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4件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的典型案例，明确了严惩非法偷拍黑色产业犯罪的司法态度。

在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案例中，犯罪人借住宿之机在客房内安装网购的监控设备以牟取非法利益。实践中，这些犯罪人往往以各种理由更换房间，在十几分钟内就将摄像头安装好了。那些不幸入住“中招”房间的客人，就成了被偷拍甚至被直播的对象。

“民宿变三级片现场，私密视频遭疯传”“每一张床，都可能是直播现场”——这些话当然有夸张成分，但非法偷拍现象的确频有发生，让出差和旅途中的人没有安全感。非法偷拍事件为何如此猖獗？法律如何规制针孔摄像头偷拍？法律能否有效遏制网络性剥削？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基本提示。

偷拍是指违背他人意愿，隐秘地拍摄他人行为或身体部位。这种拍摄，有违社会道德，当然应受到否定评价。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对隐私权的保护分为三个层面：在民事上需承担侵权责任、在行政上要被行政处罚、在刑事上也有可能要被判处相应刑罚。

从民事责任看，偷拍侵犯的大多是个人的身体隐私、性隐私，显然构成侵权，被害人有权要求偷拍的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偷拍后的散播行为将导致更大范围的伤害，该类行为属于隐私侵权的加重情节，而涉事宾馆如果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需要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

此类案件中，除了追究民事责任外，还可以追究行政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在实践中，如果被拍摄的视频未被传播或贩卖，警方一般会对偷拍者予以治安处罚。

此外，偷拍还有可能涉及多个刑法罪名。行为人非法使用偷拍设备窥探他人隐私，但未贩卖、传播的，如果相关设备经鉴定属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行为人将偷拍的内容贩卖、传播，则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比如，偷拍他人性行为并制作成视频文件，以贩卖、传播方式予以公开，不仅侵犯他人隐私，该偷拍视频公开后还具有描绘性行为，宣扬色情的客观属性，符合《刑法》关于“淫秽物品”的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偷拍者以公开被害人隐私照片、视频等方式侮辱被害人，应以侮辱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偷拍获取他人隐私，进而要挟他人以获取财物，构成犯罪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对偷拍的打击不可谓不重，但为何仍旧猖獗？当然是因为利益。偷拍市场的规模很大，背后所供养的生产者、销售者、偷拍者、视频易手者、发布网站等，形成了一个有分工有协作的黑色产业链。

但我们对非法偷拍摄录的预防和打击却很困难。因为装摄像头容易，查找的难度却很大。即使找到了摄像头，将其密码破解，也查到了摄像头上传的服务器的地址，然而服务器可能在国外，依然没有用。针对上述症结，2021年5月至8月，我国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摄像头偷窥黑色产业链集中治理，要求电商平台全面开展排查。警方也加大了对消费端的打击，压缩获利空间、增加围观风险，以期实现对偷拍的高压态势。

偷拍可以称之为一种网络性剥削。网络性剥削的犯罪类型繁多，但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观看需求和经济支持。在非法偷拍黑色产业链中，一些网民认为观看摄像头的直播内容不属于违法犯罪，或将责任归咎于被害人，认为被害人被偷拍是因其疏于防范或自愿为之，这些错误认识能够减轻行为人的罪责感，使他们能更心安理得地参与其中。“产销两旺”意味着既要打击“产”，也要打击“销”，如此才能有效地治理非法偷拍。

对于普通人而言，面对今天的偷拍设备，网上传授的防偷拍技术其实早已失效了，大部分人也不可能专门携带防偷拍探测仪出门。因此，治理偷拍现象，更需要法律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