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周缦卿 2024-11-27 09:01 北京
文 / 周缦卿
敢砍
“你跟条狗一样的”，王川觉得，自己命运的分岔好像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13岁那年，他在湖南C县读初中，班上同学这么骂他，在班级孤立他，就餐时，当着全班的面，拿鸡蛋砸他的脸。这一切没什么重要原因，只是王川本来学习不好，后来好了点，他们就看不惯他了。
王川读寄校，又不幸地分配到和欺负他的男孩们住一个寝室，在夜里，他无缘无故被打，他们一边打他一边问他：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吗？有次他刚洗完澡，一条甩棍“铛”地打在床边，混混问他，做了什么？王川说，我没做什么，还没说完，耳光就打过来。
到了白天，在教室，王川趴在课桌哭，哭了两节课。那时，王川是个一米七几的大个子，坐在班级后排，班主任看见他哭，什么都没说。有时候，王川也忍不住还个手，双方扭打在一起，班主任知道了，班主任说话了，对他们各自教育，“打架不好”，然后说，来吧，互相道个歉，握个手，就算和好啦！
这之后，王川在心里暗暗发誓，他要出去混，去认外面的哥哥，立志要出人头地。
当一个人下了某种决心后，命运好像就会有所安排。一次去KTV，在厕所门口，王川和赵有龙撞上了。王川不知道“赵有龙”（阿龙）这个名字在道上意味着什么，他是个愣头青，阿龙问什么，他就答什么。王川高高壮壮，看起来是能打样儿。总之，那晚之后，1999年出生的赵有龙收下了小他5岁的王川当小弟，阿龙说，以后有事报我名字，给我打电话，知道吗？
王川知道了，但回到学校，他仍然是被嘲笑的那一个，他说在外面也有哥哥了，同学不信，有几个“混混”更加看不惯他，撺了人要砍他，定好了学校后门约架。“混混”的砍刀藏在小卖铺的床下面，王川很着急，他手上是连把水果刀都没有，他不停地给他的阿龙哥打电话，直到阿龙哥开车来了校门口后，大家才确信王川是真的是有靠山了，那几个说要砍王川的“混混”同学，他们在外面认的哥哥是赵有龙小弟的小弟。打架就这样结束了。
晚上，回到寝室，他终于睡上了安稳觉。在学校，王川的名声也传开了。
此后的一个夜里，王川从酒吧的厕所出来，撞了人。那人搂着妹子，觉得不能输了面子，要打他。男人和朋友箍住王川的脖子，箍出了酒吧，互骂后，双方都说要砍死对方，随即两人约架C县某后山，那里没有监控。
王川打电话给阿龙哥，阿龙哥很快喊了十来个人，坐了两辆车过来。凌晨，车灯打在路面，远处一片暗淡，阿龙哥给王川带了一把日本武士刀，一米多长，还带来白布。王川问大哥，这是干嘛？大哥说，用白布把刀缠在手上，免得砍的时候丢了刀，被对方捡到反杀。缠白布的时候，王川在抖。打架对他来说就像吃饭，但是砍人，这是第一次。
大哥问，你抖什么？王川说，不知道，就是有点抖。
大哥告诉他，到时候下车了，你看准了是那个人，就追着他砍，剩下的不用管。
白布已经缠紧了，王川说，没问题！行！
王川和大哥的人先到了，大家抽着烟车里等，大哥似乎不是很放心，又嘱咐：你别到时候不敢砍！
“敢！”
等了半个小时，王川看见了那人骑着“鬼火”（摩托车）来了。他下车，大喊一声，冲过去，追着那人砍，一刀从背后把人劈到了地上，抡着刀又砍了七、八刀，后来阿龙哥上来，拦住他，说算了算了。后来，王川听说那人转院到上级医院，在ICU抢救了回来。
在之后的“砍杀”行动中，王川很少抖了，他说，气势，打架砍人时，气势很重要，提刀上去前，一定要大骂几句。
现在，王川喜欢脱光全部的衣服，即使在湖南湿冷的冬天，他也喜欢在开了空调的麻将房赤裸上身，似乎是故意这样做的。他的背部纹有一条大锦鲤，更吸引人的是一条“过江龙”，这条上了颜色的青龙从背部跃到胸前，和电影《古惑仔》里陈浩南纹的那条龙一样。在王川的想象中，他就是陈浩南，是一条要跃过江面的龙。
