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期数据来看，未来数月更多指标或更偏向成长风格的选择。 成长价值风格定义。对于成长属性来说，主要看高营收增速、高盈利增速、高ROE水平。对于价值属性来说，主要考虑低PE/高PCF/高股息/低PB。 成长价值风格差异化形成的时间应定为2010年之后。1)2010年前，成长风格和价值风格的差异并不明显，2010年后进行成长和价值风格的头寸偏斜，才开始具备实际投资意义。2）从成长和价值指数净值走势来看，在2010年前，成长和价值风格净值走势趋近相同，比值和差值亦处于窄幅波动区间，其中一次大幅波动也是源自A股整体牛熊变化。3）2010年以后，成长、价值和高、低估值指数的相关性开始显著升高。从背后原因角度看，2010年之前，经济处于重总量的高增速发展阶段，Beta收益主导，个股同涨同跌，Alpha特征不明显，风格亦不明显。4）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段是2013-2015年，国证成长/价值走势与创业板/沪深300走势形成悖离，也与投资者对此阶段成长占优的记忆不符，这种差异并非风格差异不明显，而是由于决定即期国证成长、价值指数成分股编制的7个财务要素皆是基于过去三年的历史数据，2009年“四万亿”出台后，大量信贷及高通胀环境下，一些传统价值股盈利大幅增长而被动调入成长指数，使得2013-2015年成长/价值走势与创业板指/沪深300走势相比有所差异。 主动股票型基金二选一的历史效果如何。从赔率角度看，股票型基金对于风格的把握较好。2010-2022年走势较为趋同，反映了机构投资者对于风格二选一的历史把握度较好，具有明显的顺风格投资特征，然2023及2024年，机构投资者对于风格的判断出现了一定偏差。从胜率角度来看，股票型基金对于风格的判断效果则较差。从普通股票型基金年度收益率完全跑赢年度占优风格的频率来看，过去15年中，仅6个年份能跑赢，3个年份完全跑输，剩余6个年份收益率居于成长、价值之间。从配置金额角度来看，机构投资者2019年后才更加侧重风格Beta收益。以普通股票型基金作为基准去讨论，无法有效剔除机构投资者Alpha选股的贡献到底有多少，我们统计了每年机构（主动股票型基金）重仓股中，所持有的国证成长、价值成分股对应的持有市值和占比，从结果看，2019年之前，机构对于国证成长、价值的整体持仓金额和占比分布相对均匀，有节奏波动，但幅度较小，这说明了投资者在2019年之前对于风格Beta的选择较为均衡，超额收益或更多来自选股。2019年后随着新能源为代表的成长赛道投资的高景气，叠加公募基金发行高峰，机构大幅提升了对成长风格的配置倾斜，对于Beta配置的倾斜加大，而仓位过度倾斜后，一方面是对2022-2024年的三年风格反转判断有误，另一方面也存在快速转身及再度顺风格配置较为困难的情况。 成长价值风格定价要素。从定价原理视角而言，长久期价值与短久期价值的比率取决于分子层面的复合增长率（复合g），以及分母层面的折现率r，及永续增长率gn。考虑上述核心指标难以直接获取，我们主要对影响分子、分母及其他方面的指标进行选取及拟合。影响分子的指标，从趋势相关性角度，我们选取相对盈利/ROE增速、PMI、CPI-PPI三项进行拟合。影响分母的指标选取ERP、期限利差、美债利率三项。动量指标选取月收益动量、三年趋势动量和成交量三项。两种汇总方法显示策略净值分别为1.32/1.49，超过基准0.81。 风险提示：1）成长、价值风格定义不再具有代表性，2）成长、价值风格后期表现的差异化有所收敛，3）成分股财务数据异常波动导致风格指数失真，4）历史数据归纳的有效性失效，历史复盘经验或具有特殊性，对于市场未来表现的指向性或降低。
