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虽然离点票日只有一天，但美国总统选举依然焦灼。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情形下，美国对中国、中国加工贸易伙伴国，甚至全球大幅加征关税的概率或将上升。这一情形下，中国出口商可能如何应对？本文复盘2018-19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经验及个别品类加征关税前后的出口趋势变化，梳理关税政策对出口节奏的扰动、以及分行业的不同“反应方程式”。
1.美国大选结果或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如果加征对华关税，贸易商“抢出口”或集中在明年上半年
如果特朗普当选，加征关税幅度或超过2018-19年间。特朗普竞选期间多次宣称将对各国普遍征收10%的关税，对特定国家征收60%的关税，但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和市场估值均在高位，通胀未回落到联储目标区间，进口成本大幅跳升对通胀及市场情绪的冲击或难以忽视，对特定国家加征60%的关税实际未必能严格推行。这一情形下，假设美国或在明年1季度宣布关税方案，在2-3季度逐步开始加征关税、最终将关税水平净增20-30个百分点左右。若出现不同情况，假设路径将有所调整。
历史经验显示，通常在关税时间线明确至关税方案落地之间约1个季度的窗口期呈现较为明显的“抢出口效应”。上述情景下、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推高出口增速强于季节性水平。同时，从国际对比来看，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并未有明显高于周边亚洲国家、或体现出今年并未出现大规模抢出口效应——今年5-7月中国与韩国出口金额环比变化幅度较为接近，而弱于越南；仅有部分明确品类、由于已明确出台加总关税的时间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抢出口”现象，比如对巴西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在1-5月增速大幅上行、今年上半年对美国的光伏/储能电池的出口增速明显强于欧盟。
2.复盘18-19年中美贸易摩擦、学习效应逐步凸显，单位体积价值高/库存低品类“抢出口”或更明显
复盘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下，彼时贸易商可能对加关税等政策仍有疑虑，并未充分对此进行预期及规划，叠加前两轮的加关税政策从宣布到实施的窗口期较为短暂，“抢出口”现象并不明显，但2019年关税政策落地前2-3个月内清单产品出口呈现1-2成的同比回升。分品类而言，2018-19年，汽车、飞机、光学仪器等单位体积高附加值产品在较短的“抢出口”窗口期内出口同比增速较非清单商品提升10-20个百分点，而纺服、家具、机械器具等或由于加征关税较晚、时间维度较长，叠加库销比位于1995年以来65-85%的较高分位值，抢出口期间增速上行幅度约5-10个百分点。
随着中国出口竞争力全方面的提升，中国贸易顺差再创新高，中美贸易差额亦仍在高位。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关税预期或引发更为显著的“抢出口”效应。根据IMF的统计，2023年中国贸易顺差占全球贸易顺差国比重达到27%、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比例亦超过13%、较2018年的11.8%进一步上行，且占比已超过同期德国、日本、英国等国总和，在显示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同时、贸易失衡的格局或延续，均可能推升企业“抢出口”动机。而分行业而言，截止今年8月，美国药品、电气设备、计算机等行业的经销商库销比位于历史较低分位值，或可能对“抢出口”期间的弹性有较大拉动。
正文
一、美国大选结果或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如果加征对华关税，贸易商“抢出口”或集中在明年上半年
虽然离点票日只有一天，但美国总统选举依然焦灼。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情形下，美国对中国、中国加工贸易伙伴国，甚至全球大幅加征关税的概率或将上升。2016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为缩小美国贸易逆差，支持制造业回流美国，先后对很多贸易伙伴加征不同的关税——2018-2019年间，中美之间共加征三轮关税，将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2018年1-6月的3%左右明显推升至20%左右；同期特朗普政府亦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钢铝关税”。而本次特朗普竞选期间多次宣称将对各国普遍征收10%的关税，对特定国家征收60%的关税，理论上其可能的措施包括：
可能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2024年9月美国共和党议员再次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这是2022 年以来美国政界第三次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且取消最惠国待遇也被写入今年共和党的竞选纲领。若取消最惠国待遇，可基础关税税率可能会从目前的3.4%提升至40%，叠加18-19年贸易摩擦期间通过301条款等征收的平均加权约20%的关税税率，最终对中国平均关税可能高达60%。而该途径需经国会立法通过、此类法案通常经过参、众两院的委员会讨论和修订，并需两院投票通过后递交总统签署，方能生效，流程较长。参考2022年3月11日拜登宣布取消对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至4月7日参众两院表决通过，并于4月8日由拜登签署生效，整个立法流程约为一个月[1]。