一堂课
我和王川一样，成长在C县，有关这里的新闻充斥着“贪腐”与“矿难”。C县算是湖南省比较大的县城，多年以来，经济增长主要是煤矿开发，很长一段时间之前，C县的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每年征收税费高达好几个亿，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民间流传“矿征办”才是C县真正的“财政局”，该单位多人集体贪腐事件也曾轰动一时。
我童年时，身边就有亲近的人在煤矿上班，持枪上班，工作职责是管理工人和保护矿场，但矿难接连不断，这些流血或见诸报端，或被私下摆平。那是一种粗犷的社会氛围，盗窃、抢劫、持刀斗殴屡见不鲜。我经常走在路上就能看见打架，摩托车司机被社会上的混混们打，学校门卫被学校的混混们打，我认识的好些男同学在上学的路上被拖到巷子里挨一顿打，无缘无故。
暴力从社会蔓延到学校。我同班女同学跪在地上被“混混们”扇耳光，和我很熟的一个朋友在学校里用铁簸箕铲掉了同学的三根手指。我也在教学楼天台和一些女生打过架。有一次，一个人拿出了水果刀站在我对面，我的朋友喊我先走。
老师也打架。一个体育老师在C县所属地级市打篮球比赛，结果和对方打起了架，打输了，体育老师不服输，回C县喊了一车人打回去。还有一次，在课堂上，我们的女老师打了女学生一耳光，学生妈妈第二天跑到学校，给这个女老师回了一耳光，替女儿出气。那天我们全校停了课，老师们通过拒绝上课来抗议此事。我还能想起班主任沉默地坐在讲台前的样子。
男人打男人，女人打女人，男人打女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C县就好像是一个不受管制的动物园。
今年夏天，我坐在一个老教师家里，他在C县任教超过30年了。我跟他说起王川的故事，小学时，王川是个安分的学生，妈妈总是告诉他，即使受了欺负也不要还手，他力气大，一还手，对方受伤，妈妈就要赔钱，保护自己在经济上是件不划算的事情。
我问老教师，“碰到校园暴力问题要怎么处理？”
老教师告诉我，“校园暴力，领导们更关心“暴力”是不是上了网，会不会引起了舆论，如果有足够的转发量，领导们就要受到处分。”
老教师讲述了他被上过的一堂“课”。2021年，他刚换了一所学校任教，担任初一的班主任，班级学生的家庭离婚率超过一半，又以留守学生居多。开学不久，就有一位女生不来上课，老教师了解到，女生家在城郊，父亲出了车祸，残疾在家，母亲在酒店上班，家庭贫困，父母无暇照顾她。
老教师找女生谈话，希望她可以来学校上课，继续读书，这个女生身形小巧，她什么也没说。
后来，这个女生召集了三个同伴在某中学附近喝奶茶。太无聊了，她说，喊个人过来打几个“耳巴子”（当地方言：耳光）玩玩吧。其中一个女生响应了，通过同学叫来了另一个女孩，长发，看上去唯唯诺诺，四个女生在楼道扇了她很多的耳光，一个施暴者拍了视频发到网上炫耀，又转发给了别的同学，显示自己的能力。
到了晚上，这个校园霸凌的视频被网上巡查的警察发现。很快，视频中的霸凌者，受害人被锁定，老教师接到紧急电话，校长带领着副校长、教导主任、年级主任以及身为肇事者班主任的老教师，他们带着任务，不是去安抚受害人，而是找到持有现场霸凌视频的人，拿到她们的手机，亲手删除现场视频，防止二次传播。
老教师回忆，那天夜里，校长带队开始了追击之路。凌晨之后，他们又找到了一位接受过视频的女同学的家里，敲门，是爷爷奶奶在家，说孙女此刻在一家酒吧。调转车头，校长们直冲酒吧，喊人出来，“画得浓妆，染了头发，一看就不像个初中生”，老教师说，但那会这些都不重要了，校长要女生交出手机，删除了最后一个现场视频。那会已经凌晨两点多了，校长和领导们才放心地回家了。
