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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CCFI 上涨 0.1%，SCFI 上涨 118.11， SCFI 连续两周上涨，看样子运价有较为明显的企稳趋势。说实话，这个 11811 的数字还是很符合海狗的调性。
股价方面本周其实表现一般，只有今天这最后一天比较亮，下周依旧是未知数。
H 股已率先开始回购，A 股最快也还要个十几天，接下来的日子可能对于老水手来说又是比较无聊的等待了。
可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希望本次回购最终以回购期限内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而告终。
最近几个月在我看来唯一值得期待的有两个：一个是 CCFI 四季度均值究竟能到多少，我希望在 1200-1500，如果更多自然更好；另一个就是一月份会不会发全年预增了，目前看发的概率很大。
下面又是陪伴水手的长文了，本周是第九周，依旧是一本书。
本书所讲述的疾病几乎是所有人都熟知而又惧怕的，它历史悠久，从公元前2500年就有对其的记录；它令人闻风丧胆，因为即便是现在也没有十分有效的治疗手段。它就是——癌症。
而本书正是悉达多·穆克吉的《众病之王：癌症传》。
作者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是印度裔美国医生、科学家和作家。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癌症医师和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在牛津大学获得致癌病毒研究的博士学位，并在读书期间荣获罗氏奖学金。他的实验室主要致力于运用新型生物方法开发抗癌药物。
曾在《自然》、《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神经元》、《临床研究杂志》等期刊，以及《纽约时报》、《新共和》等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和评论。
与其说这本书是一本有关疾病描述的医学书籍，不如说它是一本类似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它用拟人手法来编写了癌症的传记。它并不像一般介绍病理的书籍那样，从高深而又无趣的角度去解释这种疾病的原理。而是凭借翔实的历史资料、专业文献、媒体报道、患者专访等众多信息，向大家阐述了癌症的起源与发展，人类对抗癌症、预防癌症的斗争史。
这也是我对于这本书非常着迷的原因，因为它不仅完整的描述出了癌症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也同时展示出了人类在抗击癌症的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辛和遇到的困难。
虽然目前治疗癌症的方法日新月异，但从普遍程度上说，并不是每一种癌症都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很多常见的癌症，依旧很难治愈。很多非常有钱的人，也没能逃过一劫，比如说乔布斯。
回想一下自己身边，家中不乏因此病而去世的亲友。所以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可以多读几遍，以此对癌症多一些思考与认知，重新审视一下癌症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书中开篇有一句话写的是：对癌症最早的医学描述，见于最初撰写于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文本中：“乳房的隆起性肿瘤……触摸它们就像在触摸一只球状包裹。”谈及治疗，这部古卷写道：“没有治疗方法。”
相对于古时候的束手无策，我们今天确实有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但即便如此我们面对癌症的胜算依然没有多少，别说是通用的治疗方法，即便是针对某一特定类型的癌症，我们也没有可以完全治愈的手段。
除此之外，更加残酷的一个事实是癌症不但难以治愈，就连预防也是让我们无从下手，它似乎更像是人类个体的一种宿命。
癌症之所以能够成为众病之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癌症并不是一种外源性疾病，而是通过激活（所有正常细胞内都含有的）内源性的癌症前体基因而引起的。
简单说就是，癌症这种疾病并不像感冒、腹泻之类由于细菌或病毒入侵所导致的疾病。而是由于自身细胞发生基因突变从而导致原癌基因激活，最后细胞疯狂生长不受控制的一种疾病。