或是通过援引各法案赋予总统的行政权力，比如232、201和301等条款发起贸易调查，或是根据《Trade Act》第122条直接进行15%的附加税，甚至以国家紧急状态的名义进行加征关税。
但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和市场估值均在高位，通胀未回落到联储目标区间，进口成本大幅跳升对通胀及市场情绪的冲击或难以忽视，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实际未必能严格推行。这一情形下，假设美国或在明年1季度宣布关税方案，在2-3季度逐步开始加征关税、最终将关税水平净增20-30个百分点左右。
历史经验显示，通常在关税时间线明确至关税方案落地之间约1个季度的窗口期呈现较为明显的“抢出口效应”。上述情景下，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推高出口增速强于季节性水平。同时，从国际对比来看，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并未有明显高于周边亚洲国家、或体现出今年并未出现大规模抢出口效应。从环比数据看，今年以来中国出口环比增速并未显著高于其他亚洲国家，今年5-7月的增速与韩国较为接近，且整体相对弱于同期的越南；同比增速而言，6月以来越南/韩国出口金额（12个月移动平均，下同）同比增速均强于中国，而今年1-9月，越南/韩国出口同比增长12.6%/8.7%，快于中国的2.9%（图表1-2）。
不同的需求增长预期及关税政策落地形式对出口节奏影响或有不同，“抢出口”窗口期可能需要需求增长确定性，以及加征关税时间线的确定性。作为印证，巴西和欧盟均针对新能源汽车进口采取了关税政策，但对贸易商的出口节奏影响有所不同——中国对巴西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在7月加征关税前增速出现跳升，或体现“抢出口”的情况较为明显、且持续约半年，对比而言，虽然欧盟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口加征关税，但在政策落地前的半年，中国对欧盟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甚至有所回落。从二者的差别来看，关税预期下“抢出口”的出现可能需要进口国的贸易符合两大确定性——1）该品类需求增长确定性；2）加征关税时间线的确定性。
巴西政府于2023年11月宣布将会分别于2024年1月、7月，年内两次对新能源汽车上调关税，给出较为明确的时间线；同时，2023年下半年开始巴西对新能源汽车消费进行补贴，巴西国内新能源汽车需求大幅上升、需求增长有较大的确定性——巴西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在今年1月同比增速大幅跳升至超过400%、今年6月同比增速亦进一步上行至超过600%。而今年前9个月中国对巴西的出口增速大幅上行至27%，其中新能源汽车对同比增速的贡献达到11.9个百分点，但6月以后同比增速明显回落（图3和5）。
中国对欧盟的新能源出口情况有所不同，2023年年中，中国对欧盟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触顶，此后逐步回落，2024年初转为负增长（图表4）。潜在因素可能包括市场需求变化、欧盟加征关税的预期，以及部分中国车企产能的多样化布局。10月29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最终裁决结果，将对进口电动汽车施加额外的反补贴关税，措施将于2024年10月30日起施行，反补贴税率范围定为17%至35.3%，某些特定企业则适用7.8%的单独税率——加上原有的 10% 基础关税，中国产纯电动汽车出口至欧盟的关税最高或达 46.3%（图表6）。
此外，2024年3月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光伏设备/储能电池表现强劲、增速持续上行，关税压力下的“抢出口”效应以及美国国内政策拉动的高需求可能共同推动了中国光伏设备/储能电池对美出口的快速增长；而中国对欧盟出口相对平淡、可能受欧盟光伏组件库存影响。具体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光伏和蓄电池产品占对美国出口总额比重从2023年1-9月的2.7%上升到今年前9个月的2.9%。同时，今年1-9月光伏和蓄电池产品对美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12.9%，拉动我国对美国出口0.3个百分点。此外，今年5-7月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光伏和蓄电池产品增速总体保持较高水平、强于同期该品类对欧盟的出口增速（图表7-8）。
2024年5月14日，拜登政府对华301关税新政正式落地，其中，针对进口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无论是否组装成模块）的关税税率将在年内从25%提高到50%，锂离子动力电池税率年内从7.5%升至25%，或许可以部分解释5月后中国对美光伏设备及储能电池的出口增速显著上升。
2021-2022年拜登政府推出了《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IRA），计划在2022-31年间对基建、芯片、新能源等行业新增1.2万亿美元的支出，约为2022年GDP的4.9%。其中，IRA提供了高达30%至40%的税收减免，直接刺激了企业投资太阳能和储能项目（参见《如果共和党再度执政——财政篇》，2024/10/20）。Ember的报告亦显示[2]，2024年上半年美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达到了20 GW，同比增长55%，明显高于欧洲市场10%-15%的增速水平。尽管欧盟也推行了《净零产业法案》（NZIA），但补贴力度和投资力度相对较小。