追回了视频，没有引起网络舆情，但校长还是受到了轻微的批评，在当年评选所属地级市的某奖项时，校长落选了，老教师也因此被停止了班主任职务一年。比起C县类似事件，校长和老教师受到的“处分”可以说不值一提，另一所学校的校长曾因校园霸凌引发舆情而被撤职。
事后，老教师和校长表达了歉意。对不起你啊，校长，影响你了，老教师说，但我也是受害者啊，只有那个身形小巧的女同学是我班上的，其他三个女孩都是别的学校的啊。
事情发生后不久，老教师的学校悄悄成立了班级信息员制度。在老教师任教的很多年里，以前他并不知道班里是否存在校园霸凌。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老教师说，班主任会在班级里暗中找那么两三个学生，负责“盯梢”，及时向班主任报告同学的关系，个人心理，以及一些“异常”举动。
这个制度带来了一些收获，老教师说，但有时候班级里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那些喜欢混的学生，该打的架还是会打。
出生于2004年的王川，在他的中学时代，还没有碰上这样的信息员制度，他更不会把自己的“丑事”发到网上，他选择的是认外面的哥哥，以暴制暴。
街上的告示
出人头地
作家杨潇在《重走西南联大》里面写到，民国时期，西南联大组建之前，京城高校先是搬到了长沙，有了长沙临大，那是1937年的夏季，北大校长蒋梦麟第一次来到长沙，蒋校长对湖南人的急脾气印象深刻，说是在公路或者车站附近常常看到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
2008年奥运会前后，我上初中了，C县很多地方还是挂着意思差不多的标语，我想，C县人的凶狠可能是“祖传”的。不要打架，不要黄赌毒，C县的横幅长期宣传这些。但对王川来说，想在外面“出人头地”，需要做的就是横幅上的那些事。
“我阿龙哥是个好哥哥”，王川经常这么说，大哥赵有龙让王川去看山里的赌场，这是份好差事。白天，王川在教室或者酒店睡觉，到了傍晚时分，他就去到山里的赌场，赌场分工明确，有场外放哨的、看内部场的，内部也分片区，王川每次看七八张赌桌。红色的钞票一叠叠塌在桌上，赌徒的眼睛却要更为通红。
看一次场子，王川能得到四五百的佣金，但他不要大哥赵有龙发的这笔钱。他在赌场卖烟和槟榔，25块钱一包的芙蓉王烟卖100块，50块一包的槟榔卖200块，一个晚上轻松进账上千。这笔钱，阿龙哥也不要王川的，他不抽成。
阿龙对王川有很多的嘱咐，关于风险防范和事后应对，千言万语汇成十六个字：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阿龙特别强调过，如果被派出所抓了，什么都不要说，等着赌场老板“捞”你。
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壮实，梳着“赌神”周润发那样的发式，脖子上挂着真金粗链子，脸上横肉滚滚。每次看见老板，王川就想起阿龙的话，不怕，有老板。
山里的赌场不乏体制内的公务员，有天，王川接到命令，和两个兄弟去向一个派出所所长追债，所长欠了十万赌债。那时，“大连10岁女童被杀案”还未发生，要等到2020年底，中国大陆刑事责任年龄才会由14岁下调至12岁。
王川还不满14岁，所长最怕的就是王川这种“毛毛崽”，砍了人、捅了人，甚至是杀了人，也不用承担刑事责任。所长用一种接待领导视察的方式接待了王川们——去了他在城郊的私人会所，一栋连体的房子，一边是住房，一边是ktv。在王川的回忆里，所长要他们在会所玩儿，每天的吃喝玩乐找他报账，“给我几天时间”，所长说。几天后，所长拿来了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十万现金，最后请他们走。分别时，王川说，“所长，再来耍哈”，所长没有作声。