为什么内源性的疾病比外源性疾病更恐怖呢？说起这个原因，疫情三年的新冠正好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个很好案例。
新型肺炎（新型冠状病毒，即“2019-nCoV”）的流行而让所有国人终生难忘。疫情、封城、全面戒备，口罩、疫苗、健康码，时刻处于一种战备状态，每天关注的都是疫情的确诊人数和蔓延情况。
而当时正好又赶上了春节，一场春运显然加速了这种传染病的扩散。这正是传染病的传播特征。
但无疑，这是一种典型的外源性疾病，虽然在疫情的一开始没有找到明确的传染源头，但我们十分清楚这种疾病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入侵人体所引发的。因此我们便可以制定出很多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对于这种传染病，即便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应对病毒本身，也可以通过“隔离”这种古老的手段来有效控制病情。也就是针对致病源和其传染途径进行控制。
通过隔离传染源、封锁道路交通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者在必须外出的时候通过佩戴口罩、勤洗手消毒来进行防范。这些方法虽然不能直接治愈患者，但却能够有效的阻止病情蔓延。
回头来看，我们确实通过这样的方法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同时，疫苗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当然以上这些措施落地起来绝非易事，很多细节在落实起来并不像我们想想中的那么容易。比如当年在严峻的形势下不戴口罩的大有人在，而且还自认为没什么事情，也依然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到处乱窜。
但是至少我们从发现第一例病人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明确的应对方案。但反观我们与癌症之间的这场耗时千年的战争，仅仅是弄清致病的根本原因就耗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
癌症是一种内源性疾病，它不是由病毒或细菌入侵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这就使得我们并没有一种有效的措施可以预防。比如艾滋病就是由于感染艾滋病病毒引起的，而目前来看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治愈感染者。但我们至少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自己感染。
回头来看癌症，你会发现，治疗很困难，预防更困难。
为什么预防会更困难？一是因为癌症发病率与人类的年龄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年纪越大就越容易得癌症；二是因为对于外来的致癌物质，我们很难做到完全避免。
首先，与癌症发病率强相关的因素是年龄，也就是年纪越大越容易得癌症。这一结论是得到全球癌症统计数据验证的，我们能从联合国统计的癌症发病率数据中发现，人均寿命越长的国家，癌症发病率越高。
统计数据是这样，而经过人类对癌症的不断研究发现，其底层原理也同样支持这样的结论。癌症主要由细胞内的基因突变所致，这种突变使得原癌基因被激活、亦或抑癌基因被失活。这种基因突变很大程度上并不来源于外界刺激，比如辐射。而是由于基因在人体内的不断复制所导致。
人类身体内所有的细胞并不是从生到死都伴随着我们，而是不断的更新迭代，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细胞死去，当然也有大量的细胞诞生。新细胞的诞生必须由基因来控制完成。
你可以在此时把基因想象成一张图纸，它就像建筑物的设计图一样，只有在它的指导下细胞才能被正确的构建。所以每一个新细胞的构建在一开始都需要先复制一份基因图谱。这个过程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复印机复印文件的过程。
问题恰好就出现在这里，并不是每个细胞都在用基因图纸的原稿（最初的基因图纸）来完成复制，而是利用其它细胞的基因图谱来完成复制。这就好比用复印件再复印。如果有条件你可以尝试一下在复印机上干这件事，经过若干次之后你就会发现，最终得到的复印件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
所以当我们身体内的细胞在不断复制的时候，就是在用每一次得到的复印件去重新复印，久而久之我们的基因在复制自身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差错。一般来说这些出了错误的细胞会被体内的免疫系统清理掉，但是那些由于突变而成为癌细胞的个体却能逃过追杀，在人体内存活下去。
