮、第二轮的股东。过去两年，我们的出手频次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一直保持自己的投资节奏，每年二三十个新项目，再加上老项目的复投。赛道方面，过去两年增加了人工智能方面的布局，我们在新能源、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制造方面也都有布局，拓展了比较多的赛道。
张涵：我是红杉中国的合伙人张涵，主要负责红杉中国的早期和极早期投资，也是红杉中国种子基金的负责人之一。红杉种子基金成立六年，聚焦在科技、医疗、消费三大方向上。从过去的这两年到三年，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前沿科技的变迁，虽然大的趋势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一些主题也出现了更替或者方向更加深入。
朱天宇：我是蓝驰创投管理合伙人朱天宇。蓝驰创投管理规模超过150亿人民币，投资方向以硬科技为主，最近两年投AI项目多一些。硬科技我们会在更底层的技术栈、功率半导体和光学材料方面更加关注。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主题，AI+3D交互+机器人的三浪叠加的机会，这背后所有的发展脉络都在关注。
潘晓峰：我是金沙江联合资本的潘晓峰，我们过去15年一直在硬科技领域做早期投资。这几年比较多的变化，主要在调整，看技术演进、市场环境、项目退出、二级市场等等。过去几年都在不停的调整我们的打法过程中，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未来具体怎么做的答案。
另外一个变化，我们在疫情期间，拓展到了生物医药领域。还有个比较大的变化是投资团队更多的时间，可能花在投后管理和退出，这个比重在逐渐加强。
陈之琰：感谢几位的回答。刚刚听下来，发现大家都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赛道拓展了点，这是还在坚持早期的体现。大家在赛道上有变化，但在轮次上还是聚焦早期阶段。投资行业有一种说法，愿意投早期VC阶段，甚至更以前的投资人是这个行业里最乐观的人，所谓只有乐观者才能做VC。那现在这样一个极具挑战的环境中，各位还在继续做早期投资，当中的乐观心态从哪里来的？
第一个问题，各位怎么看当下的早期投资环境，大家觉得最享受的其中机会在哪里，最想克服的挑战又是哪一些？
张涵：做早期，特别是极早期投资，确实需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第一点，极早期投资人关注的都是科技领域最前沿的一些苗头，假以时日，它们有可能会改变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和创业者一起，帮助他们想象和实践，探索技术到底可以给衣食住行、各行各业带来怎样的改变，这是我们天生的一个特质。另外一点，从一个技术变成一款产品，整个研发周期也好，去构建它的商业化过程也好，相对来说是比较漫长的。短的可能一两年，长的可能三五年，甚至更久。为什么说早期投资可以穿越周期，也就是这个原因——早期的风险比较大，创业团队的能力和经验可能不是很足，作为投资人，我们投后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解决这类问题。总体来说，我们的心态上一直保持乐观。即使当前市场环境有起伏变化，但我们依然去努力寻找下一个时代的趋势，因此也就能够更好地穿越周期。
现阶段，我们希望创业者在保持一个长远思维方式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强化自己技术转化、商业化的能力。在当前环境下，更快地把产品化和商业化做好，创业者的成熟度更高，还是会非常受投资人青睐的。
朱天宇：信心乐观从何而来，可以非常理性地回答，也可以非常感性地回答。从理性角度来说，我们做早期投资其实都是关注一些长期的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尤其是长期看技术变革中的一些确定性，因为最终还原到经济学上，这是结构性的变化。那可能性在哪里呢？我们长期关注这样的方向时，对一些新的东西、一些长期可能带来变化的东西总是有一些底层的相信。而且这个也在我们之前的周期中得到了相当的正反馈。
像刚才张涵总说的，我们天天跟这些最乐观的创业者打交道，因为他们在前沿，他们需要比我们拥有更强大、更乐观的力量在第一线探索不确定性。我们每天被这样的人环抱感染，被他们所激励，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幸运。但从另外的感性的角度来说，其实就像我们经常自己说的一句话：《兄弟连》有一句台词，我们是伞兵，我们注定就是要被包围。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这是连长和他们说的一句话。我们早期的VC就是要承担不确定性，就是要有乐观和信心对抗不确定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算未来有很多不确定，但这个世界总是在发展和变化，技术都在不断地往前走，我们前半场得到了充足的正反馈，无论是精神和物质上都有回报，这也算是我们之前得到的一些正反馈、我们愿意让自己坚持下去的一个来源。