王川的真名有一个“义”字，他经常说，别的没有，义气包有，朋友一旦需要人撑场子，这种时候，王川总是会第一个出头。
一天下午，王川在朋友家睡觉，朋友告诉他，有人要砸了他买的“鬼火”（机车），王川当即说，是哪个蠢卵？在哪里，我去找。
在一个工地附近，王川找到了他们，对方三个人，王川发现那个说要砸车的和他读过一个小学，本想骂几句，一个耳光打过去后，旁边的人不愿意了，掏出一条半米长的甩棍打到王川脑袋上。王川这边来了4个人，只有一个上去帮打，打急眼时，对方一个人从工地上捡了根废铁，敲到王川的额头右上方，“等于脑袋被开了个眼”。他的脸上都是血。大家有点愣了，兄弟们喊王川赶紧逃。兄弟问，要不要打电话给王川家里人，王川不愿意。
血不断流出来，王川用手捂着伤口，说先打个车去县人民医院。一进急诊，医生就开始了抢救，后来医生告诉王川，你再晚几分钟来，流血都要流死你。
清醒后，王川打电话给大哥赵有龙，阿龙哥在乡下，喊上了兄弟，要帮小弟把这个面子找回来，开车回城的路上，大哥给王川发了视频，视频里是一些武士刀。但对方报了警。“我们又不占理，是我们先动手打人家的，那这不只能吃哑巴亏了”。
比起伤了脑袋，王川更伤心，用他的话说，他铁兄弟，帮兄弟出头，但真正打起来了，兄弟怂了，不敢打，不铁他。这个伤疤一直留在了王川头上。
看赌场、打人、流血，一件又一件重复的事情发生过后，王川14岁了。这意味着他到了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在“圈子”的价值也在减弱，大哥赵有龙的那些活儿——送毒、追债、砍人、看场等等，那些有钱的活儿，王川做得越来越少。
新的小弟进来了，新的小弟年龄更小，更受欢迎。对长大了“不太能用”的小弟，王川说，C县很多大哥的做法是，送小弟进厂，真正的厂，大厂，几千人的大电子厂、玩具厂等等，厂家招人按人头结算介绍费，送进去的小弟越多，大哥进账越多。
但就像王川说的，“我阿龙哥是个好哥哥”，大哥赵有龙没有把王川“卖”进厂里，他让小弟们走自己的路。因为妈妈一直在制衣厂工作，她知道厂里的苦。妈妈希望王川继续读书，离开C县，离开他的“狐朋狗友”。因此，王川来到了省会长沙，读职业学校。
湖南C县
百善孝为先
今年春天，我和朋友一起来到王川的家。他住在C县城郊的一个村子，自建的三层楼，以前一直是“土胚子”，直到2019年才翻修刷上了水泥，和隔壁共用一面墙，房子狭长幽深，背光。一楼毫无生活气息，大部分空间用来囤放物品，二楼摆着简陋的木质沙发，茶几，电视，他们生活在这。客厅最显眼的是一家人的合影，影楼的艺术照，母亲、王川以及妹妹的合影，没有父亲。
王川的父亲总是在坐牢。以前村里有赌场，警察来抓赌，和村民发生了冲突，有村民把警察打了，王川父亲就是其中一个，被抓了进去。出来后，父亲去广州打工，遇见了母亲，两人结婚了。婚后不久，王川出生。后来，父亲又受到了狱友、老乡的劝说，去搞了“快钱”。一伙人入室内盗窃，父亲放风。团伙被抓后，王川父亲作为从犯又进去了。
王川对父亲的印象就是这样：坐牢、出来、坐牢，以及：挨打。爸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琐事打他，垃圾没倒，挨打，去河边玩，挨打。尽管他开始混社会了，是别人的大哥了，但他没有对爸爸还手。他在右边腰部竖着纹了一排字：百善孝为先。这是他的第一个纹身，不对父母动手，这是在外面学会的道理。
而母亲一直在制衣厂里工作，工厂是计件制，家里总是需要钱，女人总是主动加班。母亲养活了他和妹妹，但没时间管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王川就是独自到村口坐公交车上下学。他经常转学，每换一个学校，就要适应新的老师、同学。后来读寄宿，王川得了疥疮，身上起红疹子，痒，妈妈用土方法，一种黄色的液体给他泡澡，治好了他。