这便是衰老与癌症发病率高度正相关的主要原因，而对于衰老这件事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的它，我们可以用各种手段去保持容颜的年轻，但这一切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年龄。
其次，除去年龄这种自身因素，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大量的外来致癌物质，相信大家对这类致癌物质并不陌生。比如紫外线、核辐射、吸烟、饮酒等。
看上去如果我们能够界定出来所有致癌物质，然后避免与这些致癌物质接触，从而就可以极大程度的减少致癌风险。但事实上，做到这几点是十分困难的。
就拿吸烟致癌这件事来说，想要用科学的方法证明这件事成立就非常的困难，因为你很难排除所有其它因素而单一的去对比吸烟和不吸烟的人在患癌症方面的差异。
总不能随机挑选一批人，强制让一部分人吸烟，另一部分人不吸，然后进行对比吧，这显然有违道德伦理。
最终在1951年由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和理查德·多尔利用一个巧妙的统计实验对其进行了证实。
这一结果能够成功被证实，得益于一个有利的因素。在英国，医疗卫生国有化的努力结果是实现了6万多名医生的集中注册。每次遇到注册医生去世，登记员会注明详细的死因。这个结果为人群研究创立了一个“幸运的实验室”。
1951年10月31日，多尔和希尔给约59600名医生邮寄了包含调查问卷的信件。调查问题刻意设计得很简洁：受访者的吸烟习惯和估计的吸烟总量，别无其他。多数医生可以在5分钟之内做出回复。他们收到了41024名医生的回信——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多尔和希尔在伦敦列出了这些医生的名单，把他们分为吸烟者和非吸烟者，每次这群人里有死亡上报时，他们就联络登记处，确定死亡的精确原因。患肺癌死亡的人，被按照吸烟者和非吸烟者制成表格记录。现在，多尔和希尔可以坐下来实时观察癌症的发展了。
从1951年10月至1954年3月的29个月里，多尔和希尔的原始人群中有789例死亡报告，其中36例死于肺癌。当统计吸烟者和非吸烟者因肺癌死亡的病例时，相关性一目了然：所有36例死亡都发生在吸烟者中。两组的差别如此明显甚至都不需要用复杂的统计学度量来辨别。设计这个试验本是为了给肺癌起因提供最严格的统计分析，但是最后连初等数学都没派上用场就完成了证明。
放在今天我们有了更多、更大的数据样本，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统计结果，但统计结果表明的只能是概率问题。简单说就是接触致癌物质会导致癌症发病率提高，但并非一定会得癌症。
数据显示，75岁的烟民有16%的概率会死于肺癌，不抽烟的同龄人只有0.3%死于肺癌。显然这组数字明确指出了吸烟对于癌症肺癌发病率的提高。但也说明烟民中有84%的人在75岁不会得肺癌；同时全世界不抽烟的人里每年也会有好几十万人死于肺癌。并非远离了香烟就远离了肺癌。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那个谁谁谁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劝他戒烟的医生都死了。这个生活实例很好的证明了吸烟所提高的是致癌几率，而并非抽一口就会得癌症。
几乎所有的致癌物质都和吸烟一样，在证明它们是致癌物质时，就有很大的难度，并非每一种都和吸烟一样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统计学实验进行证明。而就算证明了它们真的是致癌物，也仅是对发病概率方面的增加，这种长期风险往往容易被大众所忽略，避免起来也是难上加难。
曾今我的一个同事和我说过一句话：“我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可我为什么没戒呢？因为抽一根不会立马死啊。”这也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了，知道致癌物质和能够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这其间相隔万里。
况且，在我看来抽烟其实就是变相的吸毒，这说的有点严重，但你想想，如果香烟内没有尼古丁这种成瘾物质，你会抽吗？
