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后来的土地革命实践中逐步演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其规范表述，则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的1947年才得到最终固定。
1929年，三大纪律中“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这一条扩充为“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这主要是因为，部队在占领一些县城后发生了一些侵犯小商人利益的违纪行为，因此要强调保护小商人的利益。1929年2月中旬，红四军在进占宁都县城时，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就致信宁都商界，指出“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1929年9月1日，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在给中央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引述三大纪律时，首要一条就是“不准乱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1929年12月底，“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的三大纪律，其中第一条也是“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馆里，陈列着一幅写着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包袱皮。由于年月已久，白布已发黄，但上面的字迹隐约可辨。
1930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概括更科学，也更形象。说它更科学，是因为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和外延是变化的，用“群众”显然比具体的“工人、农民、小商人”这样的概念更科学。说它更形象，是因为“一针一线”都不能拿，更不要谈别的任何东西了。而且这一提法在文字上也更简练，易学易懂易记，便于流传。
1930年之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还将三大纪律中的“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重大作用。
红四军在闽西转战期间，书写在永定县坎市裕源店商铺墙上的宣传语，成为反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文字记载。
值得指出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原则精神，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比如有的叫五大纪律、十项注意等。但其精神实质，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致的。到了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重行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范表述是：
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重行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依然是一种原则精神，因此训令在强调“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的同时，还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具体项目颁布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