“我妈很苦，宁愿自己吃苦，不想我和我妹吃苦”，这是王川对母亲的评价。
“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这是王川对父亲的评价，“我就没看到过他赚钱，总在打牌”，爸爸甚至会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摸着麻将。王川的妈妈十五六岁就没了娘，他听到母亲抱怨过，“是为了你们有个娘，我才没走”。
父亲第二次坐牢不久，王川上初中了。刚开始，他受了欺负，没有人可以告诉，班主任不管，妈妈每天在制衣厂加班。等王川在外面开始混了之后，班主任管了，总是打电话给王川的妈妈，喊她来学校。后来，王川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为了王川上学的事情，她在办公室气昏了两次。班主任说，“你儿子没搞手了，带回去算了，莫读书了，早点退学”，她跪下来求老师，晕倒在办公室，让王川挺到了初三，拿到了初中文凭。
妈妈出生在70年代，家中四姐弟，妈妈是老大，只读了小学一年级便辍学在家，帮家里干农活，长大后就出去打工挣钱，养弟弟妹妹，后来生了孩子，又要养孩子。妈妈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多读点书，多在学校待几年。
当王川初中毕业，妈妈一再喊儿子去长沙读职校。王川经历了社会上的那两年，尤其是脑袋被“开眼”之后，去到新的地方，他愿意。
回归
事与愿违，生活似乎经常和我们开这样的玩笑。
“你就像一条土狗”，去长沙读职业学校，开学时，本地同学这么骂王川，就像他在C县刚上初中时，同学们瞧不上他，也是那么骂的。王川穿紧身裤，polo衫，豆豆皮鞋，而省会的同学穿的是无印良品，王川还不知道这些牌子，但他知道打架。他用了差不多一年，打服了所有骂他，先动手的同学，打到兴头上时，王川连“教官”也打，教官是管生活的老师，是退伍军人，他和教官在寝室近距离格斗，他赢了，又一年开学时，同学们就选王川当班长了。
在长沙读中专，妈妈每个月给王川1200块钱生活费，因为打架，王川每个月赔出去大概三分之二。他只能买泡面吃，“吃到吐，最后只喝汤，不吃面”。王川现在最讨厌的食物就是方便面。
在中专树立权威后，没有人欺负他了，学校生活慢慢平淡。2020年，新冠发生后，学校停课，王川回到了老家。
待在C县，原来圈子的兄弟又来找他。在酒店房间，兄弟让他看现金，几万人民币摆在桌上。“钱从哪里来的”，王川问。“搞诈骗来的”，兄弟说，“一起搞吗？”
很快，王川学会了这个模式。他在一款名为“TT语音”的软件上，找到未成年人，谎称可以给他们送礼物，比如游戏“和平精英”的枪，游戏皮肤。他让他们登陆父母的微信账号，套取支付密码后，把父母微信里的钱全部转走，之后就消失。那时到处封控，跨省办案很难。王川每次只套几千块，他清楚，派出所不会为了个人的几千块四处追查。
钱来得如此迅速，似乎又不属于他。他开始大笔消费，本地公园的游船，人均大概二百块，王川喜欢喊五六个兄弟一起坐船。他拍视频发到社交媒体，“兄弟们，又来坐船来咯”。他也请兄弟们到酒吧、洗脚店、ktv、网吧，一晚消费上千。他来买单。有时他一天能花掉三万。
但临时性的生活总有结束的那一天。王川接到了浙江警方来电，喊他去C县派出所自首，声称掌握了他全部的诈骗事实，教王川诈骗的兄弟也收到电话，两人银行卡被冻结。王川去银行问，得知确实是浙江警方所冻。但他总是记得大哥赵有龙的十六字箴言——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他没有去自首，兄弟去了，一个人揽下全部的罪责。