陈之琰：朱总发言豪气万丈，潘总怎么看？
潘晓峰：早期投资本身就是面对高不确定性、高风险，投资本身是个低胜率，高赔率的游戏，天然的要求你敢上这个牌桌，敢下这个赔率就得有非常乐观的心态。创业型的企业家不是没有看到风险，而是看到了更多的风险隐藏下的机会。机会给他带来的正向激励，会激励着他克服一定的不确定性。作为早期的投资人也是一样，要长期坚持做一个早期投资人，是需要有一个正反馈的机制来激励的。我从开始做创投到现在二十年的时间，其实经历过一些波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创业企业家，所以非常的有信心，觉得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投资，出手很快很猛很大。但在五六年以后，一系列的挫折，当时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错了，我们30%-40%的项目在一年左右都死了，但坚持第十年的时候，才发现可能你的成功率就在于那5%-10%的项目，但那确确实实无论是从回报还是从产业的发展角度，你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功能，这是一种激励。
当下的苦是不需要多说的，所有人都在面对突变的环境，我们要保持信心。我们要乐观，要有信心，因为我们手里还有牌，我们还有资产，这是最强大的继续坚持的责任和义务。信心来自于责任，我们是管理者，我们在管理投资人的钱，我们要助力企业家成长，我们不能掉链子。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法国人说我们是为爱情而死，美国人说我们为自由而死，俄罗斯人说为民族而死，而中国人举着牌子写着两个字“活着”，因为我们都要活着，所以必须得有信心。
陈之琰：丰总怎么看现在的环境、希望以及挑战。
李丰：环境肯定总有各种不如人意的地方。抽象来看，早期投资的机会和挑战可能是这样的。在整个金融版图里，早期投资是最小的资产类别，因为涉及到的钱最少。过去大概一年里，从2023年6月的国常会到今年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小的金融资产类别在这么高级别的国家会议上居然连续被提到三四次，这应该是之前没有过的。
虽然这个资产类别很小，但是国家重视。你说这是好事吗？肯定是好事，但是也是挑战。一个挑战是，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件事。也是因为被格外关注，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解读和说法。比如，最近有个词“耐心资本”，我还赶紧看了一下我们自己是否是耐心资本。国家鼓励耐心资本，本质上说明我们的经济结构到了需要尽力来鼓励创新的节点，不然这么小的金融资产类别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
从我的从业经历来看，早期投资本质上投的全是变化，因为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投。在没变化的时候，小企业不可能比得过大企业。只有一个行业、方向、技术，或者说模式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转向时，小公司才有机会，我们才有机会通过做早期投资和支持创业公司，最终赚到钱。
如果在十年以前投了跟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任何创新，今天可能都赚钱。这就是变化，变化的快慢和大小跟它涉及到的经济要素有很大关系。早期投资投惯了的移动互联网，就创造出了很多不同维度的、快的变化。因为有消费者总量的迁移，有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设备的变化；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诞生了海量的新数据，以及很多轻资产的商业模式。回过头来看新能源汽车，过去十年它也有很多的变化，但和移动互联网相比不太一样。因为新能源车所需要的经济要素和移动互联网不同，毕竟它和制造业相关，要有场地、厂房、设备、材料、工人、生产、卖出去的过程。
早期投资的范式发生改变，这是今天大家共同面临的局面，尽管大家在赛道上有不同的偏向。如果要说信心，我的结论很简单：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也许纷繁复杂、跌宕起伏，但如果你从不同维度来分析历史，几乎今天所有的现象和答案在历史里都有。当然，你把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主题——“别回头 向前看”上看也是对的，即使你从所有历史中抽象出来了对于今天的答案，希望仍然都在未来。