二、复盘18-19年中美贸易摩擦、学习效应逐步凸显，单位体积价值高/库存低品类“抢出口”效应或更明显
在18-19年的三轮加征关税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清单的行业范围从高端制造业扩大到消费品行业，而中国第一轮对美国加征关税产品行业主要集中于农产品、汽车、飞机等，第二轮关税清单则扩展到机械设备、光学仪器、化工、电机电器等类别（图表9-12）。
美国对中国第一轮5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医药等高端制造行业，涉及HS两位数编码18个子行业、1333个HS八位数编码产品。上述三类商品各有537、241和164项，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额分别为200亿美元、145亿美元和65亿美元，各占美国从全球进口上述商品的14%、20%和10%。但是上述清单未包括美国自中国进口额最大的HS四位数商品8517类电话机及其他通信设备（717亿美元），且进口金额第二大的四位数商品8471类自动数据处理设备（452亿美元）项下只有少部分商品（约17亿美元）进入清单。
美国对中国第二轮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行业范围显著增加，基本覆盖所有HS两位数子行业，涉及6048项八位数编码产品，消费品占比明显上升，其中化工品、纺织品以及金属制品占HS八位数编码产品最多，分别为1435、932和733条，占比分别为23.7%、15.4%和12.1%。实际上，从5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的商品，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逐步上升。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加税商品主要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中国从美国进口加税的消费品占比不大。
复盘2018-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走势，我们发现2018年贸易商对加关税政策或仍有疑虑，并未充分对此进行预期及规划，叠加前两轮的加关税政策从宣布到实施的窗口期较为短暂，“抢出口”现象并不明显，但2019年关税政策落地前2-3个月内清单产品出口呈现1-2成的同比回升，或体现“学习效应”逐步凸显。
首轮500亿美元清单产品提前出口现象并不明显，或因没有“学习效应”、贸易商反应窗口较短。2018年4月美国宣称对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随后的4-6月增速未见明显上升趋势，直到7月6日其中340亿美元清单产品先行生效，清单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至3.9%、8月/9月进一步转负至-1.3%/-18.8%。500亿美元清单的“抢出口”效应并不明显，或因中国出口商对美国加征关税重视度不够，且美国6月宣布7月即执行的节奏未留足够反应时间（图表13-14）。
第二、三轮清单产品则在关税政策落地前出现有一定“抢出口”现象，或反映贸易商逐渐定价美国的关税政策。比如2000亿美元产品清单在2018年7月10日正式公布并于9月24日开始生效，观察到7-9月美国从中国进口2000亿美元清单产品的同比增速逐月上升（14.6%/15%/20.8%），且较未进入关税清单的商品进口增速形成剪刀差，但持续时间、强度偏温和（图表15-17）。
而分行业而言，第一轮关税加征落地前 “抢出口”窗口期较为短暂，主要集中在2018年4-7月，期间汽车、飞机、光学仪器等产品可能由于单位体积附加值高，或对于较短窗口期“抢出口”的货运成本上升相对不敏感，出口同比增速较非清单商品（对照组）提升10-20个百分点。而纺服、家具、机械器具等或由于加征关税较晚、时间维度较长，叠加库销比位于1995年以来65-85%的较高分位值，抢出口期间增速上行幅度约5-10个百分点（图表18）。
往前看，相较于2018年、中国出口竞争力全方面提升，贸易顺差再创新高，全球贸易活动区域化趋势可能继续加剧，均可能强化贸易商本轮“抢出口”动机。而分品类而言，结合2018-19年的经验，截止今年8月，美国药品、电气设备、计算机等行业的经销商库销比位于历史较低分位值，其中药品和电气设备分位值仅位于1995年以来的15.2%和24.2%的较低分位值水平，或可能对“抢出口”期间的弹性有较大拉动（图表19）。
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中的竞争力进一步上行——根据IMF的统计，2023年中国贸易顺差占全球贸易顺差国比重达到27%、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比例亦超过13%、较2018年的11.8%进一步上行，且占比已超过同期德国、日本、英国等国总和。（图表20-22）。
另一方面，疫情后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有较大变化，疫情后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均边际增加了此轮企业“抢出口”的可能性。中美两国的贸易额在2018年后呈现明显回落，但在2020-2021年疫情期间双边贸易回升，而在2022年后这一趋势再度逆转，中美之间直接贸易额相较与其他贸易伙伴呈现出明显走弱，剪刀差逐步走阔、甚至已超过2018年的水平（图表23和24）。
本文作者：华泰宏观易峘、吴宛忆，来源：华泰睿思，原文标题：《华泰 | 宏观：关税预期如何影响“抢出口”》
易峘 研究员 SAC S0570520100005 | SFC AMH263
吴宛忆 研究员 SAC No. S057052409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