没了快钱就没有了那种快活的生活，王川消沉，落差很大，“搞得我人都要死了”。
而C县的生活仍是热腾腾的。午夜，广场上摊贩和散步的人早已回家，只有几个年轻的男孩女孩在直播，不远处有个中年男人，似乎在等人。不一会儿，我听到中年男人和男孩骂了起来，他希望直播的声音小点，男孩觉得大晚上的关你屁事，再一会儿，他们就打起来了。我在他们的侧面看着，黄澄澄的月亮高悬夜空，月光浩大，遍洒大地，我在他们扭打的身影里感到：“突然只一步，我们走在了荒原中间”。
在这“文明荒原”里，一段时间后，王川在朋友的介绍下又参加了洗钱。洗了二十万，拿到八万的酬金，他就不小心洗到了C县的账户，很快被C县公安抓获。办案民警问他事情原委，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个蠢子。他又说，我是C县人，我就是要害人，也不会害C县人啊。
两天两夜的审讯之后，王川被取保了，他说这回他真的老实了，彻底远离了犯罪的道路，回归了普通人的打工之路：
——电焊工，在长沙，月薪4000块出头。
——农家乐的别墅管家，在C县所属的地级市，月薪4500块。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开车过来，王川服务他们，帮助他们烧烤，给他们打杂，最后，有钱人给个好评，王川能多得50块钱。
——电子厂，东莞市凤岗镇，月薪6000块。C县的兄弟在厂里打来电话，我们厂招工啊，来啊。王川去了，在流水线上负责盯手机屏幕，保证从眼前流过的屏幕没有花屏，一天8个小时，王川经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兄弟只能在旁边帮他看，干了3个月，王川和兄弟因为琐事争执，打了一架，他赔了兄弟两千块钱，两人分手，王川又回了C县。
之前，在网上，王川认识了一个云南女孩，女生说，你过来嘛，他就为她去了昆明，在呈贡区租了房子。女生漂亮，需要漂亮的衣服、鞋子、化妆品、电子产品，王川给姑娘买、买、买，买到最后没钱了。他在足浴店当服务员，给人提鞋，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每天一百块钱，下班，赶回出租房洗澡，换身衣服，去火锅店上晚班，再拿50块。
在昆明半年，王川带去的八万块钱用完了，他去当铺当了自己的iphone12，后来姑娘开始在二手交易平台卖他的巴宝莉衣物，当到最后，王川的内裤也出现在了交易平台。2022年过年前，王川从昆明坐火车回了C县，被骗了，他开玩笑说，180斤去的，150斤“挂空挡”回来的。
C县的夜晚
“酒肉朋友”
我去年冬天第一次见到王川，他正在C县的一个“密室逃脱”店当店员，负责扮演NPC（(Non-Player CharaCter)，密室里的“鬼”。我看到他时，他是“人”，侧躺在店里的皮质沙发上睡觉。湖南冷飕飕的，店里也寒气四溢，空调坏了，他穿了一套毛茸茸的睡衣，双手抱在胸前，身上什么也没盖。后来，很多次我们在宾馆的麻将房，在夜宵摊，他都穿着这套睡衣，趿拉着一双棉拖鞋，我一度怀疑他只有那一套睡衣，那一双棉拖鞋。
王川扮“鬼”，每个月可以拿2600块，月休4天。他喜欢在这工作，没生意的时候，可以和老板、店员三个人打牌。发工资时他会迅速把钱用完，抽40块一包的“荷花”牌香烟，去饭铺吃饭，再去酒吧一掷千金。等到微信钱包的数字变成两位数，他就会改抽6块一包的“相思鸟”香烟。
在我印象里，王川总是没钱，但他有的是时间。任何一个午夜，只要电话到了，他的人就来了，这些午夜朋友，王川称他们为“酒肉朋友”。其中几个我也见过几次，有一个是Transgende（跨性别者），有一头利索的短发，手臂上有很多刀划的伤。王川经常在半夜接到她的电话，说出来打牌、出来喝酒、我不想活了。好几次她还说自己在河边，王川从床上爬起，从村里找辆电动车赶过去，“兄弟你别想不开”，不要跳啊，兄弟。