王啸：科技对社会的推动变化，受上层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本质上技术的步伐是沿着自己的逻辑在走的，其实周期对技术发展的影响没有想象中的大。我们都是偏早期的投资机构，好处就是投的比较早，估值相对低，而且基金周期相对比较长，所以更能扛住周期和价格的变化。大家的状态也都不差。在座的机构还保持活跃是因为募资没有大的问题，早期投资的门槛在提高，留下来还有“子弹”的投资人反而更好做投资了，因为竞争少，能抵御外部市场环境带来的压力。所以我不认为这几年做早期投资特别难，门槛提高了以后，整个早期投资在经历出清的过程。人工智能等领域有很多的创业机会，所以创业依然沿着科技发展的路径向前发展，虽然更难，但躬身入局的都是更有决心的创业者。投资标的变少了，但创业的成功率不一定下降，导致了这些年随着时代的变化，很有可能投的项目准确率反而提高了，即使能力没有变，你的成功率有可能反向提高。估值方面，因为市场的原因，估值有所下降，而且早期的投资相对比较灵活，退出路径更灵活，比如卖老股、早期并购，也可以通过IPO退出。总结而言，路径灵活，早期估值比较低，周期相对比较长，行业进行了一次出清，导致我们的状态并不差。我们天然就是乐观者，而且早期投资本来就不容易，现在只是更难了一点，但又怎样，我们接着往前走就好了。
陈之琰：感谢几位的回答，刚刚从几位的回答中可以发现一个共性，大家都是非常从容淡定。因为心里有希望，相信明天总是会比今天更好，可能才会有心里的淡定。
刚才谈很多关于未来和希望的事情，我们可能接下来要谈谈更现实的问题。几位刚才提到退出，市场有一种观点认为早期机构不需要谈退出，但从今天想要募的更好来说，可能还是得退的更好才能实现募的更好这一点。现在很多的现实主义的GP会觉得投的好不如退的好，从创投在中国诞生到现在来说，退出管理是最近两年听的最多的，大家都在谈怎么做退出管理，这在PE阶段的投资机构来说谈的更多，早期机构的很多人现在也说做退出管理。退出的事情早期机构怎么做，大家用什么态度看到早期机构的问题？
潘晓峰：投的好不如退的好，没有投怎么退的好。我们做投资的人经常说做时间的朋友，但时间可能也是我们无法克服的最大的敌人。基金是有期限的，这是个明确的限制。我从以前做美元开始，后来转过来做人民币，有四五年时间都不太适应。从投资的时点来说，美元基金是从颠覆性的技术开始投资，当我们做第一期人民币基金的时候，认为只是换了一个口袋摸钱而已，我们的打法还是按照美元，美元基金周期本身就长，后面非常具有弹性，也就是说我们延期各方面会很顺利，主要的也就是回头看资产。
但人民币到第七年想谈延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资金的结构发生着变化，更多的导向国资和国资背景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募投管退，“退”本身是非常难的事情。我们的二级不能谈了，大家已经把它跟国足相提并论，我们整体的并购也不成熟，确实非常有挑战。但不能说难就不做了，相对以前做较长周期的美元基金的时候，我们现在必须更加主动、更早、更积极的做这些退出的动作。我非常反对早期投资做对赌，我不是没有尝试过，前面的十年从来没有这样的条款，后来做人民币也裹挟着做一些，但从数据上说，实际上有对赌条款，会对企业的伤害更大。我们以前做美元是做正向激励的对赌，这是好事，就是达到了什么目标，就给更多的激励，而不是说达不到的时候要退钱。到哪里退钱呢，我们就不是银行，我们如果干贷款的活儿，是没有出路的，也没有数据，更没有所谓的机构。当下的环境非常错配或者说错乱，从政策的角度说，可以上国常会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也认为这是做不好的一件事，拼命的鼓励，协会也在鼓励的出各种政策，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在鼓励，投早投小，要有耐心资本。有耐心的人没有资本，有资本的人没有耐心，有资本的人可能心都不在这里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在错配的环境里，通过多元化和属地化的策略，把创业者、资方和管理方放在一个盘子里往前推进。
不谈退出的管理机构一定是在耍流氓，努力了不一定马上有结果，但如果不努力就肯定不会有好结果。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目前可能超过1/3的时间在抓退出，越困难的时候，越需要坚持，手里现在的牌不打好，未来是没有机会的。
李丰：潘总说的特别实在。我在内部说，今天从LP评价GP来看，差不多50%看投资能力，30%看退出管理状况，剩下的20%是看大家的基因是否匹配，比如方向、阶段，以及逻辑。现在的情况是，国家既然重视风险投资、耐心资本，也提出了很多号召，也许需要有一些不同层面的政策支持措施，来推动投早、投小、投科技，以及耐心资本这些概念的落地。打个比方，如果鼓励资本长期持有，真的有耐心，可以出台一些财务、税务政策的激励。
王啸：不管是早期基金还是后期基金，本质上都是金融资产，挣钱能力、周期以及回报率是衡量金融资产的核心标准，没有之一。我们很看重投后管理和退出，我们在五六年前从基金层面开始管理退出节奏，从退10%，到20%、30%、40%，退太早也不行，而且我们以前跟互联网大厂比较熟悉，给被投企业对接了不少互联网大厂的并购机会。并购是很好的退出渠道，不一定要等上市，企业上市了以后，很多时候市值会降低，退出管理是基金的闭环关键能力之一。检验投的好不好，核心的标准就是能否有好的退出，比帐面估值的数据更重要。
