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张梁的轮胎公司几乎每天都有人离职。离职员工主要是年轻人，但中年员工也在观望。

离职的原因是：公司一线员工的工资调整为按件计酬并且砍掉了所有加班。

张梁说：“年轻的工人主要靠加班提高收入，现在不让加班了，年轻人就走了。”

尽管知道结果如此，张梁仍不得不做出改变。今年下半年，橡胶价格飙升，下游价格却难涨，公司的利润空间被侵蚀殆尽。每多生产一条轮胎，公司就多一份亏损。

公司管理层曾核算过成本，如果直接停产公司亏损会更大，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产量、保持现金流，等待行情复苏。目前，公司轮胎的出货量从去年同期的约12万条/月降至约8万条/月。

但这也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员工了。

和当地同行交流时，张梁了解到，在行情波动中，不少制造业企业都会调整用工策略：比如有工厂会大批量利用职业院校的实习生来填补用工需求，另一家小型制造业企业则全部雇佣成本更低的中老年员工。

当产能不饱和、利润空间被压缩时，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开始想办法在用人上“降本增效”，包括但不限于降低工资或采取灵活用工的方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在其近期对江苏昆山工业企业的调研中发现，受订单需求下滑影响，今年没有出现以往旺季工人工资小幅度上涨的现象，许多工厂的工人工资甚至低于三年前的同期工资。

在此前的调研中，张丹丹还发现受出口订单的波动性、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提升等因素影响，“制造业零工化”趋势近两年大规模出现。

尽管“制造业零工化”趋势降低了工厂的用工成本，但此类被普遍采用的劳务外包方式也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保障能力。

张梁说：“如果行情迟迟不好转，工厂可能垮掉，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工厂的员工。员工其实是制造业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制造业积蓄的层层压力可能最先在用工环节迸发出来。”

降本增效，员工买单

张梁的公司曾获评当地的十佳优秀民营企业，但在层层压力传导下，今年公司遇到了麻烦。

在轮胎制造的各项成本中，天然橡胶占据超40%。从今年年初开始，天然橡胶价格从约1.1万元/吨逐步增至约1.8万元/吨，导致轮胎总体生产成本直接增加约40%，公司仅存的利润空间全部被吞没。

一开始，他试图就原材料快速上涨向地方政府部门求助，希望能获取相应补贴或者适当降低厂房租金，而地方政府给予的反馈是“此为市场行为，企业需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和措施。”

他还试图通过上调轮胎价格来缓解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但在10月份成品出厂价小幅上涨了3%—5%后，就再也无法进一步上涨。价格稍微一涨，下游经销商立刻反馈“再涨就卖不出去了”。

张梁说，近三十年，中国轮胎制造业产能供过于求，行业持续处于内卷状态，产能未能得到有效整合。

另一个侵蚀企业利润的原因是融资困难。因公司达不到向银行贷款的资质要求，张梁转而以供应链金融的形式，向下游一家大型国企融资。过去三年，张梁的企业从该国企获得了近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但同时也被迫签下了“霸王条款”。

首先，公司需向该国企支付高额贷款利息；其次，该国企要求拿走张梁公司约30%的净利润，且计算净利润的方式为轮胎销售价格减去该国企为张梁公司核算的制造成本。多数情况下，张梁公司的实际制造成本都高于该国企核算出的制造成本；第三，公司销售的轮胎需要优先售卖给该国企的下属子公司，然后再转手卖给相应客户。该国企子公司能借此增加营收并获取出口退税。

近三年，贷款利息叠加利润抽成，张梁已向该国企额外支付了6000余万元人民币。

今年，张梁试图暂停与该国企的贷款合作，转而向当地的另一家国企求助，而这家国企给出的借贷年化利率是15%。

张梁说：“现在两种合作方式就像两瓶毒药。为了获得贷款资金活下去，只能选择一瓶喝下去，”

多重压力叠加下，今年下半年，张梁的企业出现亏损。他只能利用降低工人工时的方法来倒逼工人主动离职，最终达到降低产能的结果。

另一家张梁熟悉的小型制造企业也正计划通过将原工人全部逐步更换为工资更低的中老年员工的方式，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

该举措的直接原因，是该小型制造企业近期收到了上游大客户提出“降低20%供货价”的要求。这家企业主要为当地一家大型民营线缆公司供应装电缆的卷盘，近几年，该大型民企不断要求这家小型制造企业降低供货价，否则就更换供应商。

“中式”解法

在订单下滑和利润下滑的双重压力下，一些企业“创造性地”摸索出兼顾企业正常运营和降低用工成本的方法。

近两年，李迪和同工业园区的企业愈发频繁地使用制造业零工。通常工厂的一个千万级订单能在两个月内完成，因为今年订单大量减少，一个订单完成后工人们无单可做，维持长期工的成本成为了企业的巨大压力。