有天，这个酒肉朋友又说，“想死，真的会倒下”，她去了一座山，给王川发了夜景。王川马上找了一个共同好友一起开车去找她。
朋友经常说，想自杀是因为恋爱的事，王川有时在旁边笑，调侃，但轮到他自己，他也会因为爱情伤心失落。“我就像一条狗”，他说。去年冬天，我和他认识没两个月，他又谈恋爱了，对象是密室逃脱店里的同事，女孩有着长长的直发，17岁，还没有成年，我常常看到王川和女友在奶茶店卡座的沙发上半躺着打发时间，他玩手机，她也玩手机。
有时候，他们实在不知道去哪儿玩，就在街上胡乱走。今年夏天，女孩成年了，后来不久，他们就分手了。有些晚上，王川一个人太孤独了，给女孩发长串的短信：我一直在等你给我打电话；每到闲的时候我都好难过 ；我可以天天陪你等你下班；别离开我。信息发到最后，天亮了，王川说，打了很多字，想了想，还是算了，不打扰你了。
我想他也许是喜欢那种在人群中的感觉，或者，需要人的陪伴。今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朋友以及王川去喝酒，在C县一个不知名的私人小酒馆，酒馆只有一桌人，坐着店家和他的朋友，逐渐，店家那一桌向我们靠拢，店家和王川开始玩骰子，拼起了酒，店家想看看王川能喝多少，王川想店家尽早倒在沙发上，喝到最后，没有酒了，店家承让了。店家是个中年男人，还做点别的生意，他说很开心，今天高兴认识王川，当个兄弟，加个微信。
王川看向我，他说他是我带来的，这个局是我组的，有什么事找他需要跟我说。
他经常有这样“奇怪”的规矩，和普通的人情世故完全相反的“规矩”。在普通的社交里，人常常被当成资源，不管用不用得上，先加个微信，把“资源”存上，而王川总是记得他是跟着谁来的，有时候，我找他玩，他会问，“老板”来吗？我不明白“老板”来不来有什么关系，他解释，我是“老板”的人，通过“老板”认识你的，“老板”不来，我也不来。
去年冬天，王川有两个长沙的同学来了C县。同学过来玩，王川兜里还有300块钱，他从密室老板那提前支了1000块钱工资，又问妈妈要了1000块钱。他带哥们去吃饭喝酒、洗脚、开房，C县的接待三件套。等兄弟启程回长沙时，王川用身上最后200块钱给兄弟们加满油，“下次再来”，王川目送。
“酒肉朋友”——王川对此的定义是，真正的有肉同吃，有酒同喝，有钱同用。他给另一个“酒肉朋友”买过一个苹果手机，出了五千。“酒肉朋友”给王川出过将近三千块钱的纹身钱，“酒肉朋友”比王川大两岁，每次她喊王川出来喝酒吃肉，王川从来没有结过账。这些“酒肉朋友”们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找到的工作只能是地铁保安、送外卖、服务员等等。
“朋友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我经常听到和王川类似的人说这样的话。近来，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给她的“酒肉朋友”转账了10000块钱，这是她一个半月的工资，因为她的“酒肉朋友”得了肾病，需要透析，转账时，她特地备注：自愿赠与。
王川的上一份工作是在C县隔壁县的一家冰淇淋厂打工，月薪4900块，王川的表哥在厂里当个“小老板”，在冰淇淋厂，王川有间自己的卧室，不到十平方，一张床，一张桌子，窗外是一堵红砖墙，看着像半地下，晾衣架是一根绳子拉在室内，一下雨，王川的房间就进水，下了班，他经常在这间房熬夜打游戏，他给喜欢的游戏英雄联盟的角色厄斐琉斯买了一款新的皮肤，89块钱，是他一天工资的三分之二。