早期投资不能太着急，保持退出和投资之间节奏的平衡是关键点。退出渠道很多元化，不一定都是IPO。我认为在基金里保持多元化的资本结构，对基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选择。我们过去的这些年，一直保持市场化资本占比较高的比例。我们对创业者都是鼓励性的，这件事本来就很难，谁都不能保证创业一定成功，钱一定可以赚回来，这不容易，特别是早期创业。对创业者的包容，从LP端到GP端，到整个社会的包容，这是创业环境变好的核心本质。我们追求回报，但也不能把这件事变成债权。如果早期投资真的变成了债权，对中国VC科技行业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陈之琰：今年有很多的讨论关于债权的问题，包括早期投资是否应该追求分红的这些话题也是投资行业非常热的话题。
张涵：红杉是全站式的投资机构，从初创期，早期到成长期，我们都可以支持。对于投资人来说，从投资一个项目的同时，就要开始考虑如何退出。在我们日常的投后管理方面，我们要让投资团队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市场变化、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主动去评估什么时候是一个应该退出的时间段，是否应该积极地寻求退出，我们对此也设立了一些正向激励的机制。
每个投资人都希望自己投的企业永远往前走，走得更快、更远，而退出时间点是个相当主观的选择，放长远来看不见得一定是正确的判断，因此我们的内部管理对退出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期待。我们从基金的这个大平台角度来说，有两三个部门是专门可以帮助项目组得到资本市场更广泛的资源以及潜在合作方，一起评估退出机会。
退出的一个难点在于如何与创始人达成共识，共同处理好和创业者的伙伴关系。其实早期投资人跟创业者走的时间最久，有的情况下帮助公司找到一个好的股东退出或者并购的机会，这对于投资人和创业者可能都是好事。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大家重视起来，逐渐地提升退出能力。
朱天宇：这个话题很重要，很复杂，但前面各位嘉宾都覆盖了。我特别同意刚才潘总说的，首先是管理合伙人自己精力分配的重心问题。刚才张涵总说也在做机制，甚至是组织上的调整和设计，也要做一些正向激励和安排。这不是单个项目的能力，而是整个系统的能力，多元化的退出方式。除了IPO以外，如果手里的资产质量足够优秀，可以撬动其他的社会资源，包含一些地方有这样的诉求的时候，也可以创造一些退出机会。当我们用一个组织和集体的力量想这个问题、破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下而上也会涌现出不少新的想法。像刚才李丰总分享的，LP也看你到底在这块的能力体现了多少的比例。
我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持仓成本的问题，尤其是人民币的资产。如果可以做一些调整，其实会让我们在长期持有的过程中更有耐心，不然会变成一个逆向的选择。因为我们要考虑持仓的成本，所以要更好的退出，可能要调整对创始人的策略、画像等等。它可能和我们原来追求一个更加极致的颠覆性的技术可以带来颠覆性的突破、更大的影响力的组合有点不一样。如果有更正向的政策引导，会让这个行业有更多的积极产出。
陈之琰：感谢各位的回答，其实刚刚大家讲了很多挺掏心窝子的话是怎样退出，从重视的程度和各种工具支持这件事，包括作为早期机构怎样面对创始人聊退出这件事，当中有很多的艺术的点存在。
这两年我们聊一些投资人，其实发现大家不爱谈风口了，风口这个词已经挺长时间没有听到过了，大家也不谈非共识了，好像投早投小投科技这个已经是大家的思维定式。但我想各位都愿意承认早期的投资是挣不确定的钱，就是非共识的钱。我想这一点，从原理上来说是没有变化的。接下来的问题想问各位嘉宾，你们还相信非共识吗？以及在未来的投资阶段中，您所关注的行业当中，有哪一些是您觉得还没有形成共识，是在共识之前的这样一个机会阶段？
王啸：共识的达成需要时间，达成之前一定存在非共识的阶段。我认为非共识一直存在，特别是早期的基金，一定是在共识达成之前完成投资，才会获取更好的收益。当共识达成了以后，也分很多的层面，这个公司未来营收很高是一种共识，这个技术很有效也是一种共识。投资机构要在不同层面的非共识达成之前进行投资，这件事永远不会变。有人说现在风口少了，因为现在确实市场上资金少了，没有大的风，也就没有风口了，本质说是资金流动性的问题导致风口的减少。除了大模型方向以外，别的方向的投资都相对克制，与大环境有关。我认为还是应该在非共识之前，以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形成对项目的判断，这也是早期投资的必经之路，道路没有变，只是表现的形态变了而已。
陈之琰：从具体赛道上，未来有比较看好的或者说大家还不太知道的秘密武器吗？
