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9日
李迅雷最新发声:政策力度一定要大,只有超预期才能稳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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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在近期论坛中指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需要通过超预期发力来稳预期。他认为,遏制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需要加大政策力度,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尤其是在美国大选结果落定后,扩大内需和消费将成为重要举措。李迅雷强调,中国经济面临长期问题,如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需要用更大的量来刺激经济,中央财政和央行都有加杠杆的空间,以实现经济止跌回稳,并推动结构优化。

🤔 **经济下行压力明显,需要超预期发力稳预期:**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尤其体现在上市公司利润负增长,需要通过加大政策力度来遏制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只有超预期才能稳预期。

📈 **财政货币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大刺激力度:** 李迅雷认为,未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尤其是美国大选后,扩大内需和消费将成为重要举措,国际与国内合力或将推动政策刺激。

📊 **中央财政和央行有较大加杠杆空间:** 中央财政杠杆率较低,有很大加杠杆空间;央行持有国债比例也较低,未来或将加大对国债的购买力度,为经济刺激提供资金支持。

⚠️ **社会预期偏弱影响估值,结构问题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经济面临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和市场估值,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结构调整加以解决。

⏳ **先止跌回稳再推进改革优化结构:** 李迅雷认为,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让经济止跌回稳,在此基础上再推进各项改革,优化经济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

超预期发力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11月7日天弘基金2025年投资策略会的一场圆桌论坛中,围绕“中国资产的投资新机遇”这一话题,分享了自己的最新观点。

这一场圆桌对话由天弘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张馨元主持,参与讨论的还有刘国江和胡超这两位基金经理。

本文梳理了李迅雷的观点,他认为,要遏制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力度一定要大。不需要担心力度是否过大,因为只有超预期,才能稳预期。

就后续而言,李迅雷表示,对接下来可能出台的财政政策非常期待,政策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特别是在美国大选结果落定后,就特朗普上台后的动作,我们势必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这也是一个新的变量。

因此,国际与国内形成合力,可能会促使我们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

精华内容如下:


只有超预期

才能稳预期


问:9月24日以来,很多重磅政策出台,市场成交量显著回暖,您认为新机遇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最关键的变量是不是已经反转了?

李迅雷:9月24日,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尤其是潘行长,讲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政策举措。

但是,我看到的转机,其实在7月30日的高层会议已经提到了。

怎么促消费?怎么发展服务业?它是问题导向的。

今年上半年,整个经济的增速是下滑的,这已经引起了我们高层的重视。

三季度的数据比二季度更加不好,说明咱们政策的发力已经在摩拳擦掌了。

9月24日,潘行长讲了几个方面,有力度的降息,继续降准,还有房地产政策,活跃资本市场,一系列的政策非常鼓舞人心。

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向了,这个信号比较明确,而且信号非常强烈。

这次关键是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做配套;

这个配套不仅是货币政策,更有财政政策;

不仅讲到资本市场,更是讲到了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更加举足轻重。

对于这一系列的政策,它的出台的背景是,我们经济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

2023年上市公司的总利润,归母净利润的总额出现负增长,今年前三季度还是负增长。

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表明我们的政策必须得遏制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

我作为一个学者,在去年的11月份已经在呼吁,如何应对经济收缩的乘数效应;

因为经济收缩不是一个行业,房地产相关行业就有二十几个,一旦收缩,影响是全面的、发散的、扩散的。

要遏制收缩的话,力度一定要大,一般的力度其效果是欠佳的,一定要超预期的发力。

不要担心这个力度是不是过大,不用担心!

我始终讲的一句话——只有超预期才能稳预期。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财政政策,方方面面的政策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

尤其在昨天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如何来应对?

特朗普现在的做法是,美国的国际业务要收缩,国内业务要扩张。

对中国,他会采取更加直截了当的限制出口的举措,我们肯定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我想这是一个新的变量。

所以,国内的问题跟国际问题两个合力,可能会促使我们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中央财政有很大加杠杆空间

社会预期偏弱会影响我们估值


问:下一个阶段,对于宏观经济和权益市场,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主要矛盾分别是什么?

李迅雷: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看清楚,或者说,一定不能够太简单地去看待中国经济的问题。

我一直在强调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都是一些长期问题。

这些长期问题是过去30多年来所累积的。

你想,中国在30年前的GDP占全球份额只有2%。

2%的份额,对于西方国家来讲,给你中国多一点机会、多一点援助、多一点外资的投入,他觉得毫无影响,根本没有对他们构成威胁。

而30年以后,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欧盟,我们现在的占比已经在18%左右。

从2%到18%,在30年间完成,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增长。

所以,西方某些领导人对中国如临大敌,他觉得我们要对你多加防范,所以我们外部环境受到了负面影响。

内部来讲,追求高增长所带来的结构性的失衡问题也非常严重。

比如说,我们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描述是,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

第二个讲到社会预期偏弱;

社会预期偏弱不是一个小问题,它会影响我们的估值。

那么,我们在投资一个预期偏弱的市场时,估值水平是不断下移的,你要获得一个正的收益,难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预期偏弱影响估值,结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

而房地产周期的下行,又使得诸多行业带来这些负面影响。

所以,诸多问题,我们要应对,而应对还是要以比较大的量来刺激。

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还是量的问题,就是要用多少量去对冲。

我们2008年时号称两年4万亿,2008年我们的GDP是多少?

现在的GDP总量比2008年要大出一倍多了,所以用的量的级别也应该更大。

然后,咱们也提到,中央财政有很大的加杠杆空间。

我觉得是可以加的。

我们现在中央财政的杠杆水平是22%,美国联邦政府杠杆率水平是110%,日本中央政府杠杆率水平是250%。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另外,央行也可以继续买债,

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的比重是40%,日本央行持有日本国债的比重是70%,我们中国央行持有中国国债的比重是4%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可以加大加杠杆的空间。

只有第一步,先让中国经济止跌回稳;

第二步,再来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来促进我们结构的平衡、结构的优化。

我们的市场,实际上也已经在反映大家这样的预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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