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远征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鸣金网授权发布
2024年，西方国家内部的紊乱仍在持续，通过打压中国寻求解决内部问题或转移矛盾的步伐也没有停止。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依然深陷保守主义、本土主义的逆潮，而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中国则必须寻找新伙伴，开辟全球化的新空间。
当代世界体系的“穷”与“变”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在二战后的兴起与危机
今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八十周年。八十年前，二战胜利前夕，如何重建战后国际秩序被提上日程。此前的国际秩序以实力为基础、以单边或双边为特征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安排，极易导致“团团伙伙”，团伙之间的竞争策源着战争。汲取这一教训，二战的战胜国普遍认为，为争取长久的和平，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规划基础上，形成多边的治理体系。政治上，便是建立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治秩序安排；经济上，便是建立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经济金融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也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称为“经济联合国”。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虽然维持了世界相对的和平与发展，但它却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身处中心的发达国家是治理的主体，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是治理的对象，由此导致了国际治理的单向性和不包容性。
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还是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因美国为应对国内经济问题收紧货币、不断加息而导致的。
然而，最大的不幸还是发生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自身，发生在美元国际流动性提供方上。美国金融市场因自身的问题出现了快速去杠杆，美元流动性突然干枯，造成了“美元荒”。
而美元的流动性短缺，极大地损害了美元的清偿力，金融危机迅速覆盖了整个世界。于是，当唯一能补充国际流动性的国家出现了经济金融问题，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无计可施，陷入瘫痪状态。
▍美国的去全球化选择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也推动了世界经济金融治理方式的新一轮变革。在这一新的国际治理平台上，南北国家不仅第一次开始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共同提出了结构性改革要求，试图使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弹性化，由“美元独霸”向“多元制衡”方向发展。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通力合作下，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推进，不但金融危机得到了平复，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有明显缓解。然而，世界经济表现并未因此而有显著改善，反而进入前所未见的世界经济新常态，即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长期停滞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就美国而言，经济全球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美国中西部锈带问题的产生，诱发了美国的社会撕裂问题的恶化，由此奠定了美国社会对经济全球化的保守立场，促使美国政府采取“美国优先”政策以提振经济。但是用加征关税、脱钩断链，甚至以退出国际组织并另立“小院高墙”的方式进行报复式应对，不仅不恰当，而且有极大的危害。
反观中国，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和政策截然不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正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衡问题，并以自身的发展为基础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提出了“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2010～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并延续至今。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构建“全球南方”互利共荣的新型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动荡的分化之中。过去那种“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畅想已难以维持，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碎片化。
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世界经济的碎片化并不全都是坏事。它虽然是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组，但也在重塑国际治理理念和机制，孕育着区域性经贸合作的新规则，展现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曙光，为经济全球化开辟着新前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世界——尤其“全球南方”——因此对她寄予厚望。
展望未来，从短期看，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仍在深化，加剧了“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倾向。在伤害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快速推高了全球的物价水平，使各国饱受经济滞胀之苦。这也促使各国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
“一带一路”具有的潜在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我们注意到，俄乌冲突爆发后，在亚洲，虽然有不少企业迁出中国，但并未大规模回流美国，而更多地去到东南亚地区。在欧洲，俄罗斯经济不得不向东看，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廉价油气资源供应方向的改变上。
2022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达历史新高，货物贸易达13.8万亿元，同比增长19.4%，高于外贸整体增速11.7个百分点。双向投资也迈上新台阶。2022年，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410.5亿元，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891.5亿元，二者分别增长了7.7%和17.2%。
▍新型全球化何以可能：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网络的重塑
事实上，改革开放45年来，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早已内化于中国发展之中；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也外化于世界，在影响着世界现代化的总进程的同时，也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制造业中心之和，其工业化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其产业链、供应链已延伸到全球各地。
当中国以摆脱落后并快步进行工业化的新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时，其意义又不仅局限于“器物”层面的迈向现代，更重要的是，这一世界工厂所带来的制度安排及创新，已开始在制度层面触及到世界的普遍意义。
从中国内部看，这是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的结果。由于制度原因，中国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建立企业以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增加包括政府财政在内的收入，具有无比的热情和持久动力。张五常教授认为，区别于西方国家“守夜人”式的地方政府，中国地方政府是“父母官”，是以经营自家公司的办法来经营当地经济，像公司利润唯上一样，用GDP唯上来考核和激励官员的表现。于是，层层承包、彼此攀比、竞相招商，造就了地方经济相互竞争式发展的中国模式，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体制原因。
▍余论
可以看到，自二战以来，虽然世界有了足够使世界免于绝对贫困的物质财富及能力，但是却没有创造出能够使世界免于绝对贫困的制度安排。世界之所以关注中国的脱贫攻坚，是因为它不是大学教授的泛泛呼吁以及争辩者的高谈阔论，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正是基于这一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制度自信，中国承诺到2035年使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14亿中国人以共同富裕的形式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
于是，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世界“现代性竞争”，是一种争夺世界现代化主流的领导权的争夺？还是如同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仅是世界现代性以多种方式的展开？前者意味着世界历史单线条发展，有你无我；后者则意味着世界历史在多线条发展中互相促进，共同汇入正在展开着的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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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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