因订单需求减少，与李迪同处一个工业园区的水表制造工厂的长期员工，从去年底的140余人降低至春节后的100人，而目前已降低至40人。遇到订单高峰，工厂就会启用制造业零工。

李迪企业的主营业务是电网设备研发和制造。以前，公司每年都能接到来自一家国企的分包合同。接到合同订单后，公司再将相关的零部件生产环节分包给不同下游企业，并最终在自己的工厂中完成设备组装、软件安装测试等步骤。

2018年，由于订单稳定性下降，李迪和同园区其他工厂管理者们在QQ群中形成了一个想法：各家企业可以根据项目生产进展来共享流水线工人。这些被“共享”的工人们通常只需经过一天的简单培训即可在不同工厂上岗，被安排的岗位一般是对产品质量不会产生致命影响的辅助性岗位，比如装配、收发货等。

随着对共享员工的需求不断扩大，当地直接催生了几家带领工人四处“奔走”的劳务公司。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中，制造业零工犹如多年前的“麦客”，被劳务公司带领着，在不同时节奔赴不同工厂，满足不同雇主的用工需求。因为工作更饱和，制造业零工的月薪一般会高于长期员工。

李迪以一支20人的工人团队为例，算了一笔账：如果用长期工，算上社保支出，一名工人每月的人力成本约为7000元，20人的团队一年用人成本约为168万元。但如果订单量只需要工厂运作半年时间，采用灵活用工的方式，即使制造业零工的用工成本上涨到每月1万元，用人成本仍可降低至120万元。

最近两年，李迪接到的分包合同价格被上游公司越压越低，绝大部分利润都已用于居间费（给促成业务中间人的报酬）。他说，公司目前的想法就是“死撑”着等待经济形势好转。只要能维持公司运转，即使分包订单没有利润可挣，公司也会想方设法去争取。

2024年11月初，在工厂订单持续萎缩的压力下，李迪奔赴北京，利用一切人脉关系寻找潜在订单，为此，他愿意拿出订单合同总金额的10%来当居间费。

李迪说：“订单量起伏越来越大，工厂没办法持续稳定生产，制造业企业也就不值得养全职员工。”

一些企业用“共享零工”实现降本，一些企业则将目光投向了大专生。

张梁说，大专院校应届生为了拿到毕业证，需要在企业实习三个月至一年不等。为此，许多制造工厂会大量招收职业院校的实习生。张梁发现，近两年，劳务公司会在学生实习周期内安排他们到多个工厂实习，以此来满足不同工厂的临时性用工需求。

据张梁了解，学校和劳务公司都会从实习学生的工资中抽成。一般学校每月会从每位学生的实习工资中抽取500元至1000元，劳务公司抽取得更多。每月学生实际到手的工资可能不到2000元，而工厂实际支付的远不止这些。

张梁说：“每年高职院校都会源源不断地向工厂提供更低价的劳动力，但学生对这种模式越来越不满。”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董保华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因实习生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一般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企业可以随时更换实习生而无需支付补偿金。

制造业零工化趋势加速

6月16日，张丹丹在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86期发表演讲时提到，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零工化趋势在过去十年已经悄然出现。受出口订单的波动性、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提升等因素影响，制造业零工化趋势近两年规模扩大。

根据大量实地调研数据，张丹丹推算，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聚地，派遣工占企业用工规模的比例可达三分之一，用工旺季可达三分之二。

2024年6月，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蓝领人才发展报告》也显示，当前企业在“降本增效”趋势下，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外包等灵活用工方式。智联招聘平台上的灵活用工岗位持续增长，今年二季度职位数比2019年同期增长35%。

某人力资源公司劳务外包业务负责人杜静介绍，由于制造业在人员招募方面困难重重，且受订单量的大幅波动致使企业难以大规模聘用长期员工等因素的影响，劳务外包领域已发展成为规模极为庞大的红海市场。劳务外包模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为制造业企业迅速招集数百名工人。如今，无论是大型的国央企，还是中小型的民营公司，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始采用劳务外包这种形式招工。

杜静表示，大量制造业企业选择劳务外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要把非核心的、辅助性的、季节性强的、不定期性生产的生产环节或是生产线外包出来，这样，企业就可以集中主要精力、人力和财力，从事核心业务或是增值大的业务，以实现企业运营效益的最大化。

杜静说：“长期雇用员工更注重企业薪资待遇、社会福利的合规性，相比之下，劳务外包工人最关注的问题是每天能获得多少收入，其次才是社保缴纳和工作环境。”

张丹丹提出，在就业市场变迁和零工化的背景下，应注重其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的新挑战，以及这种短期性的、高流动性的就业方式，可能对劳动者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挑战。

作为反映制造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2024年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时隔五个月后，重回荣枯线以上。这通常预示着宏观层面生产和需求的增加，企业信心有所恢复。而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们，仍在等待微观企业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