正因如此，我才会在前面说比起治疗预防其实更难。因为这并不像是病毒、细菌之类的致病源，我们可以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来防范。对于致癌因素来说，我们无法改变衰老，也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现在回头来看看对于癌症，我们又有哪些治疗方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治疗手段确实不断进步，也逐渐完善。相信很多治疗方法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化疗、手术、靶向治疗等等。
这些方法的核心本质就是用不同的手段（物理、化学）来杀死癌细胞。比如化疗，就是利用化学药物来遏制癌细胞的快速生长；比如手术，就是直接切除癌细胞的病灶部位。
而对于癌症治疗的难点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不伤及无辜。
从上面所讲的癌症原理中，你很容易理解到，癌细胞其实就是我们正常的细胞发生变异而生成的。所以，它和我们自身的正常细胞几乎是一模一样，这就使得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很难将其区分。
为什么接受化疗的人会掉头发，因为在使用化学药品遏制癌细胞快速生长的同时，我们体内正常的需要快速生长的细胞也会受到遏制，比如头发。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以智能识别癌细胞的方法或者药物呢？还真有，这就是后来出现的靶向治疗，简单说这种药物可以精准的识别出癌细胞，然后对其进行标识，最后由体内的免疫细胞来干掉癌细胞。
这个堪称完美的方法想要在所有种类的癌症上实现却比登天还难，虽然我们把肺癌、乳腺癌、食道癌等等都统称为癌症，但对于具体的每一种癌症来说，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就意味着针对不同种类的癌症，我们需要不同的靶向药物。比如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卫，这个药只能说普遍适用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对于其它癌症来说，并不一定能够有效。
所以，准确的说癌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整族的疾病。这些疾病在基本的生物学层面上息息相关，它们都表现出是细胞的病理性增殖这一特点——它们有时是一些不知道该如何死亡的细胞，但更为确定的是一些不知道该如何停止分裂的细胞。
这种异常的、不可控制的细胞生长，通常起源于某个单一细胞，细胞反复增殖，并且每一代都产生某种小的进化循环，产生越来越多进化了的细胞。不过，虽然前列腺癌、乳腺癌、淋巴癌之间有深刻的共性，虽然它们在细胞层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每种癌症仍各有其自身的面貌。
针对每种癌症研究不同的药物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但雪上加霜的是同一种癌症自身也会产生抗药性，就好比我们用抗生素杀细菌一般。
在非靶向药物的时代，众所周知癌细胞可以通过各种巧妙的机制变得具有耐药性。有些细胞通过激活分子泵发生突变。在正常细胞中，这些分子泵能从细胞内部排出天然毒物和废物。而在肿瘤细胞中，这些激活的泵从细胞内部排出化疗药物。
由于免受了化疗的打击，这些耐药癌细胞成长得比其他的癌细胞快；还有一些癌细胞会激活能摧毁或中和药物的蛋白质；另外一些癌细胞迁移到体内药物鞭长莫及的避难所，如淋巴细胞白血病在脑部复发。
对于靶向药物治疗时代来说，抗药性的情况同样会发生。继续拿刚才举例的格列卫来说，通常情况下，格列卫会滑入白血病细胞的Bcr-abl蛋白质中央的一个窄小的楔形裂隙中，使这个白血病细胞会被标记。就像一位化学家所形容的：“箭头刺穿蛋白质的心脏中央。”
然而白血病细胞会通过一个更加狡猾的机制变得能够抵抗格列卫：细胞发生突变，特异性地改变了Bcr-abl的结构，创造出一种仍然能推动白血病增长却不再能与药物结合的蛋白。
Bcr-abl中抗格列卫的突变，改变了Bcr-abl蛋白分子的“心脏”，格列卫因此不再能抵达蛋白质中的关键性裂隙，从而导致药物失效。癌症为了逃避靶向治疗，已经变换了标靶。
于是你会发现还没等我们把所有不同类型的癌症相对应的靶向药物都找出来，可能现有的靶向药物就已经失效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们和癌症就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们可以直接向癌症的阿喀琉斯之踵射出无数的箭，但这种疾病只需要换只脚就能隐藏这个弱点。我们和善变的对手陷入了永恒的争斗。当慢粒白血病细胞踢开了格列卫，只有用另一种不同的分子变体才能再次压制它们；而当白血病细胞再次超越这个药物时，我们就需要新一代的药物。如果我们稍微放松警惕，哪怕只是片刻，战局的天平就会倾斜。
