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4日，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于旧金山的家中，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逝世。
津巴多教授是社会心理学的开拓者。斯坦福大学在纪念文章中认为，他以非凡的洞察力和敢于探索人性深处的勇气，用科学方法研究现实中的人类行为，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心理学的理解。
国外多家媒体对他的离世表示哀悼，称他为“揭示人性光与影的先驱”。
全球最大的讣告数据库之一Legacy称他为“心理学的菲尔叔叔”，他以热情、亲和力和对心理学的深刻理解而著称，激发了无数学生和学者对心理学的兴趣。
谨以此篇文章，回顾津巴多教授具有代表性的三项研究及其对我们的深刻启示，也纪念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巨匠。
环境、权力与人性的阴暗面
1971年，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开展了斯坦福监狱实验，旨在研究社会角色与情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24名健康的大学男生被招募为实验对象，并被随机分为“囚犯”和“狱警”，每人每天支付15美元，实验计划进行两周。
斯坦福监狱实验招募志愿者的宣传单
被分配为“囚犯”的参与者被要求全天候待在狭小的“牢房”中，遵守“狱警”制定的各种规则和命令，接受角色带来的约束与限制。
而扮演“狱警”的参与者则被赋予权力，负责维护监狱秩序，制定纪律，并在不伤害身体的前提下对“囚犯”进行管理和惩罚。
“狱警”们可以采取一切他们认为合理的方式来维持监狱的运行，这让他们在实验中的权力逐渐膨胀。
一开始，参与者们虽然感受到情境的沉重，但仍能够保持一定的角色意识。然而，随着实验的进展，尤其是在第三天后，“狱警”们开始施行越来越多的心理控制手段，例如深夜剥夺“囚犯”睡眠、脱衣羞辱和强迫“囚犯”做俯卧撑等。
最终，有4名“囚犯”因情绪崩溃提前退出，实验在第六天因伦理问题被迫终止。“狱警”的暴力和心理虐待行为让参与者和观察者都深刻体会到情境的强大影响力。
津巴多教授后来也承认，这一实验超出了他的预期，甚至连他本人也受到了影响，实验负责人的职位让他变得偏执且冷酷。
他的妻子Christina Maslach，当时还只是一名刚入学的心理学研究生，在看到参与者的极端行为后哭着对津巴多喊道：“你难道没有看到那些可怜的男孩在遭受非人的折磨吗？为什么我能看到，你却视而不见？！”
她的干预最终阻止了实验继续恶化。
该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特定的情境中，人们的行为会受到环境的强烈影响，普通人也可能被情境推向极端。
这一实验为社会心理学带来了深刻的反思，同时也成为关于研究伦理的重要讨论案例。
社会心理学另一位巨匠Albert Bandura认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展示了社会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巨大影响，他将其与自己的“社会学习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了观察和情境在塑造行为中的重要性。
但Alex Haslam等专家认为，尽管该实验展示了身份认同和情境力量对行为的深刻影响，但也对实验设计的科学性和伦理性提出了质疑。
公众对此实验的看法同样褒贬不一。
一些人认为它揭示了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脆弱性，而另一些人则质疑津巴多教授作为实验的“监狱长”，这一角色使得他从中立观察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进一步加深了对实验伦理的争议。
人性中的光与暗
在津巴多教授的众多研究中，“路西法效应”是他对人性恶的一次深刻探索。
路西法效应这一概念源自津巴多教授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果的反思。他认为，当普通人处于特定的权力结构和环境下时，善良的人也可能表现出极端和恶劣的行为。
环境、权力和社会压力是人们做出恶行的重要因素，而不仅仅是个人内在的道德缺陷。
2004年，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让路西法效应再次受到公众的关注。
津巴多受邀作为辩方专家证人，为士兵伊凡·弗雷德里克二世提供证词，他指出，这些士兵的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和情境因素导致的，而非他们个人的道德堕落。
法官最后没有采信津巴多教授的证词，但他的发言和研究挑战了传统的“好人与坏人”二元划分。
津巴多教授并没有止步于探索人性的阴暗面。他也对“英雄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希望了解在极端情境中是什么让一些人选择做好事。
他提出，人人都有成为“平凡英雄”的潜力，只要具备正确的心态和条件。
在2006年，津巴多教授和泽诺·弗兰科首次提出了“英雄主义的平庸性”这一理念，并创立了“英雄想象力项目”，通过教育和培训帮助人们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成为社会中的正面力量。
HIP的使命植根于社会心理学实验的发现，包括阿希的从众实验、米尔格伦的服从电击实验和津巴多自己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些以及历史上无数的暴行揭示了哈娜·阿伦特所描述的“平庸之恶”，即没有人能完全免于被人性阴暗面所操控的可能性。然而，直到晚年津巴多教授都坚信，这种力量也可以被引导向善。
津巴多教授认为，英雄主义与路西法效应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适当的情境和支持下，普通人既可能做出邪恶的行为，也可能成为英雄。他强调，培养社会中的英雄主义意识，是应对不公和压迫的重要方式。
“决定命运的不是性格，而是你独一无二的时间人格”