王川说，他动情厄斐琉斯和孪生妹妹的故事：这对兄妹接纳黑暗，发自内心地认为黑暗能保他们平安，族人们也认为他们是天命之子，因为出生在月合之夜。但兄妹俩的存活异常艰难，一路被追杀，他们在东躲西藏中长大，成长的过程，兄妹两人就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他们永远守护着彼此。
表哥问王川，天气凉了后，厂里没事做了，要不要去帮厂里收账，收回来就分成。王川想了想，最后拒绝了。前几个月，他刚过了20岁的生日，“这个账，怕是不好收了”，他说，“现在老了，年纪大了”。
“我”和王川一起打麻将
长大
今年6月，王川父亲进了广州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高血压、糖尿病突发，引起了脑炎。医生给王川妈妈发来信息，告诉她，如果家里经济允许，可以打丙球（作者注：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一瓶九百多，每天用8瓶，王川妈妈回复医生，“我们打工的哪用得起，我晚上还要加班到十一点，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王川还在冰淇淋厂上班，他身上也没钱。他有点生气，父亲没有尽到家庭责任，也没有存下钱，甚至还欠着几千块赌债，“现在突然就是这么大的病”。王川表哥借了他一万块钱，俩人匆匆开车到了广州。王川和妈妈商量，还是各自回去挣钱，照顾男人的事情交给护工，这在经济上更划算。王川在广州连爸爸的面都没见，又和表哥赶回冰淇淋厂。夏天，他的工作是清点冰淇淋的数量，送到订货商家店里，很多时候，王川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他妈妈则继续在制衣厂挣钱。二十多天后，父亲病情稳定了。
湖南入秋后，王川从表哥的冰淇淋厂回到C县，他不用在半夜忙着送货了。回老家后，王川先是和“狐朋狗友”们一起打发时间，又在某视频直播平台上看到一个退伍老兵说自己开了麻将馆，来打牌啊，兄弟们，都是退伍兵。无所事事的王川很快被号召过去了。
他每天过去老兵牌馆打1块钱的麻将，经常打到通宵。打牌和打牌的间隙，他去上网打游戏，总之，他想尽办法让自己待在人群中。无聊至极的时候，王川和那个云南女生联系上了，女生说，我现在成都，你来吗？10月中旬，王川去了成都，他到了顶顶有名的春熙路、太古里，却都没什么印象，大部分时间，他喜欢和姑娘待在一起。
等身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了，王川又回到C县，找到一份客服的工作，公司主营鞋袜，月薪三千。11月2号，王川开始了第一天上班，上了不到一周，云南姑娘来C县了。他给她买了高铁票，王川还带她见了刚从广州回来的妈妈。三个人，晚上坐在家里的客厅。那时候C县很是舒服，二十几度，只穿一件单衣，风吹在脸上柔柔的。
现在，王川很愿意同妈妈说一些家常话，今天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他喜欢吃妈妈做的干茄子蒸肉，但妈妈很少回家，更多的时候，妈妈在电话里总会嘱咐王川少打点牌，少熬夜，多睡觉，“到时候，头发都掉完了”。
娘俩有时候说起家长里短，妈妈说那个表弟都高中毕业了，王川觉得，“不可能吧，在我印象中，他还在读小学”。你想想你都多大了，妈妈说，都长大了啊。
（以上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
撰文 / 周缦卿
图片 / 周缦卿
编辑 / 李颖迪
海报插图 / 段新月
海报设计 / 孙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