在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镜记》中，红桃皇后告诉爱丽丝，脚下的世界永远在飞快地变化，唯有不断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位。这也是我们对癌斗争的困境：我们被迫不停地奔跑，只是为了保持留在原地。
于是你会发现，人类对抗癌症之所以如此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癌症其实太像我们人类本身了。它通过自身的不断进化而逃过人类的追杀手段；而各种不同类型的癌症，也和人类社会千人千面的特点十分相似。
所以癌症更像是人类的一种宿命，它有备而来，目的就是是为了阻止人类个体的永生。但这也许正是促进人类整体族群得以永续的基石，亦或可以说是基因不断进化通往永续的一种手段。
在所有物种中，很多基因都是相似的，比如我们和老鼠有85%的基因是一样的，我们和黑猩猩只有不到2%的基因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假如当某天老鼠消亡了，但是它有85%的基因在人类身上继续的延续下去了。
所有生命的底层代码都是基因，所有物种都是基因前往进化的一个载体。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史中，环境会对所有的基因的变化进行检测，所有基因微小的改变所实现的功能，都会得到环境的检测。适应的就会存活下去，不适应的就会消亡。
任何生物能够适应环境得以生存，最底层的依靠都是来自于基因的改变，也就是基因的排列重组与突变。
比如在西藏高原生活的人，他们往往能够表现出更好的高原适应性，这其中的原理就在于他们自身的基因的微小突变。这个特殊的基因是EPAS1，由华大基因发现，发表在美国权威学术刊物《科学》。
华大基因利用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对50个藏族人的全基因组外显子进行测序，并将结果与低海拔汉族人群以及高加索人群的外显子进行对比，通过一套新开发的寻找自然选择信号的算法，计算出在藏族人群中受到自然选择的基因。这些受到自然选择的基因，就可能是在藏族人群高原适应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基因。
结果显示，有一系列基因在藏族人群的高原适应中发挥作用，其中EPAS1基因可能起着关键作用。进一步通过对藏族人群中EPAS1基因的改变位点进行关联分析，发现EPAS1基因中受选择的基因型与藏族人群血红蛋白的代谢有关。EPAS1基因是HIF通路（低氧诱导调节通路）中的重要基因，在人体面对低氧环境的调节通路中起到核心作用。
藏族人群特有的“EPAS1”基因不同于汉族人群，正是这种遗传基因阻止了藏族人血红蛋白浓度的过度升高，降低了各种高原性疾病发生的可能性。
基因通过不断的改变与试错来完成对环境的适应，这个过程并非是一个人为设计的过程，而是一个一直在进行中的演化过程。所以基因的不断进化是需要个体的不断更迭。
但对于个体来说，其自身的基因是很难发生改变的，所以对于环境的突变个体是无法通过基因突变来适应的。比如说当年的恐龙，它们曾今称霸全球，但面对环境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任何个体可以适应。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个体无法再改变的基因是无法再去适应变化的环境，所以死亡是每个个体最后的宿命。而扩展到群体来说，僵化复杂的程序体系，不具备改变适应的可能。
所以最终，是否死亡就等于重生？
对于个体来说，我们身上每天都有大量的细胞会死亡，而这些细胞的正常死亡才使得我们可以很好的存活下去。如果身体中的一个细胞不能正常死亡，那么它不就是我们所谈论的癌细胞吗？
于是你会发现：细胞的死亡成就了个体的延续；个体的死亡成就了种群的延续；种群的灭亡成就了自然的延续。
癌症似乎早就在人类个体迈向永生的道路上等着我们，它是个体永生的终结者，却又是群体永生的守护者。
为了种群的延续，个体必须要努力生存，因为个体都死光了，种群也就不存在了；但同时，为了种群的延续，个体也必须接受死亡的归宿，因为无法再改变基因的个体无法适应环境的复杂变化。
而对于人来说，个体的死亡可能更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有一句话说的好：为什么最后大家都接受了工业革命？不是因为大家的思想转变了，而是因为不接受的都死了。
所以在我们与癌症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我们最终需要考虑的也许并不是如何打赢这场战役，而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这所有生物个体都难逃脱的宿命？这才是癌症留给我们的最终挑战。
最后，祝每个水手周末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