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与研究伙伴约翰·博伊德在1999年提出了“时间悖论”，揭示了每个人如何通过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态度来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
简单来说，他们发现，面对时间的态度深深影响我们的决策、幸福感以及日常生活。
他们将时间观分为五种类型，每一种时间观都有其独特的影响：
过去积极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的人更倾向于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比如童年的欢乐和曾经的成就。这些回忆让他们在生活中充满幸福感。
过去消极时间观：相反，过去消极时间观的人总是沉浸在痛苦的过去，难以释怀，容易感到抑郁和沮丧。
享乐主义现在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的人崇尚“活在当下”，追求即时的快乐，比如派对、旅行和美食，但容易忽视长远的规划和目标。
宿命主义现在时间观：这种人觉得“命运已定”，对生活持消极态度，缺乏动力去改变现状。
未来时间观：未来时间观的人喜欢设定目标和规划未来，通常在学业和职业上很有成就，但也可能因此忽略了与家人朋友的联结。
津巴多教授在贫困中长大，这使得他从小便对未来充满规划，并相信通过教育和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种未来导向的时间观推动了他在心理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然而，津巴多教授在晚年反思时，也意识到过度关注未来可能让人错过当下的重要时刻。因此，他提倡一种“平衡时间观”——既要享受现在，也要设立合理的未来目标，同时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
津巴多教授提倡且认同的“平衡健康的时间观”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时间观，津巴多教授与约翰·博伊德共同开发了“津巴多时间观量表”。
这份问卷通过一系列问题来衡量你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态度。如果你对自己的时间观感兴趣，可以尝试在ZTPI中文版本进行测试。
最后测得的各项平均分，可以参照这张解析图了解自己的时间人格
津巴多教授在他晚年的演讲中多次谈到人性善恶的问题，指出环境和情境在塑造人类行为中的关键作用。
他批判了“坏苹果论”，认为历史上的许多暴行并非因为个别的“坏人”，而是因为系统性或文化力量创造了不良的环境，正是这些“坏苹果桶”在助长恶行。
津巴多教授还提到他的高中同学、研究同事斯坦利·米尔格伦的服从电击实验，指出即便是普通“善良”的人，也可能在错误的情境中盲目服从，逐步犯下恶行。
他说：“所有的邪恶都始于那15伏特。”
此外，津巴多教授晚年还在国内的B站平台上开设了自己的账号，回答了许多中国网友关于心理学的疑问，包括对MBTI的流行，AI对心理学的影响等热门话题的看法。网友们也纷纷表示，“有种亲妈喂饭式答疑解惑”。
津巴多教授在b站对网友关于AI与心理学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以一种开放和幽默的方式与年轻人沟通，试图用心理学知识帮助更多人理解自己、理解世界。这种与公众的互动再次展现了他作为心理学家的责任感和对传播心理学的热忱。
就我个人来说，津巴多教授也是我学习社会心理学的启蒙导师。2019年4月16日，我在Penn State University读书期间，有幸聆听了他的一次校园讲座。当时，偌大的礼堂里座无虚席，大家都怀着敬仰之情等待着这位心理学界的传奇人物。
当津巴多教授走上讲台时，他穿着印有超人标志的衣服，用温和的语调、幽默的开场白，让整个礼堂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他讲述了自己在心理学道路上的曲折经历，以及斯坦福监狱实验背后的故事，既有科学探索的热情，也有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讲座结束后，我鼓起勇气上前与他交流，没想到他亲切地回应了我。当我问及“如果人性中的恶是如此普遍，那该如何才能让人变得更好，所谓的英雄主义又要如何实现？”
他表示，人们需要被引导向更高层次的道德秩序，仅仅以“我只是服从命令”作为借口绝不应该成为恶行的正当理由。
他相信，尽管不易，但改善我们文化环境的努力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塑造正确的思想和文化，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就在我们即将结束谈话的时候，津巴多教授突然搂住我的肩膀，说：“现在换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那一刻，我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脑中飞速闪过各种可能的深奥问题——也许是关于这次演讲我的理解，也许是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认知。我有些紧张，甚至做好了用“对不起，我不知道”应答的准备。
“学校附近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地道的中餐厅？”
这句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看到我呆愣在原地的样子，教授笑了，那笑容中带着几分得意，仿佛一个恶作剧成功的老顽童。
他拍拍我的肩膀，“别那么紧张，孩子！保持好奇，保持热爱，未来的你一定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最后，我想分享一段津巴多教授在其自传里写的话：
不希望墓志铭只写着“他是那座斯坦福监狱的监狱主管”。
如果有一个很大的墓碑，可以这样写：他把人们从害羞的牢笼、无知的牢笼、自我膨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他做得兴致勃勃，同时也激励每个年轻人去成为“平凡日常中的英雄”。
Rest In Peace，津巴多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