王啸：整个市场的信息是比较拉通的，只是你认为这件事有没有机会做成。我们在大模型取得突破以后，先投的是大模型相关的应用。很多人以为大模型可以把所有的应用通吃掉，因为它的能力在提升，随着它规模的扩大，可能所有事情都可以做，我认为这件事不太容易实现。因为每一个应用都有自身的特点、用户群和使用的习惯，我不认为可以利用一个通用的大模型全部解决。所以当其他机构投大模型的时候，我们投了大模型相关的应用。当其他人开始投大模型相关应用的时候，我们认为大模型的能力可以进入行业。To B并不是不挣钱，大模型本身就是生产力，如果生产力提高了很多，肯定会有营收，这就是非共识。
张涵：非共识在所有时刻都存在。共识本质上是市场上一些阶段性的整体总结和反馈。但产生共识的同时，可能又产生了下一波的非共识。当你总结出过去发生了什么，预测下个阶段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一定会有多种多样的看法，这其中非共识也应运而生。
拿电动车来说，大家普遍认为现在整个市场非常卷，竞争很激烈，短期内新机会比较少，形成了所谓的共识。非共识就是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寻找下一阶段的机会在哪里。电动车产业巨大，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因为之前的一些成绩和积累，已经在某些方面比较领先了，但我们并非在所有细分领域里都做到了最好，我们还有机会再做里面更多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否把中国的市场能力拓展到全球，比如为什么海外品牌的车没有使用我们的技术呢？这些机会在所谓的现阶段的共识里看不到的，在共识里寻求非共识，这是大机会面前不要错失你认为所谓的小机会，未来它们也可能会变成大机会。
陈之琰：张总提到了汽车出海相关的话题，更具体的赛道上有没有未来您认为应该有机会的赛道，或者说细分的领域？
张涵：比如电动车热管理系统，这个东西是之前没有的，海外的汽车行业巨头也没有。当电动车行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大家发现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热管理系统来进一步提高电动车的效率。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创业公司率先进行了实践，形成了领先的、具有先发优势的细分领域。
朱天宇：非常需要非共识。我一直坚信，只有多元化的VC才能支持多元化的创新，就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作为资源分配者的投资者，你的看法不一样，其实才会支撑起非常繁荣的创新生态，这其实就是之前大家研究硅谷为什么这么繁荣的一个很重要归因。因为每个人最后掌握的信息量不一样，每个人的知识储备和自己思维方式不一样，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所以最后对一些创新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恰恰是多样化的考虑支持了多元化的创新，比如说AI，大家对你是开源还是闭源、是模型优先还是应用优先，对数据的重要性、场景的重要性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但因为不一样，如果说在资本相对充裕的情况下，会让大家在各个方向上的探索都可以得到支撑，就会长出很多的东西。五年、十年往回看不是单点的创新支撑起了整个大东西，而是这么多方方面面的创新交织在一起撑起来，每一个点都需要被支撑，这是创新环境带来大的创新结果，一个系统性生态级的结果，非常需要非共识。我们作为早期投资每天不再是训练什么、追求什么，而是我们希望找到的年轻人也是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视角看问题，看这个世界。
我们比较坚信的对未来的三浪叠加的可能性，AI+3D交互+机器人如果细品放在一起，现在都已经呈现出来了，包括苹果最近一系列的动作，有人不断探索新的可穿戴设备，除了眼镜以外也有很多别的形态探索，就是获取空间计算的数据。空间计算数据其实对现在语言模型的下一步发展是非常有大的帮助，需要新的数据，对这个世界新的认知才能有新的执行能力，就像机器人这样。这三个东西互相叠加在一起，这是自己花时间最多的方向。另一方面，任何有中国比较优势的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汽车是非常典型的，这是已经被资源支持激励了二十年养出来非常好的行业，包括之前的光伏等等。有中国比较优势的行业带来新的机会是什么，全球范围内来看，这会使得把原来所谓的国产替代，升级为以国产替代为切入点为契机的。最后能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那些行业是什么，机会在哪，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潘晓峰：对大的领域方向性很容易形成共识。过去十几年做早期投资机构，我认为难点是如何看人和入场时机，有的时候投的太早，过于乐观。但在这个标的的选择和时机的选择上，其实存在着非常强的非共识。人工智能和能源是我坚定看好的方向。
