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极端天气变成大众不得不关注的议题。除了干旱、洪水有愈演愈烈之势之外，多省份的降水也打破了历史雨量的极值纪录。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与强度的陡增，使得气候议题不再是遥远的科学讨论，而是切实地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
极端天气的影响往往具有复合性和级联性，一个系统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后很可能会连锁反应。一场城市暴雨不仅会影响基础设施，还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公共卫生事件，甚至导致电力和能源系统故障。这给社会的正常运转带来了极大挑战。
气候变化具有滞后效应，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极端天气现象，是历史上过度碳排放的结果。我们的确已经越过了气候变化的临界点，即便立即停止排放，极端天气事件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频繁发生。这一现实情况要求我们在减缓排放的同时，必须重视适应工作的协同。在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下，不同区域、行业、个体，需要如何与自然共处？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气候风险项目”负责人刘君言长期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区域气候风险领域，在她看来，基础设施的更新是最直接的应对措施，但其需要高昂的经济和时间付出，在极端天气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平衡变得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急响应中的“人”的因素变得尤为重要，也成为提升韧性的关键。个体除了在面对极端天气时需要具有自我保护意识、能对经营活动积极调整之外，还可以进入更大的社群中，参与一些比自己更大的事情。
同时，刘君言也看到，在目前低碳转型推进的过程中，公平公正问题正在凸显。虽然中国尚未形成明确的气候公正转型制度框架，但一些行业和地区已经有了积极的尝试，这既给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经验，也为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Yi=YiMagazine
L=刘君言
Yi：过去这一年，在气候领域，你观察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L：极端天气不再是周期性波动出现，其强度和不确定性都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凸显。在过去这几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灾害这个词开始与气候变化紧密关联。
此外，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也开始凸显。此前，城市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较弱，但近年来气候灾害的频发，直接影响到人居环境，特别是城市区域。在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气候变化已对社会经济稳定带来负面冲击。此外，气候变化的直接风险和城市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比如高密度的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相结合，可能引发更为严峻的系统性危机。除了一、二线城市之外，更小的城镇则面临财政支撑不足、公共服务欠缺、风险管理能力较差等问题，灾害冲击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灾后恢复也面临更多挑战。
在政策方面，过去的气候应对方案更多侧重于减排，而在今年的COP29会议上，中国生态环境部强调了气候变化应对中“适应”的重要性。因为气候系统的滞后效应，即使我们立刻停止排放，极端天气仍将持续，若不加强韧性建设，采取恰当的适应措施，灾后修复过程中仍可能增加碳排放，造成健康、安全、经济方面的进一步损失。因此，减缓和适应工作的协同变得愈发重要。2022年，中国提出《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并在各级政府中逐步推进。
与此同时，公众的危机感和对气候变化的重视逐渐提升。相较于环境污染这类更可见的危害，此前气候变化的隐性特征使得公众意识的提升较慢，但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气候变化问题已变得更加显性，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显著提高。
Yi：城市如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在提高城市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韧性方面，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北京2021年的“8·16暴雨”之后，中国各城市的应急响应能力都有所提升。比如，预警的发布更加及时，市民在手机上就可以收到通知，可以选择灵活办公和错峰出行。对于可能出现积水的涵洞附近也都有专人值守。这种从人出发的灵活响应补充了基础设施的不足，提升了应对灾害的能力。
Yi：除了城市，农村地区有哪些适应的措施？
L：在采取气候应对行动时，关键在于能采取多元化的和因地制宜的方法，我们发现农业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领域。农业领域的应对方面非常分散，目前仍有政策缺口，且与城市相比，农村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财政支持。
在中国，90%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仍是小农户，这个群体“靠天吃饭”，他们在应对方面主体性很强，个人的应对行动甚至是经常跑在政策前面的，比如自发地调整种植资源和作业方法、开展日常的季节性变化观察等。
目前，宏观上的农业应对政策普遍都在讲技术，重要思路是通过对天气的监测来指导农作物种植的选择。但是，农业方面的适应想要进一步推进，需要从农业技术提升和农作物品种调整的范围中跳出，形成系统化的政策图谱和互相支持的体系网络，这其中涉及地方政府、农民、合作社和生态农业企业等不同主体。
Yi：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气候变化作为决策中的考量因素，企业应该怎么做，才能应对气候变化?
L：目前，气候变化变成了很多企业在做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企业需要综合考量气候因素对能源、生产成本乃至金融风险的影响。举个例子，前几年有很多铝企因为成本考虑迁移到了云南，因为云南的用电来源大多是水电，清洁能源相对便宜。但近几年云南出现了严重的旱情，导致水资源很紧张，水力发电受到影响，生产成本激增迫使企业考虑再次搬迁。
由此可见，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波及下游产业，甚至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如债务和银行贷款问题。此前，金融机构大多关注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转型风险，而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物理风险，研究投资等活动如何受气候本身的影响，例如房地产投资可能因区域气候变化而贬值。但目前要建立灾害级别与经济损失之间的直接关联仍然很困难。
Yi：面对气候变化的现状，普通人还可以做些什么？
L：在个人层面，过去我们提到气候行动，主要谈的是低碳出行、节水节电等，提倡个体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这肯定是积极正向的行动，但很容易让人感受到力不从心，因为个人微小的贡献和整体的排放量相比太微弱。但是在个人到社会的光谱上，还有很大范围的中间阶段，比如在社区和社群层面，个人可以参与一些比自己更大的事情。
个人既可以在物理的社群中去推动变化，比如识别脆弱人群和高风险基础设施，形成集体行动方案，也可以在特定兴趣或文化社群中开展活动，将自己的兴趣爱好、职业属性和气候行动相结合。比如，设计师和规划师可以用应对气候变化为背景，开展一些设计和规划，通过社群发挥出超出个体的影响力。
Yi：过去一年，你个人有关注特定的气候议题吗？
L：在COP29中，我会特别关注损失与损害（lost and damage）的议题。在全球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些小岛国，它们历史排放并不多但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这涉及全球气候变化中的公平和公正问题。
与之相关的，过去一年我也特别关注气候的公正转型的议题。这个议题在国际上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过去一年在国内开始被提及。公正转型主要讨论的是低碳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在气候治理进程中，往往伴随行业性萎缩、工作机会损失乃至地区经济发展困境，需要通过综合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措施来解决。
国际上公正转型有一些经典的例子，比如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实践，但是发达国家本身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我们有很大不同。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往往是一个产业支撑一个城市或省份的经济，因此产业转型时，就业结构的强绑定和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成为难题。比如新能源等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区域差异、技能要求等原因，新产业难以完全承接传统产业工人，这就给转型发展带来了挑战。
目前，中国并未制定明确的公正转型制度框架，但在持续推进能源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程中，煤炭、钢铁、水泥、煤电等行业已经面临就业、社会保障、城市发展等多重压力，也有了一些实践，这些行业的应对措施为制定公正转型政策积累了经验，比如山西省煤炭产业、山东省钢铁行业、湖北省汽车行业、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城市探索。中国目前在推进绿色低碳、公平公正转型中积累的经验也将为全球气候治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