李丰：早期投资这个行业挺特别的，基本上共识都是比较短的、阶段性的，也就是所谓有热度和有泡沫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很难形成集中的共识，也就是没有具体热点的时候。
今天大家都讨论AI和大模型，但是回过头看，这是AI的第一次泡沫吗？肯定不是。短暂的能记起来的共识，大概是2014年-2015年大家在AI上投了自动驾驶，然后2017年-2018年底，因为数据中台这类概念，大家集中投了强化学习和神经网络，这是当时的AI热点。2020年前后很多人投了AI应用，今天因为大模型大家又投AI。当下已经是AI的第四次泡沫或者说共识了。
今天的问题很简单，这会是AI最后一次泡沫吗？肯定不是。这会是大模型唯一的一次泡沫吗？肯定也不是。如果你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轮AI和大模型的泡沫和热度会下去，肯定也有可能会再起来。在下去和再起来中间，比较长的过程都会是非共识的。此外，虽然都是AI，每一次的热点都不一样。十年前最热的AI自动驾驶，今天肯定不能说是如日中天。七八年以前的数据中台+AI，现在如日中天吗？也不能这么说。把时间轴拉长，非共识是会延续比较长时间的，共识是短期的热点。我们都容易过高地估计科技的短期效应，过低地估计科技的长期影响。
方向上，我们投一些有中国基础特色和中国优势、叠加科技变化这两件事结合的点。以AI芯片为例，我们投异构的，而非GPU架构的。具体到大模型，我们选择投一些应用，我比较喜欢投智能机器人的关键技术栈。
陈之琰：圆桌的主题是底气和信心，我们整场大会有一个主题叫“别回头 向前看”。投资人会被认为是未来的寓言家，非常聪明的人。大家对中国的早期投资以及自己的基金和机构信心的来源是什么？未来怎么继续保持这份底气与信心？
朱天宇：一个关键词是向内求。我们不能仅仅将风险资本视为一种金融资产类别。而是应该看到通过它能够参与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以及能够获得怎样的成就感。如果我们仅仅从资产的角度考虑VC的结果和反馈，可能会感到非常焦虑。而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个能够参与创造社会价值的途径，那么有大量的信心和力量可以积累起来。
潘晓峰：作为一个管理和投资的机构而言，我们的信心来源于手里的资产和承担的责任与使命。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应该坚定信念，好好活着。无论作为机构、作为创业者、还是作为我们投资人，我们都面临当下的问题，唯有信念才能让我们有信心，活着是我们最主要的信念。
李丰：答案都在历史里，希望都在未来。投资之余，我跟李翔一起在小宇宙、苹果Podcasts、喜马拉雅有个播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探讨到底怎么看待今天。我最近看了许倬云先生的十本书，其中有一本叫《世界何以至此》。你先回答，我们今天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如果今天是一个必经阶段，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才能比较容易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今天的纷繁复杂和跌宕起伏，以及该如何看待明天。答案历史都回答过了，希望都在未来，未来总会验证，这是我在今天跌宕起伏的环境中保持底气和信心的来源。
王啸：类似大模型在建立对世界的认知，我们也在建立一套稳定的对世界的认知，这是长期信心的来源。世界就是这样发展的，虽然短期有波动，长期依然会向前，所以我们会有长期的信心。短期的信心来自于我们投的优秀创业项目，看到他们一路的成长。如果短期的情绪和信心受到挫折，可以找优秀的创业者交流，长期信心和短期信心都可以建立。建立信心是做早期投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张涵：早期投资，尤其是天使投资老说一句话，投资投的是人。最大的信心来源是中国市场有这么多优秀的创业者。我认为这个创业者群体会越来越优秀，所以我想祝福那些在当下市场状况下，还愿意出来创业的创业者们，他们一定想得更清楚，通过自身的能力和努力，成功的机会也会变得更大。希望他们乐观自信，砥砺前行。
陈之琰：感谢各位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发言。这作为我们今天活动的开始特别合适，大家还是相信明天会更好，明天仍然有希望。放在地球维度看，人类的出现是晚上11点59分59秒的事情，人的历史也才刚刚开始。相信从中国的投资行业来说，站在早期阶段可能更能够感受到我们才刚刚开始。祝福各位未来能更好，未来机构可以办的更好，募的更好，投的更好，退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